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巴金创作与二十世纪文学思潮

发布时间:2024-01-17 09:01:17浏览次数:15
福师《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FAQ(七)第四章第一节 巴金创作与二十世纪文学思潮一、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风尚的演进看巴金创作风格的变化。巴金的文艺思想、心理个性、以及文学素养决定了其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热诚的感情色彩、悲郁的艺术氛围以及平易畅达的文学语言的个性特征。然而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文学风尚的更替,以及作家本人生活、思想历程的变化,巴金的创作风格在主导特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某些风格因素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直面惨淡人生的文学尝试巴金一开始选择小诗作为自己文学尝试的体裁,也与冰心、郑振铎、宗白华等作家对这一文学样式的提倡与实践分不开。五四新诗坛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豪情放歌与写实主义的深沉咏叹之后,从1921 年起诗人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写起了小诗。 巴金最初的诗歌尝试,除《悼橘宗一》、《伟大的殉道者》 见于 1924 年《春雷》杂志外,其余的均发表于 1922 年 7 月至 1923 年 10 月, 这一时间恰恰是文坛上小诗最为流行的时候。而在一年多时间里所发表 12 题 33 首诗歌中,又有 27 首是仅三至五行的小诗。巴金最初的文学尝试受诗坛时尚的影响也是显然的。2、追随时代的“革命的罗曼谛克”倾向巴金这阶段的创作,除那些域外题材的短篇小说之外,也大多打上了这种文学时尚的印记。他的中 、长篇小说几乎无一能够摆脱革命加爱情的情节模式。《雾》在表面上较为纯粹地描写了周如水的爱情故事,但仍然表现了对革命工作者陈真的赞尝。《灭亡》中杜大心暗杀敌人而牺牲自己的反抗方式与蒋慈的小说《 菊芬 》、《最后的微笑》所描写的复仇手段极为相似,而杜大心的“反抗”与“灭亡”,也恰恰是幻灭情绪与愤激情绪的双重表现。  巴金的这些作品也常常出现“突变式的革命英雄”。《新生》中的李冷脱离旧家庭后,曾一度彷徨于个人的小天地,苦闷、孤独。但后来终于投身实际革命斗争,并且成为一位献身理想的英雄。《死去的太阳》中的吴养清在狂热地参加斗争运动之后,也曾一度对前途感到幻灭,但最终仍突然从幻灭中觉醒,又继续沿着革命的道路走去。而《爱情的三部曲》中吴仁民、李佩珠转变为革命英 雄则更为神奇,特别是吴仁民“突变”,与被当作“革命的罗曼谛克”的代表作《地泉》三部曲中的林怀秋的“突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3、清醒冷静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促成巴金创作风格完成这一转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整个文坛的创作风尚看,许多作家在经历了抗战初期的爱国热情高涨,战争相持阶段的冷静思索,以及抗战后期对腐败、黑暗状况的愤怒与不平的情感路程之后,创作上都出现了冷静写实的共同特征。他们已不再浅层地描摹现实生活,也不再空洞地呼喊光明与胜利,而是向战时背景下的具体生活和各类社会关系,种种众生相作深层的掘进与思考。巴金和这许许多多的同时代作家一样,也把笔触伸入到生活的深层,用客观的描摹替换主观的批判,用冷静思考取代热情的呼号。4、契合新生意识形态的热情歌手巴金的这种创作转向,同样是文学时尚与个人心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巴金虽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立志献身社会革命,但他所热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现实社会中却一再受挫,以至最后以失败的命运而告结束。巴金虽然一直自信地说:我不怕,我有信仰,实际上,从二十年代末开始他就已成了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始终未能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革命中找到归宿。四十年代未选择了新社会之后,巴金很快就为五十年代初、中期共和国那欣欣向荣、百业兴盛,全国上下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局面所激动 ,他似乎觉得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 以及自己寻找了二三十年的梦境中的英雄都已出现在现实之中,热情的巴金怎能保持沉默,怎能不告别忧郁的调子而唱出真诚的赞歌!5、沉郁苍凉的随想与反思巴金的创作虽然在总体上恢复了直面现实的独立的批判个性,但从具体篇目的内容看,又与这一新时期的种种文学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想录》的社会批判首先也是从文革开始的,巴金写下了不少悼挽友人,回忆文革经历的文章,通过对发生在那灾难岁月的种种悲剧的回顾,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怀念萧珊》《怀念老舍》诸篇之后,巴金又借对丰子恺冯雪峰、方之、叶非英、胡风等人的回忆,对反修运动、反右运动、反胡风运动进行 了更为深刻的反思,从而把历史批判的锋芒从文革延伸到了五、六十年代。但是,无论是现实的批判还是历史的反思,巴金着眼的又始终是未来,他不息探索和思考的目的,就是期望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不再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期望人类社会不再蒙受那种种的历史灾难。特别是《随想录》中那些写于八十年代中期的篇章以及《随想录》之后的大部分文字,巴金更进一步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过去,对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广的思想批判与文化批判。不难看出,巴金文革后的创作,恰恰也呼应了新时期文学从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到“寻根文学”的演变轨迹。二、1949 年以后,巴金迅速转变为一个热情歌手的原因是什么?翻过 1949 年这历史性的一页,巴金的创作最明显的变化是此前那种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忧郁的笔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热烈明快充满乐观情绪的创作基调。在三四十年代那数百万字的作品中,巴金始终是以一个猛烈而无情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他的批判锋芒涉及了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的诸方面;而 1949 年之后,他在作品中则完全改变了自我的形象,变成了一个热情的歌手。他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时代,歌颂工农兵英雄,同时也歌颂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巴金作品的焦点人物也从四十年代的普通小人物转变为英雄人物,只不过他们已不是三十年代那种救世济民的“突变式的革命英雄”, 而是那些从事普通工作的工农兵 ,那些社会大家庭中的“齿轮”与“螺丝钉”。另外,巴金在三四年代虽然一直关注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化,虽然一直追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但客观因素的制约却使得他的创作未能迅速地反映出时代的风云。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地与时代同步前进 , 并尽量使自己的创作显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从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五十年代中期的中苏友谊,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以及六十年代初中期的反美援越,农业学大寨,不同时期的社会主题在他的创作中几乎都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在文学体裁的选择上,巴金也从以前的小说创作为主转向了散文创作为主,他力图通过笔墨的转换迅速地描摹新社会和新生活,抒发自己日新月异的生活感受。  巴金的这种创作转向,同样是文学时尚与个人心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巴金虽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立志献身社会革命,但他所热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现实社会中却一再受挫,以至最后以失败的 命运而告结束。巴金虽然一直自信地说:我不怕,我有信仰,实际上,从二十年代末开始他就已成了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始终未能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革命中找到归宿。四十年代未选择了新社会之后,巴金很快就为五十年代初、中期共和国那欣欣向荣、百业兴盛,全国上下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局面所激动 ,他似乎觉得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 以及自己寻找了二三十年的梦境中的英雄都已出现在现实之中,热情的巴金怎能保持沉默,怎能不告别忧郁的调子而唱出真诚的赞歌!  1951 年,在《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中,巴金写道:“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宣传和平,我认为我的任务是把人类团结得更紧密。我愿意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作者在这里使用的仍然是早年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来的话语。后来,在《1956 年新年随笔》、《友谊》等文章中,当他表示美好祝愿时,采用的仍然是类似的文字。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巴金五十年代仍满怀着青年时代的热切梦想,而在于他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感觉到这些理想已变为现实。1950 年,巴金赴华沙参加世界“和大”,往返途中在苏联参观了不少工厂农村。回国后,在给《苏合作同志》的信中,他对苏联社会的一切赞不绝口。苏联的社会模式正是当时中国学习的榜样,不管作者在苏联的见闻真实程度如何,他确实从这一切感受到中国光辉的未来,他二三十年代对苏联的不满这时也荡然无存。而新中国成立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政策,所建立起来的平等化的社会制度,以及所提倡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都与巴金固有的理想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契合。而在文学观念上,巴金一惯主张“写作如同在生活”,“把心交给读者”,“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以及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切与那一时代所提倡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应为社会政治服务,以及作家应深入生活等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因此,转变后的巴金的创作特色也大致与五六十年代文坛上那种配合中心 ,赞美现实,带着几分真诚 ,几分应景的颂歌式文学时尚相一致。而频繁的社会活动,并非真正深入的参观与体验,以及免为其难地描写自己不甚熟悉的生活,也使得巴金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留下了貌似崇高热烈,实际上粗率空泛的时代印记。 第四章第二节 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一、 从中国小说的演变史看巴金家庭小说创作的意义。一般说来,作家过往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往往造成其写作时相对稳定、相对集中的取材倾向。虽然不少作家曾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超越这种倾向,但由于经历的不同、体验的差异,他们写得最为精彩最具文学价值的成功之作,也无不与感受最深的那一方面的生活有关如叶绍钧的教育小说系列、老舍的北平市民生活系列、沈从文的湘西系列都是如此。那么,巴金相对集中的取材倾向是什么?他始终关注的又是什么?而他的取材倾向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无特殊的意义呢?综观巴金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家庭故事是巴金长谈不衰的话题,家庭问题是他创作时始终关注的焦点。巴金一直难于从根本上割断与大家庭的情感联系。从他外出求学到后来的法国之行,本身就得到了包括大哥、继母以及二叔等家人的同意和支持。但从 1923 年离开大家庭之后,巴金就已走上了违背家庭违背大哥意愿的道路。后来,老家破产,大哥自杀等变故,不能不使巴金一直怀有对家庭、对大哥的负疚感。从理智上,说巴金当然无悔于自己的选择 ,但从感情上说 ,他又无法彻底割断与家庭的精神联结。因此,巴金的潜意识中有一种极难消除的家庭情结,关于“家”的生活与思考也就成了他作品中反复表现的内容。早期的小说都笼罩着一个旧家庭的生活阴影,《激流三部曲》则开始直接讲述大家庭的生活故事。《家》似乎以“激流”为叙事中心,《春》却违背了写“激流”奔向社会的初衷而继续讲述发生在大家庭内部的故事,《秋》则更是集中、全面地展现大家庭的衰亡过程。在《火》的第三部作者又抛开抗战生活的中心话题而着意于温馨幸福家庭生活的描摹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憩园》、《寒夜》更是典型的家庭生活故事的延伸。就是在五十年代大量写作“英雄的故事”之后,巴金六十年代的小说《团圆》的中心情节同样又回到“家”的故事。在巴金晚年的作品中,最具情感魅力的也是以讲述浩劫给作者本人及家人带来巨大不幸的《怀念萧珊》;而《我的哥哥李尧林》、《我的老家》、《怀念二叔》等文也同样流露了作者深沉的家庭情怀。可以说,上述的一切共同构成了巴金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家庭问题系列,“家”成了巴金数十年来长谈不衰的话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中,“家”则更被赋以“家”既是“国”的基础,同时又是“国”的缩影。在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本应更侧重于表现家庭成员间的心灵冲突,进行情感世界开掘和家庭伦理道德探讨的中国家庭生活小说自然就更多地带上了社会政治小说的特性。在巴金的小说中,家庭问题的探讨往往也和社会时代联系在一起。但由于巴金的创作一直围绕着家庭的话题而进行,他的作品客观上还是反映了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所带来的家庭生活模式的更动。在早期的《灭亡》、《雾》等小说中,“家”是一种痛苦的记忆,是年轻人迈向新生的障碍;不过,《雨》中的李剑虹李静淑父女的“家”则是例外,它是革命的摇篮,是年轻人走向进步的起点。《激流三部曲》全面展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弊端,《火》则描写了一个宗教家庭的和睦与温馨。《憩园》中的姚国栋、万昭华以及小虎组合起来的是一个特殊的、半新半旧的家庭,《寒夜》里汪文宣曾树生组成的才是新式的现代家庭,而《团圆》中连结王芳与王复标或王东的,已不完全是血缘或亲情。巴金的创作集中的映现了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传统家庭模式向现代家庭模式转换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变动中的家庭生活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切关注与独特思考。在巴金有关家庭生活的一系列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具现代意义的是对于传统的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于现代家庭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思考。五四前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对封建的家族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到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家族制度的种种弊端有了更为具体形象、更为全面深入的揭露。一方面,作者集中笔力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专制与不义、愚昧与残酷。另一方面,《激流三部曲》也展示和歌颂了年轻一代的觉醒和反抗,揭示了时代生活的变迁给封建家庭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从而“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关于〈家〉》)。 “五四”高潮之后,那些接受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青年所建立起的迥异于传统的新式家庭,同样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新问题。鲁迅、庐隐、许钦文等人对此都作出过迅速的反应。巴金三十年代初创作的《爱》、《天鹅之歌》、《父与子》、《 一个女人 》、《玫瑰花的香》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也涉及了现代青年如何对待爱情、婚姻和家庭等问题;到了四十年代的《憩园》、《寒夜》等作品中,他又就姚国栋、汪文宣两个家庭所潜藏(或暴露出)的包括家庭观念、家庭道德家庭成员间关系等 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更为集中 、 更为深入的探讨。 在《憩园》中,巴金从先前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转向了对旧家庭中一种观念的批判。它表明作者对于家庭问题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激流”的水平而正在向更深的层面深入。《寒夜》在婆媳矛盾而引发家庭悲剧这一传统的叙事母题中融入了复杂的现代语义,它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家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关注与深思。总之,巴金有关家庭问题的作品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现代家庭问题的理性思考的新文学传统,同时还具体而形象地使这种批判与思考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从更为深广的文学背景加以考察,巴金的家庭生活系列作品,特别是他的《激流三部曲》也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文学史意义。明代小说《金瓶梅》标志着以“家庭生活故事”为叙事中心的写作传统的诞生,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继承这一传统,并把讲述家庭生活故事提高到描写“家族史”的新境界。或许由于《红楼梦》的巨大成功,在曹雪芹之后,“家庭生活故事”或“家族史”式的作品日趋式微。新文学诞生之后,鲁迅、冰心、王统照、凌叔华等作家的一些作品虽然偶然涉及到“家庭生活故事”的某些方面,但“家族史”式的作品始终未能出现。只有到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现代文学中一种以讲述家族历史故事、探讨家庭生活问题的创作风气才重新形成。而这一“三部曲”所提供的以一个主要家庭为中心 ,以相互关联(族亲、姻亲或其它关系)的几个家庭的生活和几代人的命运为主要描写内容通过讲述家族史故事映现社会历史变迁的的现代小说叙事模式,对同时代的作家及后来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 请从美学创造的角度谈谈巴金小说雅俗共赏的原因。中外文学史上历来就有雅俗之分,但很少像二十世纪中国文坛那样形成尖锐的对峙。尽管理论界对文学的雅、俗有不同的界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相对于高雅文学或严肃文学来说,通俗的文学是那种易于为广大读者接受的文学,而严肃的作家也完全可以借鉴通俗文学的技法创作出格调高雅,同时又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在现代文坛上,巴金可以说是拥有最广大读者的作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往往是一经问世就受到普遍欢迎。巴金的作品所以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首先与作家本人充分理解和尊重读者分不开。巴金始终自觉 关注读者的接受因素,他认为“作家靠读者们养活”(《我和读者》)。所以他认为作家的写作不应该是为了职位,为了荣誉,而应该为了读者。巴金对读者的态度较为接近职业作家,他重视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 30 年代与无数青年读者的通信,到 80 年代与寻找理想的小朋友共同探讨社会人生问题,他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正是通过这种持久的联系,巴金尽量了解读者的接受期待与接受能力,把读者对自己的期望当成一种鞭策,进而设法使自己的创作与读者的需求相适应。巴金认为:“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一部作品的主要东西在于它的思想内容,在于作者对生活、对社会了解的深度,在于作品反映时代的深度等等”,而不在于分章分卷、时间顺序这些“技巧方面的东西”。巴金的观点更多地代表着大众的立场。正是基于这种的立场与观点,巴金的大部分作品表现的就是两个带有通俗文学特点的取材倾向。一是带有新闻性与时效性,贴近读者热切关注的一些时代话题和社会话题,二是贴近现实人生,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直接关注具体的世俗人生问题。除了贴近时代与社会,贴近现实人生,表现广大读者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之外 , 巴金还把读者能否接受作为衡量创作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因此,他特别注意语言的通俗性,尽量做到明白晓畅。他一般不大使用诘屈聱牙的字句或冷僻的词汇,笔下也很少出现生硬的方言行话或哗众取宠的外文。在表现形式方面,他特别注意情节的连贯性与完整性,很少采用多线索齐头并进的结构方式,擅于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故事吸引读者。通俗文艺区别于高雅艺术的另一个标志在于其语义的明晰性。巴金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广为读者欢迎的早期小说一般也具有尖锐的二元对立,鲜明的爱憎感情。他早期作品中极少像觉新这种具有“二重人格”的中间人物,而一对对、一组组或一定系列的人物形象则始终保持着相互对照的关系。他们的思想性格截然不同,他们的命运似乎也不难预测,真善美和假丑恶由此而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与对照。巴金在创作中也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但他那种更多地带有类型描写而非典型塑造的人物形象,同样也体现了通俗作品的明晰性特点。巴金在创作时,也常常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但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念、意象或意境,一般都有相对稳定的所指。即使是借鉴、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短篇小说,也都体现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思想倾向。从叙事方式看,巴金的作 品大多由单一的叙述者的主导意识统辖叙事过程,同时通过穿插其间的解释、评论、抒发等非叙事性话语的补充,完善对人物与事件的叙述与评价,从而形成语义明白、系统一致的话语层面。总之,巴金创作的明晰性特征最大范围地适应了那一时代大多数读者的审美水平。当然,尊重读者并非无原则地迎合读者。巴金所以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又没变成一位纯粹的通俗作家,首先就在于他始终强调作家的艺术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自觉坚持着严肃的文学追求。他从不像某些通俗作家那样为获取发表机会、读者青睐、以及高额报酬而一味地迎合读者,而是在尽量照顾读者接受习惯与欣赏水平的同时,努力给人送去光明、力量、以及积极向上的勇气。他以严肃作家的良知、真诚和责任感,去赢得广大读者的信任。当然 ,巴金更强调的是生活 、思想、感情与文学创作的密切关系。就主体意识而言,巴金是一位注重文学社会功用的作家;而就个性气质而言,他则又是一位单纯诚恳、敏感热情的诗人型作家。这使得他成为现代文坛上少有的抒情歌手,使得他的作品洋溢着诗人般的炽热感情。但他把文学与生活、个人感情与笔下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整个生命融化在艺术创造之中。写作成了巴金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 。 正是这一切使巴金的创作弥补了由于考虑读者接受因素,尽量清晰与明了所可能带来的平淡和浅白,他的文体也由此显示出以思想为主干,以情愫为枝叶的独特风貌。而在浅显、明了的行文中,巴金也通过长句短句的安排,重叠、反复、排比、倒装等手法的应用,使自己的语言形成一种满蕴着情感波澜的内在节奏,从而使那平易的文字显示出特殊的诗意。总而言之,艺术的良知和为读者考虑的自觉,使得巴金的创作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严肃的文学追求与通俗的表现方式相结合的一种成功的范例。巴金自由地出入于高雅与通俗之间,他的作品也产生了“雅俗共赏”的接受效果。完全有理由说,五四以来一直困扰着文学界的雅俗对峙问题,实际上在巴金的创作中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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