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 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文化变迁

发布时间:2024-01-17 09:01:18浏览次数:13
福师《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FAQ(五)第三章第一节 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文化变迁一、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特点。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商品规律逐渐成为社会运行的杠杆,社会开始转型。这期间,原有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受到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都受到空前的挑战。1、人文精神的失落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在市民阶层壮大的同时,一种以实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市民意识形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市民阶层必然发展壮大,他们也必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八十年代前期,市民意识还只是雏形,还处于自发阶段,还没形成自觉。但是,这种以实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只要一出现,必然会对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精英意识形态形成冲击。2、知识分子内部结构的调整八十年代中期,国家的政治已从意识形态的承诺转向经济形态的承诺,社会价值观念也从英雄主义 、理想主义、传统道德观念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价值主义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承诺,而是真真正正地在实践着,进行着的事业。经济的增长与科技的进步的关系是直接的、密切的,与人文知识的关系则是间接的、松散的。在这样情况下,科技知识、科技知识分子取代了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中心位置的趋势就成为必然,科技知识分子受到了从国家到民众的普遍重视,进入社会与权力的中心,而人文知识和人文知识分子开始退到社会的边缘。3、作家社会角色的转变市民阶层的崛起不仅改变了文化消费的形式,而且也迫使文化消费品发生了质变。市民阶层一旦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出现,就不会甘心受人摆布任人教训。他们需要的是平等地反映他们生存状况、生存要求的作品,他们甚至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独立的意志,希望被承认、被歌颂。于是, 调侃国家意识形态,嘲讽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消解一贯为文人墨客所自豪的高雅情趣的王朔的小说就一路走红;视点下沉,表现普通市民生活原生状态,不对市民价值观念妄加评论的新写实作品也受到较为普遍的欢迎。文化市场的形成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改变了作家的社会角色。4、走向世界的文学梦八十年代中期又是一个多梦时期。农村的改革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希望的田野上 ”的歌声似乎已经预示着城市改革的美妙前景,整个国家处在一片欢乐之中。作家们的文学梦,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同样浪漫起来。二、社会转型期作家人文精神逐渐失落的原因是什么?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与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分不开的,但更重要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张扬的“人文主义”精神本身就具有很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人本主义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它反封建、反教会、反神权,提倡人性、自由,反对原罪说,肯定现世生活,崇尚理性和智慧,反对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曾发挥过强大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人本主义的乌托邦性质也就逐渐暴露出来。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仍然高举起人本主义大旗,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五四时期以及之后的中国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所以人本主义的影响实际上也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虽然在五四时期有过一度辉煌,却不可能取得根本的胜利。1 9 7 6 年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状况与五四时期十分相近,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接过了五四时期的人文主义大旗。但是,人本主义在反极左、反封建时是相当犀利的,可它面对商品经济大潮时, 就显得十分无力 。所以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 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也是历史的必然。第三章第二节 叙事的变革:先锋小说一、先锋小说家拒绝意义,拒绝深度模式的最初动因是什么?一般认为,先锋小说是小说叙事中的革命,先锋小说家的创作是进行自觉的文本实验。其实,先锋作家的出发点并不完全是革命,而是急于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让小说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关注社会回到关注小说(叙事)自身。因此,他们最开始的具体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拒绝意义,拒绝深 度模式;而所谓的叙事革命或文本实验,可以说是他们为达到上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也可以看成是他们进行上述努力的结果。二、为了消解意义,先锋小说家主要进行哪些反传统的操作?  1、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是“戏拟”。所谓“戏拟”,就是一开始故意模仿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颠覆这种方式。在先锋小说家中间,运用“ 戏拟 ”这种方式最受注目的是余华 ,他的《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以及《古典爱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河边的错误》是对传统侦探小说模式的颠覆。象一切公案侦破小说一样,这篇小说的情节非常曲折:在河边离奇的谋杀一再发生,有案发现场,而且不止一个。于是侦察员发现一个又一个的疑点,但又一个又一个的排除。最后,警方发现凶手是一个疯子,而他的杀人则毫无动机可言。公案小说或其现代变种侦探小说,是对动机因果最为重视的小说,其因果链上一切不清楚的环节,只不过是伏笔,都是为最后的彻底曝光做准备。但在余华这篇小说中,因果链完全破坏了作案动机被疯狂取代,小说的结尾变成无可拯救的漆黑。  2、先锋小说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的另一方式,是故意在小说中设置“空缺”。传统的小说在时间上是完整、明晰的,故事是有头有尾的,时间链条和因果链条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传统的小说总是阐释性的,它通过对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交代,显示自己的意义。而实验小说家则有意设置空缺( 不是省略 ),使得小说的时间链条被打断。时间链条被打断之后,因果链条也因此而被打破,小说的意义也就无法被整合出来。在故意设“空缺”方面,格非的小说《迷舟》就是典型的代表。这篇小说把北伐战争作为故事的背景,时刻让你感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小说还用时间作标题(除引子外),有关萧七天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但惟独第六天晚上他去榆关做什么成了空白(空缺),而这空缺又是小说至关重要的。萧死了,成了无法补上的空缺,读者无可判断。这不是省略,因为这是整个故事中最关键的,最需要讲述的。这里的空缺就把时间链条和因果链条破坏了。  3、先锋小说家对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还在于通过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反叙事的实验。先锋小说家都重视小说的语言实验,但在语言实验上走得最极端的是孙甘露。他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作品彻底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每个句子、每一语段都让人看 得懂,但整篇小说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只是那些句子和语段的随意搭配,只是能指的自我指涉和相互指涉。三、先锋小说家进行文本实验的文学史意义。1985 年前后,作家、读者对文学成为政治意图和观念载体的方式不再持普遍的赞赏、呼应的态度,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时期,文学和作家的“边缘化”趋势也日益明显。所以一部分小说家转向了“通俗小说”的创作,而另一部分小说家则转向“文学自身”,转向了小说文本和叙述方式的实验。这时出现的“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都具有当时所称的“先锋”的特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但由《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等作品,又引发了“伪现代派”的争论。后来的批评家在论及这个时期小说创作时,也都把“现代派”小说与随后出现的“先锋小说”(或“ 实验小说 ”)区别开来。与“现代派小说”表现了对于小说的精神气质更多的关注不同,“先锋小说”有着更为鲜明的“文体”实验的指向。先锋小说家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小说的“虚构性”,重视小说叙述方法上的意义和变化。而被批评家看作是“先锋小说”的起点,则是马原 1984 年发表的《拉萨河的女神》。先锋小说因其率先在中国大陆进行文本实验而引起文学圈子的震动,但与寻根小说相比,他们努力显然得不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先锋小说的热闹是文学圈内的热闹,一般的读者并不以为然。在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中,先锋小说很快就陷入困境,这一实验家族的作家们在几年后也纷纷降低了文本实验的努力,而采取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叙事方式,他们的创作也就不再具备纯粹的先锋性。所以,批评界所讨论的先锋小说,一般也只是指上述这些作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但是,先锋小说的辉煌虽然是短暂的,它却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观念、小说模式,并且对九十年代的小说叙事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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