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二十世纪中国读者与巴金创作

发布时间:2024-01-09 11:01:20浏览次数:50
福师《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二十世纪中国读者与巴金创作一、 为什么必须重视巴金创作的接受研究?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尝试,到 1995 年《再思录》的出版,巴金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并且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接受。  然而,对于巴金创作所引发的持久广泛的文学史效应,对于巴金读者的接受状况,国内外学术界虽有所注意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直至美国的奥尔格 ·朗《巴金和他的著作  两次革命中的中国青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 年版)一书的出版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但奥氏对巴金创作与读者接受的研究也仅局限于 1949 年之前的巴金创作,局限于那一时代的青年读者。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国内虽然也有人注意过这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停留于一些读者接受现象的描述,还谈不上系统研究。  回顾巴金研究的历史及其面临的挑战,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系统、深入研究的课题。  在二十世纪里,整个巴金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的、历史的、实证的方法,人们似乎首先认定巴金创作的意义就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而忽视了读者接受在巴金文学现实化中的作用。又因为认定了作者的意图很大程度受制于他的个人经验、他的思想信仰、他的世界观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特别地关注巴金的生平与思想,关注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以求把握作家的创作动机。  不可否认,这一切的研究对于理解巴金、对于探讨巴金文学的意义都具有重要价值。但也正是长时间对这一研究方法的过分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金研究的深入,导致了巴金研究的徘徊与滞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学术视角和批评方法的更新,特别是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批评理论的运用,不少研究者开始注重巴金创作文本的研究,力图从巴金创作文本的结构方式探寻其意义所在。这种努力提高了巴金文学文本的地位,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偏差,也更为接近了巴金创作的文学本质。但这种研究把文本视为一种封闭的、永恒的、超历史的存在,它同样忽视了读者的接受因素,忽视了读者的能动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的意义是阅读的产物,它主要靠读者来发掘,没有读者的文本只是一种潜在的符号。这正如姚斯在他那著名的演讲《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所指出的,迄今为止的文学研究一直把文学事实局限在文学的创作与作品的表现的封闭圈子里,使文学丧失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维面,这就是文学的接受之维。在以往的文学史家和理论家们看来,作家和作品是整个文学进程中的核心与客观的认识对象,而读者则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永谋其价值和生命。这对于曾经深受读者欢迎的巴金及巴金文本的研究无疑有着特殊的启示。所以,应该尝试运用接受美学的方法,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研究巴金及巴金创作,可以把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从长期以来的“作家作品”调整和扩大到“读者作品作家”方面来,这不仅在巴金研究领域,就是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中都将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于巴金研究领域来说,这项工作不仅将较大程度地拓展巴金研究的视野,丰富研究的话语空间,而且也将更为深入地探寻到巴金文学的意义。而由于巴金在二十世纪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实际影响,由于巴金文学创作的特殊性,这一个案研究对于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对于当下的文学的批评和创作的实践也都将会有别样的启迪。二、 在共时接受中,巴金的创作文本是如何满足并超越读者的接受期待的?  把接受因素引入巴金研究的范围,把读者对本文的具体化纳入到巴金文本意义的构成要素之中去,就必须考察读者接受的能动作用。从作者接受的角度讲,文学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作家独自创造的,也不是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读者对本文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本文的再创造过程,是读者的阅读接受才使得文学文本得以具体化,所以文本的意义是阅读接受过程中文本与读者共同创造的产物。把这种观念应用到巴金研究的实际,可以充分肯定读者接受在巴金文学意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巴金研究开拓一片广阔而自由天地。从众多具体的事例看,这样的思路也特别符合巴金文本意义生成的实际。  这里要讨论到的巴金读者主要是共时接受中的读者,是业已存在和发现的文字资料中的读者,而不是当下具体的、个别的巴金读者或理论建构中的理想读者。在界定这前提之后才可以进一步探 寻当年巴金读者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姚斯文学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读者阅读、体验、接受一部作品时的“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姚斯认为,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任何文学的阅读都将不可能进行。  先看一段 1930 年《开明》杂志上登出的读者阅读《灭亡》后所写的文字:  哈!这是现实世界底缩影!显然的,世界已经划成两敌对的壁垒富与穷!穷者永远是被榨取,被残杀!那狼般凶,猪般蠢的富人,却是站在榨取来的血脂中享乐啊!啊!这个世界里所听见的,只有:悲痛的呼号,与那恶魔底淫嚣!  《灭亡》就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地描写了出来。不宁维是,它还把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底反抗力,表现了出来(虽然不见十分强烈,似乎还能……)。从反抗压迫的叫号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复仇!复仇!以他们内心底燃烧着的热血,去复仇!这个残杀的局面,总不能维持多久的。在最近的将来总须有一个极大的破灭!……  新近看 Gerbart Hauptmann 的 Die welur(《织工》) ,如今又看到这《灭亡》,我都凄然地在心底流着滚滚的热泪。尤其是后者,晶晶的泪水,遮着我的眼珠,全身的筋肉都颤动起来。耳畔依稀听见张为群妻子的哭泣,李静淑的幽咽,还有那一切的惨叫声!眼际朦胧地也看见两个鲜血滴滴的人头,在空中摇动。啊!那是杜大心和张为群的首级!……  “革命什么时候才来呢 ? ”我这样地自己思维着!(孙沫萍:《读〈灭亡〉》)  “革命什么时候才来呢 ? ”是《灭亡》中张为群给杜大心的疑问,它反映了张为群的迷惘,他的一种期待。文本中这一疑问也使得杜大心陷入深深的痛苦,因为张为群的迷惘和期待实际上也是杜大心的迷惘和期待。而这一疑问和期待也震动了共时接受中的读者,唤起了他的“中间与终结”的期待,最后使读者在接受中实现了文本关于贫富对垒、强弱对抗以及革命复仇的特殊指令。   1929 年以及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国读者一般都已接触到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接触到人生派的血和泪的文学、浪漫派的情与性的文学。对于短短几年间经历或感受了“五四”、“五卅”、“北伐”以及大屠杀的青年来说,废名等人的小说自不必讲,老舍那种幽默得近“耍贫嘴”(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小说也很难引起他们的激动,那些走投无路,仿惶歧途,春情发动的纯洁的青年怎能不对表现社会革命的文本充满阅读的热情?  当然,《灭亡》以及稍后的《爱情的三部曲》等文本的具体化过程中,必须受到文本“互文性”的制约。单从采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而言,《灭亡》和《爱情的三部曲》的文本并不是初始的、独到的,因此读者的接受首先依赖的就是先前存在的全部文本和释义规范。《灭亡》和《爱情的三部曲》中的“革命+恋爱”模式的直接功能,就是引发读者的先在知识或先在理解。  “革命+恋爱”模式的流行,自有其时代的必然。“二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 也不管影响的深浅,大概都要面临爱情与革命这两道关。特别是爱情关即婚姻问题这一类,谁都难免的”;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他们在情场失意时,会愤然去参加革命;但革命失败后,又每每去找爱情的避难所”(陈白尘:《少年行》)。这种先在知识或先在理解读者几年前已经从蒋光慈的文本中获得,1928 至 1929 年间,茅盾、叶绍钧、柔石等人的文本更增进了他们的体验。  但是,读者一旦从“革命+恋”的老套路,在彼此间的交流中进入巴金的文本,读者也就接近了时代的情绪。这种情绪反驳了茅盾、叶绍钧文本所带来的“幻灭”的先在经验,也超越了蒋光慈那种愤激的复仇,它是一种“ 觉悟一民族底灵魂 ,而使之‘向上’‘奋斗 '”(夏一粟:《论巴金》)的特定情感态度。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在当时及后来许多文字资料中找到印证。这就是接受理论所假设过的阅读过程:“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包括同已经阅读过的作品进行比较,比较中就包含着对作品审美价值的一种检验”。读者对新作品的接受,总是通过对先在经验的否定完成“视野间的变化”,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水平,从而进人新视野的。“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这种方法明显地提供了一个决定其审美价值变化的尺”;而“作品在其诞生之初,并不是指向任何特定的读者,而是彻 底打破文学期待的熟悉的视野,读者只有逐渐发展去适应作品”(汉斯·罗伯特·姚斯)。正是由于这期待视野与文本的特殊指令的距离,先在经验与文本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巴金的《灭亡》、《爱情的三部曲》一类小说满足而又超越了当时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获得了当时青年读者的普遍接受,巴金也由此而崛起于文坛,并且迅速成为三十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三、 在共时接受中,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读者是如何同构巴金文本意义的?《家》的这一文本在共时接受中所产生的价值或意义,最主要是由当年的青年读者参与完成的。由于当时这些青年读者“遵守着一套每一个人都使之内在化的的规则体系”(斯坦利·费什:《读者中的文学:感受文体学》),《家》的文本意义主要也就被这“解释团体”一致指认并较长期地锁定为反封建出走家庭,追求光明的精神力量,觉慧也由此成为青年读者心目中的偶像。  但是,《家》的接受者又不仅仅是青年读者,“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的文字记载,表明了它的实际读者群远远超越了《灭亡》和《爱情的三部曲》等小说文本读者群的范围。  究其原因,文学作品的接受本身就是一个文本与接受者互动的过程,《家》这种迅速而持久的接受效果,首先就得益于文本的先在条件。无论是具备言情小说 、家族史小说 、父与子冲突小说还是‘革命+恋爱’小说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状态的读者,《家》的文本几乎都能迅速唤醒其以往阅读的记忆,首先满足其期待视野,并且将他带入特定的情感态度之中,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而读者接受的终结则是:传统言情小说的大团圆规则、《红楼梦》的家族衰亡规则、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的父子冲突规则以及蒋光慈革命恋爱冲突规则通通受到彻底的改变或部分的改写 。 对于不同读者的接受来说,《家》的文本在具体化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意义。当然,每一读者在接受《家》的文本过程中,其期待视野无论是得到了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还都将直接导致他修正原有的审美价值,使他们获得又一种新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 , 并进而形成阅读《春》与《秋》的新的接受期待。  在《家》、《春》、《秋》之后,巴金认真完成的几篇重要的小说是《寒夜》、《憩园》和《第四病室》,但由于战争的环境和紧接而来的社会政治体制的突变,这几个文本的意义并没在当 时的具体化过程中被充分认识。《寒夜》等文本的多重意义是在十几二十年后的读者接受中完成的,这已是历时接受中的问题了。  读者对巴金创作文本的接受热情再次高涨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之后。随着七十年代后期《随想录》的陆续发表,巴金及其创作再度引起媒体和广大读者的关注,1986 年五本《随想录》全部完成和出版又一次博得了许多文学批评者的好感 。但在实际读者中 ,这一次共时接受却由于不同接受者的不同期待视野而导致了明显不同的接受效果。  在接受《随想录》文本过程中,认同、肯定其文化思想史意义或文学史意义的读者似乎占大多数,而持保留看法的读者好象也不少。  对《随想录》持充分赞赏、肯定态度的读者是在接受过程中发现了文本的特殊意义,这些意义主要包括真诚的自省意识和忏悔意识、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鲜明的反封建反专制思想、大胆的说真话与崇高的人格精神,等等。  但就在这大多数文字表明读者顺利接受《随想录》之前,就已经另有文字记录了香港几位青年学生的阅读感受 , 这就是发表在 1980 年 9 月香港《开卷》,题为 《我们对巴金〈随想录〉的意见》的学生笔谈。这几位学生主要从文字和技巧方面谈论自己无法顺利接受文本的原因,但其中也有对文本意义的怀疑。但这几位学生的接受状况并不是绝无仅有,1988 年,内地的张放以及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中,也有人表示过类似的感受。  这些截然不同的接受效果,反映了读者的不同期待视野。香港那几位大学生所处的是与作者、与大多数内地读者截然不同的社会和语境,他们以当时香港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新闻自由、文学自由背景影响下形成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进入《随想录》文本,期待当然无法得到满足或超越,他们与《随想录》文本的接受交流无法产生同时期大陆接受者所读出的意义也就在必然之中。  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陆语境还处于“解冻”时期,文革的意识形态并未完全清除,思想解放运动也刚刚开始,当时大陆的许多读者正是带着这种背景的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接受文本,其阅读期待必然得到满足与超越。  八十年代后期张放的接受结果虽与好几年前的香港大学生略有不同,但其阅读期待无法得到满 足或超越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与《随想录》文本的冲突。产生《 随想录 》文本的八十年代前期的意识形态局面与 1988 年下半年的局面完全不能同日而言,但张放却以 1988 年的立场,期待从八十年代前期的《随想录》中“听到”“巴老讲一讲目前最现实的是非风云以及那些最不能使一般青年明白的现象”,这也难怪其奢望无法得到满足。  至于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基本已属社会转型后的青年,在经济大潮蓬勃高涨,人文精神日渐失落的语境中,他们带着由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肥皂剧等一次性文化消费品培养出来的先在经验和年轻人容易产生的简单偏激的先在理解共同构成的期待视野阅读《随想录》,自然无法顺利进入文本,更无从与文本进行交流并产生意义。  文学本文要进入阅读,其基本条件是读者必须具备接受本文的视界 ,或本文具备足够的力量可以打破读者原有的阅读惯例 。从上述《随想录》的接受状况看,这一文本只有在那些了解当代中国历史变迁,并熟知八十年代文化语境的读者中,才能产生读者与本“视野融合”的最佳效果,才能谈得上文本意义的产生、接受和理解。而且从共时接受而言,巴金及其创作文本属于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属于那些具有崇高人文情怀、感时忧国的读者。四、 在历时接受中,巴金文本存在哪些召唤性结构?巴金四十年代完成的几篇重要的小说《寒夜》、《憩园》和《第四病室》由于动荡和突变的环境而未能为读者广泛的接受,几个文本并未在充分具体化的过程中产生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的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小说也已也成为历史的存在,它们连同《寒夜》等小说又超越时间与空间,为新的读者所接受,产生新的反响,从而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吗。所以,下面重点考察的,是巴金文本的历时接受情况。  巴金三四十年代的创作文本在读者接受中产生“反封建走出家庭”的意义虽然在五六十年代被主流意识形态延续锁定,但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下的接受者带着新的先在理解和先在知识阅读这一文本,却“创造”了作者在文本中宣传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意义”。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读者与文本交流中所共创的意义也不是那么统一。五六十年代巴金作品深受欢迎的事实表明,巴金文本的召唤性始终是存在的,其语义潜能也是丰富的,即使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期读者同样也能 顺利地接受。  文革十年过后,《家》、《寒夜》等文本已经成了文学史上的经典。而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变迁,读者的期待视野也由变化、充实而趋向多元。在新的接受过程中,读者对巴金文本的理解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巴金文本也被赋予了新的、多样的意义。在专业读者与文本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共创了“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的人格化”、“高觉新”、“软弱者形象系列”、“委顿的生命”、曾树生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或曾树生是一个“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并且正在自觉地走向毁灭深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等等诸多的新意义。  而在普通读者中,特别是一般的青年学生中,巴金文本同样有其吸引力。但对于历时接受而言,关键已不在于巴金作品是否召唤过读者,而在于已成为历史文本的巴金作品具有何种召唤力。  一般的青年学生的接受不仅完全不同于共时接受的读者,不同于专业接受的读者,而且接受的效果也多种多样,异彩分呈。  在《家》的再欣赏过程中,不少青年学生的期待视野往往不能从文本中得到超越或满足,他们往往发出“ 可惜作家不这样写 ”的感慨。《家》也就是这样被读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认定的意义。在期待视野未能得到充分满足之后,有的读者甚至企图对原有文本的“语义潜能”进行解构或重写。  和《家》的这种激发读者改写或重写欲望的现象不同的是,读者在接受《寒夜》之后更多地表现为对文本价值体系的认定或反驳。另外,也仍然有青年学生从巴金的文本得到人生的启示。这表明,“对过去作品的再欣赏是同过去艺术与现在艺术之间、传统评价与当前的文学尝试之间进行着的不间断的调节同时发生的”(汉斯·罗伯特·姚斯),它们反映了新的巴金读者的当代期待,读者可以与文本进行交流并生成出的关于《家》、《寒夜》、高老太爷、觉新、汪文宣、曾树生等众多不同的看法,也表明了巴金的文本具有特殊的召唤性结构或丰富的“语义潜能”。  所以,还得探讨的是巴金的作品作为历史的文本,它们为读者提供了什么样的召唤结构,是什么因素促使巴金文本在被阅读中生成当代意义。  就目前读者接受的情况看,对读者具有较大召唤力的巴金文本主要是《家》和《寒夜》。从总体上说,《家》属于那种由叙述者的主导意识统辖故事,组织与支配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并通过 一些解释议论、抒发等非叙事话语的穿插,形成语义明白、系统一致的话语的小说,文本中基本上不存在不同或对立观点并存的现象。《家》还明显是一种祈使的文本,它不仅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与读者的关系也绝对是引导与被引导、灌输与被灌输的关系,其潜在的语义或功能就是对读者发出种种的指令。《家》的这些文本特征本来已决定它不大可能在历时接受中对读者产生大的召唤力。  但是,《家》的结构系统又不是那么严密,其叙事话语也不是那么统一,《家》的文本自身的“空白”及其“未定性”,都成了与读者交流的基本条件,成为具体化过程中有待于接受者补充或认定的地方。而《寒夜》的情况就更复杂了,由于它一反巴金其他文本的模式不仅空白不少,疑问很多,而且没有明确权威的叙述,有许多疑团很令接受者猜测。这一切使读者在接受时根本无法简单地认同或偏向于某一人物的立场,他必须在认真、反复地阅读后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才能生成出自己的意义。但这种判断或意义也只能“自己的”,它们很难与其它读者接受所生成的完全一致。  在巴金的其它文本中,“空白”与“未定性”的因素相信也是同样存在的,如《随想录》中那些有意的省略,故意的委婉在共时接受的读者看来未必是问题,但在将来历时接受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成为新的“空白”与“ 未定性 ”,并且将随着将来读者的接受生成新的意义。  “空白”与“未定性”是读者接受的动力,也是新的意义生成的前提。它不仅激发着读者的阅读热情,而且让读者根据自己的先在理解和先在经验填“空白”,认定“未定性”,从而参与文本意义的改写与重构。因此,巴金的作品将不会是一个永不变更的客观的认识对象,它将“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巴金的作品的意义潜能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读者或某一个别读者所穷尽,它将在不断延伸的接受链条中逐渐由读者展开。而巴金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巴金文本中的“ 空白 ”“未定性”进行挖掘,因为所谓的“ 空白 ”与“未定性”并不是坦然地存在于文本表层,它们更像是地表下的溶洞,虽然千姿百态,即将召唤着一批又一批游人的遐思,但它们最早总得由先行的考察者去发现、去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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