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研究.第2章 中国古代散文的历史发展
发布时间:2023-10-25 11:10:12浏览次数:9第二章 中国古代散文的历史发展 唐代贞元后期(785—804),韩愈、柳宗元相继登上文坛,散文文体和文风改革出现了全新局面。在我国散文史上,骈体文取代散文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终于告一段落,将主导地位让位于古文。 关于散文的发展,柳宗元曾有一个说法:“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西汉文类序》)在这三个时期中, 殷周之前是第一阶段: 所谓殷周之前实指殷与西周。 殷以前的虞、夏并没有留下散文。因为散文与诗歌不同,诗可以口耳相传,文则必须用文字记录。现在流传的《尚书》,其中《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的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韩愈说他识古书之真伪,实际上于此并没有辨析清楚。他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其实,虞夏根本没有散文。现存最早的散文是《尚书》中《盘庚》以下诸篇,及青铜器上的铭文、甲骨上的卜辞。卜辞只是一些简单的句子,很少成章节的;铭文长的也不多,有些有叙事,但极简单。《尚书》中诸篇文情较胜,但语言也是“佶屈聱牙”。 散体文的代表是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柳宗元所说的第二个时期,是西汉,其实应从春秋末年算起,主要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我们这里借用郭沫若的一段话来说明: 到了春秋末年,尤其是战国年代,便完全不同了。先秦诸子差不多都是优秀的文章家,而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四家为杰出。在战国以前,是没有私家著述的,……私家著述的风气是到战国中叶才勃然兴起的。以散文言,文体的特征是多用语助辞,转折生动,气势充沛,虽然离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在今天读起来,也还是不难理解。那些语助辞,如焉、哉、乎、也、者,其实就是当时的口语声调。稍通古代音韵的人便能理会,战国时代的古文其实本是当时的白话。
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散文可分为史家记事与私家著述两大类。史家记事的 如《左传》,记言的如《国语》,私家著述如《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墨子》。从《左传》的“春秋辞令”到战国时的纵横家游说之辞,颇多铺张扬厉、语带排比,也有引用史实、寓言以证实自己的观点,为汉代辞赋 、杂文开了先河。私家著述主要是诸子,议论纵横,辞多明畅,其中也有寓言、故事,特别是说理、议事,逻辑严密,为后来议论文打下基础。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至战国期间,各体散文都已成熟,正如章学诚所云:“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这时的散文已由《论语》那样的语录、对话发展为长篇大论以至专门论著,如《荀子》、《韩非子》、《孙子》、《吕氏春秋》;由《春秋》那样简约记事发展为高度发达的叙事之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深于取象”,即是就文章大抵富有形象性而言。在用语方面,这一时期的文章是散文而杂韵语。骈、散之别在此时还未出现。以散行为主,杂有韵语,可以使文章便于上口。 总之,先秦散文不分骈散。但先秦散文中却大量存在骈俪之词。如《周易》中就存在着大量的骈骈偶语,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字句或殊,而偶意一也。”《文言》全篇语词对偶现象非常突出,如: 乐行、忧畏;长人、合礼;和义、干事;庸言、庸行;闭邪,善事;进德、修业;知至、知终;上位、下位;同声、同气;水湿、火燥;云龙、风虎;本天、本德;无位、无民;潜藏、文明;隐见、行成;学聚、问辨;宽居、仁行;合德、合明;先天、后天;存亡、得丧;余庆、余殃;直内、方外;通理、居体。(阮元《文言说》) 但先秦文章的骈俪是出于自然, 并非刻意安排。 其次, 先秦的文章句子不长,是早期语言的必然形态,短句大量运用自然易于出现骈偶。
西汉最具时代特征的文体是辞赋,此外还有议论文和史传文。议论文承先秦诸子之余风,以子书面目出现。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桓宽《盐铁论》、刘向《新序》《说苑》、扬雄《法言》、王符《潜夫论》、刘安《淮南子》、王充《论衡》、扬雄《太玄》、桓谭《新论》、仲长统《昌言》。还包括大量的议论、奏疏、书信。汉代史传文的代表是《史记》、《汉书》。到两汉之际,文章仍是散行为主。战国之文以立意为宗,不能以文为本,而两汉之际则是以能文为本。 故两汉时期才可以说是文章各体, 至东汉而大备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到了东汉之际,用语造句,已开始注重工丽,渐出现骈俪之体。如《史记》行文用语,还是先秦文章的语气,多用奇句单行,敷演上古之辞,开唐宋古文。而《汉书》之文,则似乎有意于辞语的锤炼,颇多骈辞俪句。故习骈者,多宗班,昭明《文选》选班氏之文独多,选司马氏则只一篇。学古文者多宗司马氏,故古文家韩愈数汉代能文者屡称司马而不及班也。(陈柱《中国散文史》)(吕思勉《秦汉史》:“盖《史记》在唐以前,通行不如《汉书》之广,其经传钞之次数,即不如《汉书》之多。昔人读书,不斤斤于字句,传钞时,无谓之虚字,率加删节,抄胥尤甚。故《汉书》之虚字,较《史记》减少也。然今《史记》虽较《汉书》为繁,而视《史通点烦篇》所引则已省,可见今炎《史记》,亦为累经删削之余。此恐非独史汉为然,一切古书,莫不如是。”)李梦阳《刻贾子记》:“此书宋淳熙间尝刻潭州,淳祐间又刊修焉,时已称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传抄,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烦也,辄任减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窜其字句,重复讹之。” 不过,这一时期的古文多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萧统语),其余亦为“经史附庸”,并非有意为文章。故就其性质而言,皆为学术文、应用文而非文艺文。 文艺性散文还有待西汉作者的发展。 西汉的文章也还多为诏令、 奏议,但《吊屈原文》、《答客难》、《非有先生论》、《难楚父老》、《僮约》等则确为文艺性散文。这虽只是开始,真正的文艺文还有待于建安。
第三个时期是从东汉到隋,即“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则古文看来,这个时期是“文章之衰”,为什么呢?是因为文章逐渐雅化。试以崔寔为例言之。其文为和帝十一年大赫而作,如用散文记事,则三言两语即可,即使要对皇帝歌颂,用“涤恶除秽,与海内更始”就可以了,但此文却极力铺张:“陛下以包天之大,承前圣之迹,朝乾乾于万几,夕虔敬而厉惕,然犹痛刑之未措,厥将大赫天下……方将披元云,照景星,获嘉禾于疆亩,数蓂荚于阶庭……”全是浮辞假话。但八代之文并非一无可取,在学术思想上,在文章体裁上,在写作方法上,都有不可磨灭之处。如鲁迅所言“文学的自学时代”。写人、写景、托物寓意与排比铺陈、渲染衬托等手法与技巧有了新的发展,使文学脱离经学的附庸而自成领域。这种独立性显示了中国古代散文文学意识的觉醒。学术思想领域的因素则表现在思想方面的变化,如刘师培所云:“西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光武帝刘秀)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中古文学史讲义)故发于文章,其政论文、学术文,“术兼名法”、“校练名理”、“师心独见,锋颖精密”。此外,小说、杂文、寓言、山水游记等,远越前代。如寓言独立成篇,寓物托意的杂文,如《钱神论》、《修竹弹芭蕉文》等更为八家开启了先路。再从语言方面看,词汇丰富。先秦、西汉还多是单音词,到了唐代就变成“无语不复”,六朝是一个关键。主要表现在提练口语和组合新词上。其次是句子的扩展,朱自清说:“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的有两个字。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经典常谈》)如庾信《衰江南赋》中“岂有百万义师一朝解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已达十八字。 柳宗元之所以说东汉以后是文之衰,是因为他对东汉以来的骈俪之风深为不满。骈丽的产生很早,先秦经史子中很常见。如《荀子·天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
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战国策·赵策》:“古今易则,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者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阴阳之宜。……”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骈俪色彩也很重,“如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一直到“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一连十几句,排比对仗,十分工整。清李兆洛认为此文是骈之始,将其选入《骈体文钞》。 西汉中叶,辞赋发达,波及散文,文辞趋于富赡。如《论起昌陵书》:“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匡衡《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仅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对仗精工,不过此时骈句只是偶而使用,在全篇中没有占到主要地位。总之,先秦两汉的文章,对偶均系自然形成,而非有意讲求,侧重内容的对比,不尚文字的雕琢。建安三国时期,文风通脱,与东汉有所不同,形式自由多样,如曹操和诸葛亮的文章基本上不用骈偶, 曹丕、 曹植等人之文虽有骈俪色彩, 但仍是以气运文。到了西晋,骈文才正式成体,其代表人物是陆机。他的不少文章,整篇都用骈偶,纯粹为修辞而使文辞属对,不仅限于内容的对照。用语力求从古籍中提取,事理的阐述多借助于典故。如《豪士赋序》:“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为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堪久。是以君奭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成王不遣嫌于吝怀, 宣帝若负芒刺于背, 非其然者与?” 整段文字是说大臣权重,必然引起君主和同僚的猜疑。含义深切婉转,隶事繁富贴切,裁对工整。不过,西晋文风,还是散多于骈,章表政论,大多不求藻饰,只求说理达意。东晋之文的骈化比西晋略缓,王羲之、陶渊明都是散文大家,文字自由洒脱。骈体文多出现于应用文字中。 骈文的真正兴盛,还是在南北朝期间,尤以南朝为最。晋宋之际,骈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刘宋时期,用典逐渐增多,句子更加整齐。齐和梁初,骈文开始有意讲求声韵。梁后期和陈,骈文进入高潮。梁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都是骈文能手,这时期文章的特点是:用典激增,二是四六句渐成常规,三是讲求雕琢。
代表作家首推徐陵、庾信,后世称为徐庾体。徐、庾以前的骈偶句式多是上下句相对,且多用四言句,从二人开始,以四六句平仄相间作对的新风形成,句式更加灵活多姿,音韵和谐悦耳。《陈书本传》说徐陵“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其文最善于说理论事,而随之以感情抒发,尢能动人。张溥说: “余读其《劝进元帝表》与代贞阳侯数书,感慨兴亡,声泪并发,至羁旅篇牍,亲朋报章,苏、李悲歌,犹见遗则。代马越乌,能不凄然。”他还评价说:“三代以前,文无声偶,八音自谐”,至六朝则“制句切响,千英万杰,莫能跳脱。所可自异者,死生气别耳”,“历观骈体,前有江(淹)、任(昉),后有徐、庾,皆以生气见高,遂称俊物。” “生气”二字正是他人所不能及。几乎所有的骈文论著、文章对徐、庾的地位都无疑义,可以说,骈文发展到二人,已达到骈文的典范,将骈文的特点推至顶峰。四库提要:“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