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代表性国家一、亚洲的工业化与地域格局（一）亚洲工业化的时空过程起源于欧洲的近代工业文明在产业革命以后的两个多世纪以来，通过殖民、对外侵略、资本输出和贸易等途径，向包括亚洲在内的非欧洲地区扩散和渗透，致使人类社会在短短的两百多年时间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与欧美不同，亚洲的工业化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程。亚洲有很大范围内属于季风气候区（尽管成因有不同），在自然界的恩惠下，亚洲很早就产生了高效率的农业，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和自给自足型的农业社会，从而形成了缺乏交流、对土地高度依赖和保守的经济社会特质，这些显然不利于工业文明的产生。至于冷湿气候和贫瘠土壤条件下的欧洲，其经济社会则建立在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易基础之上，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产业革命都与其贸易和对外侵略紧紧联系在一起。亚洲的工业化是在由帝国主义列强建立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起步的。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和技术来自宗主国，工业开发集中于为宗主国服务的资源开发和初级产品加工领域；产业间缺乏关联；有限的盈余在资本主义垂直分工体系下被列强剥夺，无法积累工业化所需资本和技术；由于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也无法形成市场基础。 除了早在 19 世纪后半期完成明治维新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于 20 世纪初完成产业革命之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真正的工业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工业化道路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过程，经济起飞展现出从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以下简称 NIEs）→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中国、越南、印度的空间扩散过程，而起飞出现的先后顺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步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时期。1.进口替代工业化 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简言之就是用国产化工业品替代进口品，是为减少对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依赖，从发达国家的竞争攻势中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建立本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而采取的“内向型”工业化战略。进口替代通常采取保护与鼓励齐头并进的措施，一方面对国外的产品设定高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另一方面对国内产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进口替代一般经历消费品国产化→中间产品国产化（原材料、零部件等）→资本品国产化（生产设备）的依次递进过程，这往往需要很长的发展过程。 进口替代工业化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等亚洲国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不久却遇到其局限性。首先，亚洲国家除极少数二、三个大国外，其余各国国内市场普遍狭小，工业难以实现规模经济；其次，即便进口替代取得成效，那也只是消费品的国产化，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对外依赖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加深，从而严重影响对外贸易的收支结构。总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未能取得预期成果，于是自 20 世纪 60年代起，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2.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把所生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向国外出口，以此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即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在亚洲，日本于 20 世纪 50 年代、NIEs 在 60 年代、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自 80 年代以来依次采取了这一战略。60 年代使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成为可能的国际因素是：世界经济的空前繁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体系下世界贸易的自由化，交通通讯等克服空间距离的技术大发展，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寻求低成本生产基地等。通常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又是在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干预下进行的。为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采用了降低汇率、提供出口补贴和出口信用、设立出口促进机构、建设出口加工区等诸多政策支持措施。在国内，支持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最主要的资源莫过于劳动力的大量供应。亚洲历史上高生产率水田农业普遍使亚洲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庞大 5.结构调整期：首都圈一极集中型结构的形成 稳定增长时期一度出现的国土均衡发展的趋势，到 80 年代中期以后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二是生产国际化的压力。两种力量作用于日本国土的结果便是，人口和经济进一步向东京及其周边集中，以至形成首都圈一极集中型国土结构。随着产业结构向高技术、服务化递进，各种专门要素高度集聚的首都圈的优势分外凸显：(1)工业区位向首都圈附近的北关东、甲信越以及南东北地区倾斜，名古屋圈的工业也向首都圈方向扩展，呈现出一种工业向半径达 300 千米的广义的首都圈集聚的趋势。(2)在经济国际化和服务化背景下，生活服务业、企业服务业、中枢管理职能等第三产业不断向东京集中。结果，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度停止的人口流入，到 80 年代再度恢复，人口净流入量每年约达 5 万人（泡沫经济前夕的 1986、1987 年净流入量竟高达 15 万人）。日本国土构造呈现出从太平洋带状地带“一轴集中型”向首都圈“一极集中型”转变的特点。相比之下，地方经济深受影响。由于大企业纷纷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地方不仅失去重要的投资来源，其产业也受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引进大都市圈的企业来振兴地方经济的模式已不可持续，产业空洞化疑虑正笼罩着地方。名古屋和关西圈也不容乐观，两大城市圈同首都圈的差距在拉大。关西圈产业向钢铁等基础原材料部门倾斜，未能及时跟上产业高新技术化浪潮；在经济国际化趋势下，以大商社为代表的主要企业将中枢管理职能从大阪迁至东京，出现经济停滞，人口流失。以机械工业的集聚而著称的名古屋圈，虽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所起色，但由于中枢管理职能和高级城市职能集聚度较低，人口吸引力也有所减弱。（六）现代国土结构的特征现代日本的国土结构可以从两个视角把握：一是大城市圈与地方圈的对立，二是以东京为顶点的城市体系。1.三大城市圈与地方圈 所谓大城市圈，指的是超越行政界线而同大城市的景观一体化的区域或功能上同大城市关系密切的区域。地理学上大体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景观上同大城市连在一起的城市化区域（城市连绵区）；(2)通勤等日常行动与大城市密切相关的区域（日常生活圈）；(3)经济活动和人口移入同大城市关系密切的区域（大城市影响圈）等。在日本，城市圈通常指第二个意义上的大城市圈。 从各区域同三大城市圈的关系角度，日本全国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地区：(1)三大都市圈：首都圈（1 都 3县）、名古屋圈（东海 4 县）、关西圈（2 府 4 县）；(2)地方圈：北海道、东北地区、北陆地区、山阴地区、四国地区、南九州地区和冲绳县；(3)中间地带：北关东地区、山阳地区和北九州地区。 从大城市圈与地方的关系角度看，日本的国土结构呈现如下特征：(1)三大城市圈与地方圈的差距很大。三大城市圈的 14 个都府县总面积不到全国的 20%，却集中了全国 50%以上的人口和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位于日本南北两端和日本海一侧的地方圈，面积虽占全国 60%，但其人口却只有全国的 25%，而生产和国民收入则不到全国的 20%，制造业附加价值和批发销售额也只有 15% （参看表 6.2.3）。然而，上述指标并不反映人均收入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从 1994 年的情况来看，若把东京的人均收入作为 100 计算，三大城市圈的人均收入为 71，地方圈人均收入为 59。可以说日本是世界上地区间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2)中间地带的存在及经济实力向第一国土轴高度倾斜。北关东、山阳、九州北部属于过渡地带，因而最易受三大都市圈的经济辐射，构成日本的中密度地带。由三个中间地带同三大城市圈共同构成太平洋带状地带，即第一国土轴。(3)在三大城市圈中向首都圈的集中尤为显著。首都圈面积不足全国的3.6%，却居住着约 3 200 万人口，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 1/4。制造业附加价值也近 1/4，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为全国的 30%，批发额则超过 40%。相比之下，关西圈和名古屋圈面积同首都圈接近，人口分别为 2000 万和 1 500 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还不到首都圈的一半。表 6.2.3 日本的国土结构指标三大城市圈、 中间地带与地方圈（%） 资料来源：《地域经济总览 98》东洋经济新报社，《工业统计表》1996，《县势 98》国势社。2.中枢管理职能的区位与以东京为顶点的城市体系中枢管理职能是城市的高级职能，是决定现代大城市的吸引力、成长力的最主要的职能。 中枢管理职能可分为行政的（政治）、经济的、文化—社会等三种类型。行政的中枢管理职能由政府机构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各种机构承担；经济的中枢管理职能主要为民间企业的总部和分部职能；文化—社会的中枢管理职能则以大学、媒体为代表。中枢管理职能的区位，特别是经济中枢管理职能的区位，在过去 30 多年期间，对日本的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变化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 在日本，制造业大企业把生产职能先是集中配置在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内，把以销售产品和收集市场信息为主要职能的营销网点向全国广泛配置，而将中枢管理职能则向东京、大阪等特大城市配置。日本上市企业的 51%把公司总部设在东京；大阪的公司总部数量约为东京的 1/3。也就是说，大公司总部这一中枢管理职能的集聚呈现着：东京→大阪→名古屋→地方中枢城市的等级体系；公司分部这一营业基地的区位集聚则表现出：东京—大阪—名古屋→中枢城市→准中枢城市→其他县厅所在地的等级体系。 行政的中枢管理职能的区位也呈现大体类似的等级体系特征。国会、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则理所当然地集中于首都东京，其派出机构集中于地方的行政中心城市。与此相对应，“地方圈”的大中企业的分部往往设在集聚度高的地方中枢城市。专门的、多样化的企业服务业和知识型产业，如商品批发额、人均信息处理服务业的营业额、广告销售额、银行储蓄余额等均呈现着首先向东京高度集聚，其次向大阪，再次向地方中枢城市和准地方中枢城市集聚的等级关系。三、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一） 一贫如洗的国土上创造的“汉江奇迹” 韩国（全称大韩民国）建国于 1948 年 8 月。在整个 20 世纪前半期，朝鲜半岛遭受了多重灾难：先是 20世纪初沦为日本殖民地，遭受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1945 年光复之后，苏军和美军分别进驻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以北纬 38o 线为界）。随之而来的冷战格局使拥有几千年共同历史的单一民族国家一分为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把朝鲜半岛几乎夷为平地。在此后的几十年期间，朝鲜半岛一直是东西方冷战和后冷战的前沿。 1.一贫如洗的经济基础 朝鲜半岛的矿产资源分布极为不均衡，发展近代工业所需的煤炭、铁矿石、森林等资源大多数集中于北半部，半岛南部只有高岭土、石灰石等少数非金属矿物资源。因此，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工业绝大多数分布在北部，形成“北工南农”、“北重南轻”的产业格局，南部 90%的人口从事农业。1948 年的南北分裂，切断了建立在互补性基础上的经济联系。由于失去了北部的电力供应等，1948 年南部的工业产值仅为殖民地时期的 20%，经济陷入瘫痪状态。在朝鲜战争中，韩国近 50%的工矿、电力和交通设施遭到破坏，处于“绝对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停战后的韩国，依靠美国的援助致力于经济复兴，建立以“三白工业”（制粉、制糖、纺织）为代表的生活必需品工业。这种以消费品为中心的工业，难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结构，工业发展所需原材料的 90%以上依赖于进口。结果， 50 年代末美国的援助骤减时，韩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经济危机。1960 年，韩国的 GDP只有 20 亿美元，人均 GDP 尚不足 80 美元，农业占 GDP 比重达 36%，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此时，在经济上远不如半岛的北半岛。2.政府主导下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1961 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新政府把“现代化”和“脱贫”作为国家建设目标，决定走一条由国家引导和组织市场经济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61 年开始的第一次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重点发展以出口为目的的纺织、服装、制鞋、胶合板、杂货等可以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工业部门。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是因为在资源贫乏、劳动力过剩、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国内市场狭小的韩国实施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既无法缓解就业压力，也无法解决慢性的国际收支赤字，产业也难以享受规模效益。当时的韩国所拥有的唯一比较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为开拓国际市场和创汇，政府采取降低汇率、提供出口补贴、实施进出口联动制、优惠出口金融等积极的出口产业振兴政策。至于资金不足，靠举措外债（外国贷款、吸收直接投资）来解决。对于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企业和出口企业，政府提供了金融、税收、配额方面的各种优惠措施。与此同时，政府以公共投资方式建设了出口加工区等大量产业基础设施。韩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功：1962~1966 年间的“一•五”和1967~1971 年间的“二•五”期间，GDP 分别实现 7.8%和 9.7%的高增长率；产业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善，GNP中农林水产业所占比重从 1962 年的 37.0%下降到 1971 年的 27.2%，工矿业则从 16.4%上升到 22.5%；出口工业化率也实现了飞跃性的提高，从 1961 年的 27.7%猛升到 1971 年的 88.9%。 3.重化学工业化：从进口替代到出口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韩国的出口产品仍以纺织、家用电器、船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终极产品的出口增长诱发对原材料、中间产品等基础投入品的进口，导致贸易连年赤字。繁荣的出口部门并未能带动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经济的二元化现象严重，加工贸易型工业化战略开始暴露出弊端。同时，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领域的比较优势也难以继续维持，在发达国家又遇到贸易保护壁垒，发展重化学工业并尽快确立国际竞争力已势在必行。于是，韩国在从 1972 年开始实施的第三次、四次五年计划中，大力推动重化学工业化。1973 年“重化学工业化宣言”中指定的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机械和造船、电子等六大战略性部门得到了政府关税保护和低息融资等培育支持。为提高投资效率，韩国非常重视产业区位，在拥有优良港湾的东南沿海地带兴建了一批重化学工业基地，主要包括：浦项钢铁基地、蔚山石油化学工业基地、温山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玉浦造船工业基地、昌原综合机械工业基地、龟尾电子工业基地、丽水—光阳综合化工基地等。重化学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并经过短暂的进口替代过程而迅速确立起国际竞争力。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重化学工业产值和附加值在制造业中所占比率已超过轻工业；工业制成品出口中，重化学工业产品所占比率从 1970 年的 7.1%上升到 1981 年的47.0%。1977 年，韩国的出口突破 100 亿美元，1978 年人均 GDP 也超过了 1 000 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由工业化带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对扩大经济规模、扩大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超出内外需求的重化学工业部门扩张开始出现过剩和重复投资问题，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日益突出，如收入差距扩大，产业间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中小企业和农业部门发展滞后，国际收支恶化，外债膨胀等等。1979 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世界经济的全面萧条，更加重了上述问题。1980 年，韩国遭遇了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开始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4.稳定增长结构的确立 韩国自 1982 年起实施的五年计划称之为“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意味着修正过去的 “增长第一主义”发展战略，开始注重持续稳定增长和推行西方的“福利社会”目标。进入 90 年代以后，韩国面临了新的挑战。国内工资水平迅速上升，韩元升值，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在国际市场上遇到来自中国、东南亚等后发国家的竞争压力，这些原因导致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减退，制造业发展受阻，经济增长和出口速度放慢。韩国开始进入由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阶段，把行政改革、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改革作为主要实施内容。1995 年，韩国 GNP 达 4 517 亿美元，排名世界第 11 位，人均 GDP 首次超过 1 万美元。到 1996 年，韩国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为该组织第 29 个成员国。就在韩国全面步入国际化、自由化阶段之际，突然遇到 1997 年席卷亚洲广大地区的金融危机。（二） 经济特征与经济危机 1.投入拉动下的经济增长 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迅速的工业化，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来实现，从而有别于以渐进地改进生产性（投入产出比）为主的欧美模式。据 OECD 的分析，1970~1995 年的 25 年资本投入的增长率，美国为 2.3%，日本为 5.7%，而韩国则高达 12.4%。 2.政府主导、财阀唱主角的经济结构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两种手段进行：一是制定经济发展中长期计划和经济政策，二是建立由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通过配置资金来引导经济走向。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在国力薄弱、民间力量尚不成熟的初期阶段是有必要和有效的，然而过度的干预难免会扭曲市场秩序，阻碍资源的合理配置。韩国经济中政府、金融、企业三者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受政府重点扶持的大财阀企业，是韩国工业化的主角。韩国的大财阀企业均有着很深的政府背景。为培植本国企业集团、追求规模经济，政府对所选择的重点企业提供市场准入、政策保护、优先配置资金等强有力扶持。受政府重点扶持的财阀企业，对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重化学工业部门陆续进行巨额投资，同步推进规模经营和多样化经营，因而迅速成长为国际性的综合性大企业。 毫无疑问，韩国的财阀的顽强的毅力和敢于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道路上确实曾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由于经济的过度集中，商品、要素市场被扭曲，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财阀集团系列企业间不公正的内部交易、相互出资、相互担保的惯行，严重影响了企业竞争力。韩国财阀企业的高负债率、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结合的家族式经营体制，使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脆弱。当 1997 年金融危机到来时，起亚、汉拿、韩宝、双龙、真露集团等大型财阀企业纷纷倒闭，就连赫赫有名的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也未能避免解体厄运。大企业集团的接连倒闭，更加重了韩国的经济危机。 3.辅助产业的对外依赖 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一些产业领域已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生产、出口大国。重化学工业的中心也从 70 年代的钢铁、石油化工、造船等大规模装置型产业向汽车、机械、VTR、半导体、计算机、通讯设备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但总体上看，韩国的竞争优势产业主要集中于对于价格极为敏感的标准化产品领域，除半导体以外大多数产业的竞争优势源泉为低价格（基于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最大限度地追求规模经济），技术多为消化和改良的技术，尚未真正进入由创新推动的差别化竞争阶段。 韩国竞争优势产业所需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模具、精密加工零部件、特殊材料仍依赖进口。据统计，主要尖端产品成品中，作为技术使用费、核心部件费以及材料费等向外国支付的费用，汽车为 30%，DRAM（随机存储器）为 35%，有的产品甚至高达 50~70%。 由于辅助产业和基础技术的对外依赖，韩国形成了进口诱发型的经济结构，进口的海外依存度高于出口的海外依存度，这是韩国贸易收支长期以来不能摆脱赤字的结构性原因。当前韩国产业所面前的课题，是加大研究与开发投资，大力培养中小企业，提高资本品、中间产品的国产化水平，走出标准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体系，建立灵活生产高性能、多功能产品的柔性生产体系，从而在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形成差别化竞争优势。(三） 主要竞争优势产业的发展与分布 1.钢铁工业 1970 年成立的浦项钢铁联合企业，标志着韩国的现代化钢铁工业正式起步。此后，钢铁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981 年产量突破 1000 万 t。钢铁生产能力从 100 万 t 扩大到 1500 万 t 仅用了 10 年时间，这在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史上实属奇迹，连以发展最快而著称于世的日本，也是用 34 年时间才完成这一飞跃。韩国钢铁工业几乎同步完成了进口替代和对外出口。1999 年，粗钢产量达 4100 万 t，居世界第六位。 资源贫乏的韩国发展钢铁工业所需的矿产资源全部依赖进口。为降低运输成本，钢铁工业布局在便于进口原、燃料的沿海港口附近，东南沿海濒临迎日湾的浦项和光阳湾的光阳是韩国最主要的钢铁生产基地。 2.造船工业 国家重点支持的出口战略产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韩国造船工业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造船格局，直接威胁着自 70 年代以来遥居世界榜首的日本。造船竣工量在 1980 年仅为 52 万载重吨，而到 2000 年创1 222 万载重吨（占世界 40%），首次超过自 1956 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位的日本，同年所接受订单和进行中的工程量也同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造船国。 韩国的造船厂多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带，这里良港密布，水深且潮差小，又是钢铁和机械工业等辅助产业的集聚地，人口稠密，故极适宜发展造船业。大型造船厂集中于蔚山的米浦和巨济、釜山影岛等地，中小型造船厂分布在忠武、丽水等南海岸。目前，现代重工、大宇重工、三星重工和汉拿重工（1997 年金融危机中一度濒临破产，后因所接受订单增加而在恢复之中）等大公司控制着韩国的造船工业。3.汽车制造业 韩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从事汽车及其关联产业的从业人员达 220 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约 8%，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 10%。1999 年韩国生产汽车 284 万辆，出口汽车 150 万辆，分别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八位。从 60 年代初期起，韩国仅用 30 多年时间完成了先进工业国用 100 年时间实现的发展。 汽车工业虽然发展迅速，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技术上的差距。韩国的汽车工业在平均国产化率、燃费、排气对策、涂装、组装方面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在设计技术、生产自动化技术、机械加工技术、电子化部件等领域尚有一定差距，新技术开发能力也有不足，成为其汽车工业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的障碍。 汽车工业主要分布在蔚山、釜山、光州、仁川、始兴等地。4.电子电气工业 韩国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如果说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是金融危机中受打击最大并加重金融危机的主要部门，电子工业则是韩国得以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的主力部门。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从进口替代型家电生产开始。此后，需要劳动力较多的加工组装型家电制造业迅速发展并成为出口主力产品。从 80 年代起，致力于发展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等等信息通讯设备制造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LCD（液晶显示器）等能动部件制造业，并开始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与发达国家竞争。如今，韩国在 DRAM、LCD 等技术革新日新月异、产品生产周期短、设备投资额巨大的通用部件领域，无论品质还是价格都已建立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在“白色家电”和 AV 设备（视听设备）领域进行市场指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目前这一领域的海外生产比率已达 20 ~50%﹪ 。而国内电子电气工业重心则向市场成长性高的信息通信设备及其部件转移。三星电子、LG 电子、现代电子和大宇电子是韩国电子电气业的代表性企业，这四大企业的国内外生产在世界电子电气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下均为 1998 年）：在世界同类产品生产中所占比率最大的是 DRAM，占世界总产量的近 40%；其次为大型 LCD 和微波炉，约占 25~30%；VTR（录像机）、CDT（彩色显像管）、CDT 监测器占世界 20%；光盘驱动器、彩色电视机占 15%；手提电话、传真机、洗衣机、冰箱、空调等占世界 5~10%。 电子电器工业分布在以汉城为中心的首都圈（汉城、仁川、水原等地）、内陆的龟尾电子工业团地以及釜山等地。（四）首都圈一极化的国土构造 1.高密度的城市国家 韩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总面积只有 9.9 万 km2 的国土上，生活着 4 797.7 万人口（1999 年），人口密度达 481/km2，若排除城市国家和人口 100 万以下国家，韩国的人口密度居世界第三位。若考虑其国土的 2/3 为山地，不难想象实际人口居住之稠密程度。战后的工业化伴有急剧的城市化过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化率从 1960 年的 39.1%上升到 1999 年的 87.6%。目前全国共有 277 个城市，其中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有汉城、釜山、大丘、仁川、光州、大田、蔚山等 7 个，这些城市吸引了全国近一半人口。2.首都圈一极集中 韩国有句俗话： “马送济州岛，人送汉城”，充分体现了韩国社会中的所谓中央指向传统。加上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政府所发挥的权威作用和政企一体化的特殊背景，还有追求集聚效应的经济规律等，这些因素都促使韩国形成人口和经济向汉城及其周围高度集中的国土构造。首都汉城特别市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成为人口超过 1 000 万人世界特大城市，目前全国近 1/4 的人口生活在汉城。邻近汉城的仁川（汉城的门户）广域市和京畿道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结果半径 60～70 km 的首都圈吸引了全国 45.9%的人口。可以说，在过去 40 年来所增加的 2 200 多万人口的 3/4 流入了首都圈。经济中枢管理职能向首都圈集中的现象更为突出，政府投资机构的 80%、百家大企业总部的 95%集中于首都圈（参看表6.2.4）。 表 6.2.4 韩国人口和经济、社会职能向首都圈集中现状资料来源：《国土利用年度报告书 2001》，韩国建设交通部。3.工业地域结构 随着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工业地域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战后工业首先向汉城、仁川等原有工业中心集中；从 70 年代起，东南沿海地带迅速崛起。如今，西北部首都圈工业区和东南部沿海工业地带内集中了韩国大部分工业，构成韩国工业的南北两极。 首都圈工业区，包括汉城市、仁川市和京畿道（已扩展到忠清南道的部分地区和江原道部分地区），由京仁工业区进一步向四周扩散而形成。韩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也是创造“汉江奇迹”的核心区域。受消费市场、劳动力和技术的吸引，诸多工业部门集聚于此，形成国内最大综合性工业区。首都圈工业区集中了全国 55%的工业企业、45%的工业从业人员和 36.8%的工业产值。汉城是最大的核心，出版印刷、食品饮料、纤维服装等城市型工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地位突出。仁川为本工业区海上门户，以基础材料工业和加工组装工业为主。汉城周围的安养、富川、始兴、城南、水原等为受首都辐射迅速兴起的新兴工业中心，以汽车、电子等加工组装工业为主。 东南沿海工业地带，又称岭南沿海工业地带，以釜山为中心，向北延伸到迎日湾，向西扩展到光阳湾，呈带状分布。如果说首都圈工业区的竞争优势在于集聚经济，东南沿海工业地带的竞争优势则在于规模经济。这里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天然良港，人口密集，工业用水充足，用地广阔，适宜发展大规模重化学工业地带。60 年代以来的大型重化学工业项目布局于此，发展成为韩国最为重要的重化学工业地带。釜山是该地带的核心，也是韩国最大的港口和第二大城市。浦项的钢铁，蔚山的石油化工、造船、汽车，温山的有色金属，昌原和晋州的机械，东光阳的钢铁，丽水的石油化工等享有盛誉。马山是韩国第一个出口自由贸易区。1999 年，东南沿海工业地带集中了全国 29.7%的工业企业、35.6%的工业从业人员和 39.3%的工业产值。 表 6.2.5 韩国各地区工业在全国的地位（1999 年）资料来源：根据韩国统计厅 《区域经济动向 2001》相关资料制表。 的人口规模，普遍重视教育的文化特性，使这些劳动力即使在贫困状态下也力求受到教育，低工资、勤劳、适应能力强的劳动力，是东部亚洲实现工业化的最重要的资源。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东南亚、中国等国家也开始开放国门、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其内外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同 60 年代非常相似，不同的是：由于冷战结束，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贸易和投资更加自由化；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更为活跃；机电一体化革命和 IT（信息技术）革命为后起国家的工业化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和新的活力等。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一时期同属亚洲并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日本、NIEs 等经济先行起飞的国家和地区正进入新一轮产业升级阶段，遂把国（区）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或生产工程向邻近后发国家转移，从而为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外部机会。依靠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发展制造业，以此带动经济起飞；起飞之后内需扩大再拉动经济增长，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外向型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在此过程中，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表 7.2.1 所示，在20 世纪后半期，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率大大超过 GDP 增长率，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口拉动作用更为显著，充分证明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成效。 表 6.2.1 亚洲主要国家（地区）GDP 和出口增长率 单位：（%）资料来源：据[日]《亚洲经济 2000》第 293、312 页数据制表。3.新一轮混合型战略实际上，许多亚洲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并非那么简单，在不同产业领域和同一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是互为转移的，表现出“混合型”战略特点（参看图 6.2.1）。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再度工业化”（相对于改革开放前）过程也表现出两种战略并存的特点，如其劳动密集型纺织工业和率先完成进口替代的家用电器以及电子通信设备工业倾向于出口导向，而资本密集的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材料工业和汽车等工业则处于进口替代阶段。只不过与改革开放之前不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广泛参与了这一进程。图 6.2.1 亚洲工业化轨迹示意图在新一轮混合型发展战略中，信息技术（IT）革命牵动了亚洲新经济的发展。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曾一度给亚洲未来蒙上了阴影，国际上甚至出现了“东亚奇迹终结”的论调。然而出乎预料的是，亚洲很快从危机中复苏，再一次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促使亚洲走出危机的主要力量为出口，特别是 IT 关联产品的出口增长。IT 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 IT 经济化，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亚洲经济发展以及其未来走向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IT 产业在亚洲的发展的主要特征是： (1)正成为世界性的 IT 关联设备供给基地。如今，IT 关联设备生产成为亚洲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如以IT 关联设备制造业产值占 GDP 的比率为例，NIEs 与 ASEAN4 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已大大超过日本、美国和 EU。据 OECD 的资料，1997 年在世界 IT 关联设备总产值中，日本、NIEs、ASEAN4 国和中国分别占 22%、14%、6%和 4%，亚洲 10 国（地区）合占 46%（参看图 3）。在迅速扩大的 IT 关联设备需求和亚洲供给能力增强的背景下，亚洲的 IT 贸易额有大幅度提高，在 1996～1999 年间，IT 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全部出口平均增长速度。如在 1999 年，电气、电子设备的出口贡献率在 NIEs 达 70%以上，在中国达 50%以上，即使在 ASEAN 的出口总体呈负增长的 1998 年，其中电气电子设备的出口仍然保持了正的增长。 (2)IT 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较快，移动电话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亚洲 IT 经济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 IT 服务市场在急剧扩大。其中，移动电话的爆发性普及尤为引人注目。在 1995～1999 年期间，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移动电话用户数以年平均 75%的速度在增加（除日本之外）。如今 NIEs 的普及率已超过日本，中国、ASEAN4 国和印度虽然普及率目前尚较低，然而却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参看图 6.2.2）。 在亚洲，互联网的普及率也在急剧扩大。美国是世界上互联网普及最早的国家，其大规模普及发生在1995 年，不久这一波浪很快波及到亚洲国家。1998 年，除韩国之外的 NIEs 的人均普及率已超过日本，中国、ASEAN 和印度虽然普及率目前较低，但增长速度却惊人，如中国，互联网的用户 1998 年为 210 万人，而到 1999 年激增到 890 万人。图 6.2.2 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移动电话与互联网普及情况（1999 年）注：1.普及率指的是每 100 人加入者数。2.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为 1998 年数据。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3)印度和菲律宾正形成世界水准的软件产业 。亚洲不仅在 IT 关联设备生产上占据重要地位，其软件开发也在迅速发展。近年来，印度和菲律宾的软件产业以年平均 50%以上的速度在增加。1999 年，印度软件产业销售额达 57 亿美元（预计 2000 年可达 87.5 亿美元），软件出口额达 40 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0.5%。菲律宾的软件出口 1996 年达 2.1 亿美元。两国所产软件大部分向发达国家出口，印度软件的 60%以上为对美国出口。（二）亚洲工业化的地域格局—亚洲太平洋地区城市走廊与功能性城市体系的形成 1.亚洲太平洋地区城市走廊的形成 20 世纪最后 20~30 年的亚洲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亚洲地区内部（主要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联系、金融联系、对外直接投资联系等均得到加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深。然而在亚洲广大的区域中，真正参与这一进程的区域是有限的，奇迹主要发生在对外联系便利的沿海地带，尤其是那些人口规模大、具有优良港湾的大型城市，以至形成东起日本东京，向西经韩国汉城，中国的北京、上海、台北、香港，到东南亚马尼拉、曼谷、科伦坡、新加坡直到雅加达的西太平洋城市走廊（参看图 6.2.3）。 图 6.2.3 亚洲太平洋地区城市走廊资料来源：P。DIKEN，[日]宫町良宏等译，全球转移（上），古今书院，2001 年，第 78 页2.资本输出城市（后工业城市） 东京、汉城、台北属于此类城市，现已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国际金融机构、高级的企业服务业高度集中的资本输出城市。在后工业城市中，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发散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内容。反映在各自的城市景观上，则是智能化高层办公楼密集的 CBD（中心商务区）云集着国际性金融机构和大公司总部；有高租金的大型公寓和商业设施，集中众多的研究与开发设施，还有以高收入阶层为对象的休闲娱乐中心等。 3.大量吸收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城市 以上海、曼谷、雅加达为代表。这些城市成为各自所属国家乃至本地区中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中心。在这些城市的周边，兴起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出口加工区或工业开发区，大片的郊区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在住宅开发和工业活动急速向周边扩散的同时，建设业、贸易业、金融业和各种企业服务业却日益向市中心集中，高密度的 CBD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兴起。4.以国际交易为主要经济内容的地区中心城市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代表。这两个城市曾经均为英国殖民地，以自由化经济为背景早已确立了作为地区性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使城市经济的发展迅速跨越边境向其周边地区扩张，形成著名的“增长三角”和“珠江三角”。如今，两大城市圈范围已扩展到 100 公里。二、亚洲唯一的发达工业化国家日本（一） 自然条件概述日本的国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等四大岛及其附近的 3 900 多个岛屿所组成，这些通称为日本群岛的岛屿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呈狭长的弧形。国土面积约 37.8 万 km2，其中四大岛面积占 95.4%。由于国土南北狭长，并与子午线斜交，使日本同面积相近的国家相比，所跨经度和纬度均多，这对日本的地理环境及地域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日本是多山的国家，国土的 70%为山地和丘陵，平原狭小。主要山脉与岛弧平行，山脉高耸险峻，位于本州中央飞驒山脉海拔高度超过 3 000m，有“日本阿尔卑斯”之称，被誉为日本的“屋脊”。火山众多，是日本山地的另一个特色，全国约有 200 多座著名火山。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山对于日本人的精神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平原，一般由河流和海水搬运来的沙土堆积而成，零散地分布在河流下游或沿海一带，在入海口处形成冲积扇和三角洲。平原分为台地和低地，低地多开发为水田，而台地则因缺水农业开发较晚。日本的平原虽小，最大的关东平原面积也只有 1.68 万 km2，但却对其经济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日本高密度经济社会的形成，是与可利用的平原狭小密切相关的。 受地形的影响，日本的河流短小湍急，多峡谷、瀑布，不利航行。信浓川和利根川是日本最长的河流，但也分别只有 367km 和 322km。日本属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终年温和湿润。日本是世界屈指可数的多雨地带，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 1 000~2 000mm 之间，与干旱气候面积广大的同纬度其他国家相比，是少有的森林国家，其森林覆盖率达 66.8﹪。日本国土大部分属于温带，年平均气温较高，无霜期较长。除春夏秋冬四季外，日本还有春夏之间的梅雨期和秋冬之间的秋霖两个雨季。自古以来，春天樱花的开花日预示农田作业的开始，秋季枫树的红叶日和落叶日则告示冬季的来临。纵贯本州岛的脊梁山脉两侧的太平洋一侧和日本海一侧之间以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气侯，均有显著的地域分异。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四大类型区：(1)以冬季降雪为特征的日本海沿岸；(2)易出现梅雨期大雨和干旱的九州地区；(3)降水少、终年多晴天的濑户内海地区；(4)降水多、深受黑潮影响而温暖的南海地区。日本海一侧冬季降雪多，是世界著名的“豪雪地带”。这是因西伯利亚气团经由日本海时加温加湿，并遇到与之几乎垂直的中央山脉而被迫抬升所致。① 大雪给生活在日本海一侧的居民带来诸多不便，而且时常会引起农业灾害、雪崩或融雪洪水等灾害，有“白魔”之说。为解决冰雪封天的冬季的生计，自古以来，日本海一侧各地相继发展起手工业，其中很多手工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地场产业”。这些地区的除雪技术也较发达。大雪除带来灾害以外，一方面雪成为山岳地带水力发电的重要能量资源，因有“白炭”之誉；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利用雪资源开辟滑雪场，发展旅游业，也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日本是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既有地震灾害、火山灾害、土崩灾害等缘于地质地形的灾害，也有风害、低温冷害、干旱、大雪等气候灾害，这是由其国土自然环境特性所决定的。日本地处西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活断层广布，火山众多、地震频繁，故有“火山、地震国”之称。境内有 86 座活火山，相当于全世界的1/10。而且日本固有的地形条件和气象条件结合在一起，有着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之破坏程度的特性，如地震、火山、台风和大雨除了引起直接破坏外，还常常引发火灾、山崩、洪水、泥石流等二次性破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使人口和经济高度集中于狭小的平原地带，也使自然灾害更具危害性和破坏性。治山、治水、海岸加固等国土保护和防灾制度建设等，向来在日本的公共投资中占有重要份额。 虽然日本高度重视对其狭小的地理环境的保护，但是长期的经济开发活动仍然不可避免的使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具体表现在：(1)天然林的树种构成发生了变化。日本的住宅多以木制房为主，高速增长时期为满足旺盛的住宅需求，砍伐天然林后大规模地营造了速生的杉树、丝柏等人工林。自 1966 年以后虽然森林总面积未减少，但森林构成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然林共减少了 210 万 hm2。而人工林在涵养水分、腐殖土壤等自然生态上的作用却远不及天然林。(2)农用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在战后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原本并不充裕的农业用地迅速转化为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和道路用地。在过去的 40 年间，农地减少了约 110 万hm2。(3)城市化和人工海岸建设极大地破坏了野生生物的生息。战后为高速增长的工业和城市人口提供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也为确保海岸域的安全，日本在内海和内海湾地带建造了大批海岸保护设施，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海岸线的过于人工化，极大地改变了自然海岸和干泻，从而破坏了鸟类和鱼类的生息环境，海岸的水质净化机能也因此而受影响。如今在东京湾，约 20%的海面已被填埋，几乎看不到自然海岸。(4)战后的汽车社会化和由此带动的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仅以其噪音、振动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造成公害，而且也破坏了生物的行动圈和自由移动。（二） 经济发展轨迹 1.明治维新与近代化 到 1868 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一直是个落后的闭关自守的封建农业国家。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近代化开始启动。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开放政策，大量引进欧美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并为之不惜费用和人才的投入，全面普及教育也是明治时期的重要国策。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约 70 年间，日本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 4 ~5%﹪ ，超过了欧美工业先行国家水平。 2、对外扩张与工业化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在“殖产兴业”政策下，日本走了一条由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纺织、钢铁、造船、化工等近代工业。然而日本的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富国强兵”政策，却使其工业化始终与对外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1915 年的日俄战争、1931 年以后的侵华战争和 1941 年的太平洋战争等，成为日本对外掠夺资源、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占领市场的手段。战争刺激了与军事密切相关的钢铁、车辆、造船、电机、化工等重化学工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1918 年，日本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而成为工业国，工业结构也从轻纺工业为主转向重化学工业为中心，1942 年重化学工业化率达到 66.9%。然而，与军事化高度相关的工业化却延缓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日本国内，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了工人与农民的强烈不满。由于资金、资本、劳动力被强制性地投入到战争，使经济脱离了正常轨道，最终陷入全面崩溃，及至遭受战争惨败的结局。3.二战后经济恢复与高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陷入崩溃境地。空袭造成了近 22%财产的损失，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海外的原料、燃料供给渠道被切断。为恢复荒废了的经济，日本采取了集中发展煤炭、钢铁、化肥的倾斜生产方式，但仍举步为艰。使日本经济起死回生的重要转折点是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国把日本作为朝鲜战场的军事补给基地，一改对日本的各种限制，允许和鼓励其发展工业，骤增的军事订货为亟待恢复的日本提供了宝贵的外汇，为进口原料、燃料开辟了道路，加之美国给予的各种形式的巨额“援助”和“贷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到 1955 年，日本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从 1955 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 1973 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在这 18 年间，经济平年均增长率高达 11%，超过了同期美国和西欧的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地位明显上升，1964 年加入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富人俱乐部”之称），1966、1967、1968 年经济规模分别超过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高速增长时期的完全就业使日本成功地消除了二元结构，持续的设备投资和不断的技术革新使其产业获得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出口以超过 GNP 增长率一倍的速度增长。 4.石油危机以后的结构调整与低速增长 1973 年和 1979 年的两次石油危机给日本带来巨大冲击。面临严峻的形势，日本一方面推动经济的省资源、省能源化，另一方面依靠技术革新成功地使其产品、特别是出口商品实现高附加价值化。日本是世界上最快地从石油危机阴影中走出来的国家。8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巨额的贸易黑字和日元升值背景下，致力于扩大海外投资，加快了经济国际化步伐。然而经历了 80 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后，整个 90 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缓慢，至今未走出“平成萧条”。5.今天的世界经济大国 2000 年，日本的 GNI（国民总收入）达 4.337 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人均 GNI 达 34210 美元，仅次于瑞士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位。1999 年，对外贸易额达 7 304 亿美元，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经常收支黑字高达 1 069 亿美元，经常收支黑字连年累积的结果，使日本的对外纯资产已达 8 3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在工业生产领域，钢铁、造船和汽车的产量与质量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跻身于世界前列，如今高附加值、高技术密集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和其他电子工业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物质生产和经济规模方面，日本已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的“追赶、赶超”历程。 国民生活在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公平的收入分配、享受 安全和便利的日常生活方面，可以说已相当“富裕”。然而由于城市过密、住宅价格昂贵、实际生活费用支出高等各种因素，使国民实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同其国家经济实力相比有一定出入。 表 6.2.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资料来源：据宫崎 勇著《日本经济图说（第三版）》（岩波新书，2001 年）P21 部分修改制成。（三） 经济发展的因素 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如此快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大奇迹，曾引起世界经济界和史学界普遍关注。究其原因，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加以定论。至少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分析（参看表6.2.2）。（四）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战后以来，为尽快复兴经济，在美军占领下首先进行农地改革，并采取“倾斜生产方式”，重点发展电力、煤炭、钢铁、肥料等基础工业。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随后的越南战争，为日本创造了“特需”，纺织工业得以迅速恢复。农业、煤炭工业和纺织工业，主导了战后复兴期经济发展。 农地改革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劳动改革则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神器”进入日本家庭，家用电器生产因此兴起。战后的自由竟争环境刺激了广泛的投资，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带动下，钢铁、石油化工、造船和汽车等运输机械等“重化学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劳动人口从农村不断涌入城市，农业开始了衰落。 60 年代中期以后依靠最新设备投资而获得国际竞争力的船舶、钢铁等产品则走向国际市场，出口成为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动力。重化学工业内部重心也开始有所变化，电气机械和运输机械等加工组装型部门的增长速度超过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原材料部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度石油危机动摇了日本工业中重化工业的根基，促使日本转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兴的微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于产业，不久在汽车、电子等加工组装型工业领域建立起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变化的突出特点是，汽车、民用电子、通信设备等加工组装型工业成为主导产业，产业从大规模批量生产型向高度加工、知识密集方向发展（参看图6.2.4）。 图 6.2.4 日本工业结构的变化资料来源：据[日]经济产业省《工业统计表》有关资料绘制。8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电子通信产业，推动生产工程的自动化水平。这一时期也是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参看表 7.2.3）。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企业规模扩大和企业经营活动日趋复杂化，对企业服务业的需求逐渐增大；另一方面，由于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和社会需求日趋多样化，刺激第三产业不断发展。而且，随着信息化进程加快，原来由企业在内部完成的各项业务，如研究与开发、信息处理、设计、工程、软件等职能出现外部化趋势，经营服务业因此得以发展壮大。 表 6.2.3 日本 GDP 的三次产业构成变化（%）资料来源：据[日]矢野恒太纪念会《日本国势图绘 2001》（国势社）P93 资料资料制表。（五）产业区位与国土结构的变化国土结构可简单地理解为国民经济的地域构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影响国土结构的最直接的因素，莫过于企业的区位行为和居民的空间移动（包括居住地的移动和日常通勤、购物等移动）。而政府主要则通过公共投资（道路、铁路、港口、机场、通讯网等基础设施）的区域配置计划和产业区位政策来影响上述经济主体的空间移动。在日本，前后分五次制定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各时期的产业区位政策，通过作用于企业和居民的空间行为而间接地发挥了作用。< 1.经济复兴期：地方圈的复兴与原有工业地带的恢复二战后的经济复兴是从地方圈开始的：先是农村因农地改革而有较大发展；而对煤炭的倾斜生产使北海道、九州等煤炭基地的经济有了起色；东北、中部山区、南九州等地山区发展水力发电和电化学工业。受朝鲜战争特需的刺激，原有工业地带的工厂设备得到修复和改造，地带内道路、港口等产业关联设施也得到扩充和改善。2.高速增长前阶段：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的形成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等四大工业地带的雏形早在 20 世纪初已确立，并在战争期间得到巩固。① 恢复期复苏的四大工业地带，在高速增长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钢铁、炼油及石油化工、火力发电等基础原材料、能源工业，因寻求便利的进出口条件、宽阔的用地和充足的用水而向四大工业地带的港口附近区位。随着上述基础原材料型工业部门的投资继续扩大，已有工业地带接近饱和，于是向其周边的临海地带扩散。京滨工业地带沿着东京湾向东扩散，形成京叶、鹿岛工业地带，成为广义的京滨工业地带的组成部分；中京工业地带沿着伊势湾西部扩散，建立起四日市石油化学工业基地；阪神工业地带向大阪湾两侧的土界、播磨一带扩展；介于阪神工业地带和北九州工业地带之间的走廊地带濑户内海得到大规模开发，在仓敷、福山、大分等地新建钢铁、石油化工大型联合企业。由此便形成了世界著名的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它东起东京湾东侧的鹿岛，向西经东京湾、骏河湾、大阪湾和濑户内海（即所谓“三湾一海”），一直到北九州，长达约1000km，包括京滨、中京、阪神、濑户内、北九州等工业地带及其毗连地区（参看图 2）。太平洋带状工 业地带的面积约 10.8 万 km2，约占全国的 29.1%。1966 年，当时该地带工业产值占全国比重高达78.3%，基础原材料型工业更是占到全国的 86.3%。此后，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区位便向内陆扩展，使该地带在日本工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即使如此，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仍不失为日本工业最聚集的地区，也是世界工业生产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图 6.2.5 日本的工业地带与工业地域资料来源：[日]国势社《日本的国势 2001》P124。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是工业经济追求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在空间上的投影，而其在日本最为典型的体现形式莫过于一大批大型临海联合企业的出现。所谓临海联合企业指的是，因内在的生产技术联系而在空间上相互连在一起的企业联合体，如石油化工联合企业、钢铁联合企业等。在日本，它代表着一种从海外进口大量原料，在临海地带加工，生产出的产品再由同一港口向海外出口的生产方式。对于大型装置型工业来说，此种方式是极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而能源的流体化以及当初港口土木技术的进步，则使这些临海联合企业地带的形成成为可能。 对于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的形成，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在以 “据点开发方式”而著称的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2 年）和与之相配套的“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1962 年）以及“工业整备特别地域整备促进法”（1964 年）等的指导下，日本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在四大工业地带及其周边地区兴建了工业用地（包括填海造陆）和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从而从间接地促进了民间企业在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的集中区位。3.高速增长期后阶段：第一国土轴的形成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以来，汽车、电气机械等机械工业迅速成长，在首都圈、名古屋圈和关西圈的内陆地区相继出现大企业的工厂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中小企业的集聚。这一时期，企业活动领域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展成为多部门、多区位型的现代企业。总部或主工厂设在关西的住友和三和系企业，开始在关东的京叶和鹿岛建厂，并在东京设分公司；而以首都圈为基地的企业，则在大阪湾和濑户内海建厂，并在全国主要城市建分公司。企业的生产活动与管理活动范围向全国范围扩展，并自成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为使人、物、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畅通无阻，日本政府于 1969 年制定了“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致力于建设新干线、高速公路、机场等高速交通体系和现代化通信体系。从东京经由名古屋、大阪一直到福冈的东海道—山阳新干线和与之相并行的高速公路相继完工，东京、川崎、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广岛、北九州、福冈等人口超过 100 万的诸城市通过高速交通体系联在一起，相互间生产职能和都市职能用很短的时间结合起来，这样便形成了所谓第一国土轴。 而远离第一国土轴的国土两端和日本海一侧地区，其经济以农林水产业和地方性工业（即地场产业）为主，大量劳动力流向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人口数量和密度持续下降，由此出现“过密”和“过疏”地区间矛盾。 4.稳定增长期：工业向内陆和国土两端的扩散 随着主导产业由大规模装置型产业向汽车、电子电气等加工组装型产业升级，工业区位中心也从临海工业地带向首都圈、名古屋圈的内陆地带和南东北及九州岛高速交通体系周边的工业园区转移。促使工业向内陆和地方扩散的因素主要有：(1)对劳动力和用地的需求。由于在大城市圈，劳动力和用地极其紧张，企业把研究与开发职能、中枢管理职能继续留在大城市圈内，而将大量生产型工厂向劳动力和用地相对充足和成本较低的地方转移。(2)地方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得益于日本政府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远离大城市圈的地方也建立起以机场、高速公路、新干线为代表的高速交通体系。(3)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策为扩散来的企业提供税收、融资、工业园区等软硬方面支持。(4)产品特性的变化。向地方分散的工业多为短小轻薄型电子部件的加工组装部门，比起传统工业产品，其单位重量附加价值高，运输成本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