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古代散文的历史发展 唐代贞元后期（785—804），韩愈、柳宗元相继登上文坛，散文文体和文风改革出现了全新局面。在我国散文史上，骈体文取代散文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终于告一段落，将主导地位让位于古文。 关于散文的发展，柳宗元曾有一个说法：“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西汉文类序》）在这三个时期中， 殷周之前是第一阶段： 所谓殷周之前实指殷与西周。 殷以前的虞、夏并没有留下散文。因为散文与诗歌不同，诗可以口耳相传，文则必须用文字记录。现在流传的《尚书》，其中《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的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韩愈说他识古书之真伪，实际上于此并没有辨析清楚。他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其实，虞夏根本没有散文。现存最早的散文是《尚书》中《盘庚》以下诸篇，及青铜器上的铭文、甲骨上的卜辞。卜辞只是一些简单的句子，很少成章节的；铭文长的也不多，有些有叙事，但极简单。《尚书》中诸篇文情较胜，但语言也是“佶屈聱牙”。 散体文的代表是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柳宗元所说的第二个时期，是西汉，其实应从春秋末年算起，主要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我们这里借用郭沫若的一段话来说明： 到了春秋末年，尤其是战国年代，便完全不同了。先秦诸子差不多都是优秀的文章家，而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四家为杰出。在战国以前，是没有私家著述的，……私家著述的风气是到战国中叶才勃然兴起的。以散文言，文体的特征是多用语助辞，转折生动，气势充沛，虽然离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在今天读起来，也还是不难理解。那些语助辞，如焉、哉、乎、也、者，其实就是当时的口语声调。稍通古代音韵的人便能理会，战国时代的古文其实本是当时的白话。 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散文可分为史家记事与私家著述两大类。史家记事的 如《左传》，记言的如《国语》，私家著述如《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墨子》。从《左传》的“春秋辞令”到战国时的纵横家游说之辞，颇多铺张扬厉、语带排比，也有引用史实、寓言以证实自己的观点，为汉代辞赋 、杂文开了先河。私家著述主要是诸子，议论纵横，辞多明畅，其中也有寓言、故事，特别是说理、议事，逻辑严密，为后来议论文打下基础。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至战国期间，各体散文都已成熟，正如章学诚所云：“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这时的散文已由《论语》那样的语录、对话发展为长篇大论以至专门论著，如《荀子》、《韩非子》、《孙子》、《吕氏春秋》；由《春秋》那样简约记事发展为高度发达的叙事之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深于取象”，即是就文章大抵富有形象性而言。在用语方面，这一时期的文章是散文而杂韵语。骈、散之别在此时还未出现。以散行为主，杂有韵语，可以使文章便于上口。 总之，先秦散文不分骈散。但先秦散文中却大量存在骈俪之词。如《周易》中就存在着大量的骈骈偶语，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字句或殊，而偶意一也。”《文言》全篇语词对偶现象非常突出，如： 乐行、忧畏；长人、合礼；和义、干事；庸言、庸行；闭邪，善事；进德、修业；知至、知终；上位、下位；同声、同气；水湿、火燥；云龙、风虎；本天、本德；无位、无民；潜藏、文明；隐见、行成；学聚、问辨；宽居、仁行；合德、合明；先天、后天；存亡、得丧；余庆、余殃；直内、方外；通理、居体。（阮元《文言说》） 但先秦文章的骈俪是出于自然， 并非刻意安排。 其次， 先秦的文章句子不长，是早期语言的必然形态，短句大量运用自然易于出现骈偶。 西汉最具时代特征的文体是辞赋，此外还有议论文和史传文。议论文承先秦诸子之余风，以子书面目出现。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桓宽《盐铁论》、刘向《新序》《说苑》、扬雄《法言》、王符《潜夫论》、刘安《淮南子》、王充《论衡》、扬雄《太玄》、桓谭《新论》、仲长统《昌言》。还包括大量的议论、奏疏、书信。汉代史传文的代表是《史记》、《汉书》。到两汉之际，文章仍是散行为主。战国之文以立意为宗，不能以文为本，而两汉之际则是以能文为本。 故两汉时期才可以说是文章各体， 至东汉而大备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到了东汉之际，用语造句，已开始注重工丽，渐出现骈俪之体。如《史记》行文用语，还是先秦文章的语气，多用奇句单行，敷演上古之辞，开唐宋古文。而《汉书》之文，则似乎有意于辞语的锤炼，颇多骈辞俪句。故习骈者，多宗班，昭明《文选》选班氏之文独多，选司马氏则只一篇。学古文者多宗司马氏，故古文家韩愈数汉代能文者屡称司马而不及班也。（陈柱《中国散文史》）（吕思勉《秦汉史》：“盖《史记》在唐以前，通行不如《汉书》之广，其经传钞之次数，即不如《汉书》之多。昔人读书，不斤斤于字句，传钞时，无谓之虚字，率加删节，抄胥尤甚。故《汉书》之虚字，较《史记》减少也。然今《史记》虽较《汉书》为繁，而视《史通点烦篇》所引则已省，可见今炎《史记》，亦为累经删削之余。此恐非独史汉为然，一切古书，莫不如是。”）李梦阳《刻贾子记》：“此书宋淳熙间尝刻潭州，淳祐间又刊修焉，时已称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传抄，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烦也，辄任减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窜其字句，重复讹之。” 不过，这一时期的古文多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萧统语），其余亦为“经史附庸”，并非有意为文章。故就其性质而言，皆为学术文、应用文而非文艺文。 文艺性散文还有待西汉作者的发展。 西汉的文章也还多为诏令、 奏议，但《吊屈原文》、《答客难》、《非有先生论》、《难楚父老》、《僮约》等则确为文艺性散文。这虽只是开始，真正的文艺文还有待于建安。 第三个时期是从东汉到隋，即“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则古文看来，这个时期是“文章之衰”，为什么呢？是因为文章逐渐雅化。试以崔寔为例言之。其文为和帝十一年大赫而作，如用散文记事，则三言两语即可，即使要对皇帝歌颂，用“涤恶除秽，与海内更始”就可以了，但此文却极力铺张：“陛下以包天之大，承前圣之迹，朝乾乾于万几，夕虔敬而厉惕，然犹痛刑之未措，厥将大赫天下……方将披元云，照景星，获嘉禾于疆亩，数蓂荚于阶庭……”全是浮辞假话。但八代之文并非一无可取，在学术思想上，在文章体裁上，在写作方法上，都有不可磨灭之处。如鲁迅所言“文学的自学时代”。写人、写景、托物寓意与排比铺陈、渲染衬托等手法与技巧有了新的发展，使文学脱离经学的附庸而自成领域。这种独立性显示了中国古代散文文学意识的觉醒。学术思想领域的因素则表现在思想方面的变化，如刘师培所云：“西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光武帝刘秀）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中古文学史讲义）故发于文章，其政论文、学术文，“术兼名法”、“校练名理”、“师心独见，锋颖精密”。此外，小说、杂文、寓言、山水游记等，远越前代。如寓言独立成篇，寓物托意的杂文，如《钱神论》、《修竹弹芭蕉文》等更为八家开启了先路。再从语言方面看，词汇丰富。先秦、西汉还多是单音词，到了唐代就变成“无语不复”，六朝是一个关键。主要表现在提练口语和组合新词上。其次是句子的扩展，朱自清说：“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的有两个字。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经典常谈》）如庾信《衰江南赋》中“岂有百万义师一朝解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已达十八字。 柳宗元之所以说东汉以后是文之衰，是因为他对东汉以来的骈俪之风深为不满。骈丽的产生很早，先秦经史子中很常见。如《荀子·天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 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战国策·赵策》：“古今易则，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者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阴阳之宜。……”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骈俪色彩也很重，“如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一直到“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一连十几句，排比对仗，十分工整。清李兆洛认为此文是骈之始，将其选入《骈体文钞》。 西汉中叶，辞赋发达，波及散文，文辞趋于富赡。如《论起昌陵书》：“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仅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对仗精工，不过此时骈句只是偶而使用，在全篇中没有占到主要地位。总之，先秦两汉的文章，对偶均系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讲求，侧重内容的对比，不尚文字的雕琢。建安三国时期，文风通脱，与东汉有所不同，形式自由多样，如曹操和诸葛亮的文章基本上不用骈偶， 曹丕、 曹植等人之文虽有骈俪色彩， 但仍是以气运文。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是陆机。他的不少文章，整篇都用骈偶，纯粹为修辞而使文辞属对，不仅限于内容的对照。用语力求从古籍中提取，事理的阐述多借助于典故。如《豪士赋序》：“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堪久。是以君奭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成王不遣嫌于吝怀， 宣帝若负芒刺于背， 非其然者与？” 整段文字是说大臣权重，必然引起君主和同僚的猜疑。含义深切婉转，隶事繁富贴切，裁对工整。不过，西晋文风，还是散多于骈，章表政论，大多不求藻饰，只求说理达意。东晋之文的骈化比西晋略缓，王羲之、陶渊明都是散文大家，文字自由洒脱。骈体文多出现于应用文字中。 骈文的真正兴盛，还是在南北朝期间，尤以南朝为最。晋宋之际，骈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刘宋时期，用典逐渐增多，句子更加整齐。齐和梁初，骈文开始有意讲求声韵。梁后期和陈，骈文进入高潮。梁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都是骈文能手，这时期文章的特点是：用典激增，二是四六句渐成常规，三是讲求雕琢。 代表作家首推徐陵、庾信，后世称为徐庾体。徐、庾以前的骈偶句式多是上下句相对，且多用四言句，从二人开始，以四六句平仄相间作对的新风形成，句式更加灵活多姿，音韵和谐悦耳。《陈书本传》说徐陵“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其文最善于说理论事，而随之以感情抒发，尢能动人。张溥说： “余读其《劝进元帝表》与代贞阳侯数书，感慨兴亡，声泪并发，至羁旅篇牍，亲朋报章，苏、李悲歌，犹见遗则。代马越乌，能不凄然。”他还评价说：“三代以前，文无声偶，八音自谐”，至六朝则“制句切响，千英万杰，莫能跳脱。所可自异者，死生气别耳”，“历观骈体，前有江（淹）、任（昉），后有徐、庾，皆以生气见高，遂称俊物。” “生气”二字正是他人所不能及。几乎所有的骈文论著、文章对徐、庾的地位都无疑义，可以说，骈文发展到二人，已达到骈文的典范，将骈文的特点推至顶峰。四库提要：“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