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第一章 诗经一　　祖国的文学遗产使我们感到自豪，不仅因为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因为它丰富灿烂，有优秀的传统。我们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的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 　　《诗经》里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代表两千五百年前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创造。《诗经》以外的“逸诗”往往是些零章断句又多伪托，远不如《诗经》里的作品重要。 　　这些作品，积累到三百零五篇，编定成一部总集，大约在纪元前六世纪中。《左传》所记吴国季札到鲁国观乐时，鲁国为季札所歌各国风诗的次第，和今本《诗经》是相同的。而“诗三百”一语不止一次出于孔子之口，见于《论语》书中。可见在孔子时代《诗经》里的篇数和今本也是差不多的。季札观乐的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正当孔子的幼年。文学史家假定在那时候已经有了和今本大致相同的《诗经》通行本，是可信的。至于《诗经》这个名称，当然起于这部总集成为儒家的经典以后。我们现在仍叫这部书为《诗经》，不过是依照习惯，沿用旧称，并非将它看做“圣贤”的著作，或表示它和一般的诗歌总集有何区别。《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風雅颂是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古人说“秦风”、“魏风”、“郑风”如同令人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风”字的意思就是声调。 　　《诗经》有十五国风。其中邶、鄘、卫三风实际都是卫国一国的风。《周南》、《召南》都是“南国”之风。这里所谓“南国”泛指洛阳以南直到江、汉的广大地域。全部风诗产生的地域不出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 　　雅是正的意思，周人所认为的正声叫作雅乐，正如周人的官话叫作雅言。雅字也就是“夏”字，也许原是从地名或族名来的。雅乐又分为大雅、小雅两个部分。“大”“小”之别向来没有圆满可信的解释。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无所谓大小，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便叫旧的为大雅，新的为小雅 。“诗经，里的《大雅》全部产生于西周，《小雅》里兼有东周的诗。 　　《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近人王国维《说周颂》道：“颂之声较风雅为缓”，因为颂诗多 　 穑，胡取禾三百廛(缠)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 　(悬)貊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设想河边上一群伐木的劳动者，对于不劳而食的“君子”，你一言，我一语，作这样的冷嘲热骂 ，仇恨的情绪表现得岂不是很尖锐吗?那个“胡取禾三百廛兮”的质问提出来是了不起的，这充分表现人民对于现实的清醒的理解。“不稼不穑”而“素餐”的剥削越加重，农民的反抗便更强烈。《魏风·硕鼠》道：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 　(誓)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这里包蕴着更强烈的愤恨。用“硕鼠”来比剥削阶级，非常恰当地揭示那阶级的本质，农民发出这样的沮咒，并且决心逃亡，可见剥削已残酷到使农民活不下去的程度了。所谓“乐 土” (没有剥削的社会)在那时代当然只是空想罢了，但农民的逃亡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世上真有一块乐土，而是为了反抗。他们都知道“没有乡下泥脚，饿死城里油嘴”的真理，他们这一“去”对于那些“硕鼠”们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统治者对于人民除了剥削还要奴役。《诗经》里许多篇什表现了人民在徭役重压之下的呻吟和怨恨。《唐风·鸨羽》道：　　王事靡益，不能艺稷盬。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为了应役，荒废耕作，使父母无人养活，这怎能不怨恨昵?《王风·兔爰》道：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　　人民忍受不了无休止的奴役，至于宁愿早早结束生命。还有比这更沉痛的陈诉么? 　 所谓“王事”自然包括各种劳役，但主要的还是征成。在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社会里，战争对于统治者不过是满足贪欲的寻常手段，对于人民却是最大的灾祸。因此，除了抵御外 族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的战争，人民总不会和统治者态度一致。《诗经》里有关战争的民歌，什九是反映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和人民对于战争的憎恨。国风里最早的诗《豳风·破斧》便是参加“周公东征”的兵士所作，诗中写到久战归来武器残破的狼狈情况，也写到庆幸生还和痛定思痛的心情，可并不曾有一字半句歌颂周公这位“圣人”的武功。《东山》相传是周公东征奄国时的产品，这诗写远征的兵士役满还乡，当 他在还乡路上迈第一步的时候就兴奋地想象到家后换上平民服装，不再参加那人民所不需要的战争。诗云：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事)行枚。 　　这兵士又想到离家太久，家园可能已经荒废，但他却认为无论它怎样荒废，并不是可怕的而仍旧是可怀念的地方。所以又说： 　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 　 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破斧》流露对战争的憎恶，《东山》反映对和平生活的热爱，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小雅·何草不黄》相传是周幽王时的诗，当时征伐不息，征夫怨恨统治者将人不当人，驱使他们奔走四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说得够沉痛的了。《采薇》大约也是西周的诗，写戍边的兵士久历艰苦，在还乡的路上又饱受饥寒，末章八句，痛定思痛，最为感人，是几千年来传诵的名句：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 　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诗人因归途的景物回忆起来时的风光，无限感触都因这一回亿勾引起来。真情实景和动人的音节构成强烈的感染力量。“昔我”四句被晋人谢玄目为三百篇中最好的诗。从曹植以下， 许多诗人一再模仿。这不是偶然的。 　 在这一个选本里还有《邶风·击鼓》、《魏风·陟岵》都是写出征兵士的怀乡恋士之情，《卫风·伯兮》和《王风·君子于役》则是写军人的家属怀念远人，这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以上这些诗所关涉的战争，除了少数不可考的之外，都是统治阶级的内战和侵略战争。其为人民所惜恨是当然的。但是一旦遇到正义的战争，人民便踊跃奔赴，一点也不踌蹰，《秦风·无 衣》就表现了这一种精神： 　　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脩我戈矛。与子 同仇。 　　秦国和周民族的死敌西戎逼处，常常有战争而且常常是有关民族安垒的战争，是可以想象的。这样的战争自必为人民所支持。热爱和平与坚决勇敢地抵御外族，捍卫国土，同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表现于《秦风·无衣》的慷慨从军的精神和表现于《何草不黄》等诗的憎恶战争的情绪是并不矛盾的。 五　　在《诗经》里的民歌中占数最多的是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诗。“无郎无姐不成歌”(江苏民歌)，这情形古今并无二致。朱熹《诗集传序》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泳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之作确实是风诗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诗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时代也不完全相同，其中所反映的风俗不可能一致，不过大致可以看出“诗经》时代劳动人民男女之间的恋爱生活是比较自由的。这些诗大多数是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大都是诚挚、热烈、素朴、健康的。虽然同属爱情的题材，内容却很少重复，凡属恋爱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都在这诗里得到了表现。　　对于女子到了适当年龄尚无配偶唯恐耽误青春的心理，《召南·摽有梅》表现得非常真切。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墍(摡)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诗分三章，表现一天比一天更迫切的期望，因为用了非常贴切的比喻，使人只觉这种表白天真动人，而不觉其过于直率。 　　有些诗表现两情未通的时候，一方面的爱慕想望，如《郑风·东门之墠》： 　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室迩”是说形迹并不疏远，“人远”是说感情还有距离。这两句写情是很深刻的，已经成为后人常常借用的言语了。 　　青年男女经过了“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卫风·术瓜》)的定情阶段进入密恋生活，在国风里有多种多样的反映。有些诗写幽期密约，如“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卫风·桑中》)，或“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邶风·静女》)。有些诗写同歌共舞，如“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汝)”(《郑风·萚兮》)，和“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王风·君子阳阳》)。有些诗写相思离别，如“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 粟葛》)，或“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秦风·晨风》)。有些诗写别后重逢，如“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风雨》)，或“亦既见止， 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南·草虫》)。有些诗在叙写某一对情侣的恋爱生活的同时也反映了群众的欢乐，如《郑风·溱洧》写三月上巳，郑国的男男女女，包括这首诗中一对主人公在内，到溱洧两水的岸边欢度节日。那里的景象是“士与女方秉蕑(兰)兮”，“维士与女，伊共相谑，赠之以勺药”。又如《陈风·东门之枌》写陈国男女拣了好日子在平原之上婆娑共舞，有一位在本诗作者眼中象一朵荆葵花(“视尔如荍”)的姑娘，就在这个场合送给本诗作者一把花椒子儿(“贻我握椒”)作为礼品，传达了情意。这些诗所描写的是顺利美满的恋爱生活，反映出来的环境也是比较自由的恋爱环境。 　　但是，在另外一些诗里却见出这种自由的限制，“父母之命”是子女婚姻必须通过的一关。从《郑风·将仲子》篇就见出父母对于子女的恋爱活动的干涉。诗中写一个女子不敢允许她的情人踰墙来相会，因为既怕父母和诸兄的责骂，又怕旁人的闲言闲语。可见不得父母同意的恋爱也要受舆论指责 ，是不能公开的。《鄘风·柏舟》篇也反映出当事人的意愿和父 母之命的矛盾，《柏舟》是一个少女在婚姻受到阿母干涉时的表白，虽然她的意志是坚强的，她勇敢地宣称；“之死矢靡它”，仍不得不伤心地叫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读者设想那阿母如果始终“不谅”，这少女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劳动阶级的妇女和男子比较起来地位更低，她们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些，在恋爱问题上也并不例外。历代的弃妇诗便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个情况。在《诗经》国风里也有两篇弃妇诗，那就是《邶风·谷风》和《卫凤·氓》。《谷风》的女主人公和《氓》的女主人公性格不同，前者比较柔顺，后者比较刚强，前者在被弃逐的时候还徘徊顾恋，希望那暴夫回心转意，后者却是拉倒就拉倒的态度，只是自悔错认了人罢了。不过她们的遭遇却是同样地不幸，都是糟糠之妻终于下堂。《氓》的女主人公从她自己的痛苦经历认识了两性在恋爱生活上的不平等。她无限哀怨地唱道：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酖)! 　士之耽兮，犹可说(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这不是一人一时的牢骚，而是千百万女性的真实悲愤的反映。旧社会的妇女痛苦多，或许这就是向来民歌中女性的歌唱占多数的主要原因吧。　　我们不必为《诗经》民歌里的恋爱诗与婚姻诗的各种内容一一举例。但是象《郑风·出其东门》这样的民歌却值得特别一提。这首诗反映了劳动人民对于性爱问题的严肃态度。 　　诗云：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东门游女如云都不能引起这位诗人的注意，只有那“缟衣綦巾”，衣饰朴素的一位姑娘永远占据他的心。这样的表白是一往情深的。这诗和《鄘风·柏舟》同样表现了爱情的专贞。其实《诗经》民歌中绝大多数的情诗都反映着劳动人民忠诚老实的品质，热烈健康的感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过去的卫道先生们一见《诗经》中那些大胆的爱情表白和赤裸裸的恋爱生的描写便大叫“淫奔之诗!淫奔之诗!”有些人甚至主张来一次“删诗”，把它们从《诗经》中抹去。他们对于这样自然率真的健康的两性关系不敢正视，而劳动人民看不顺眼的倒是剥削阶级在虚伪的礼文遮掩下的荒淫混乱。在《诗经》里就不乏讽刺和揭发统治阶级荒淫生活的民歌。例如《邶风》中的《新台》，《鄘风》中的《墙有茨》和《鹑之奔奔》，《齐风》中的《南山》、《载驱》，《陈风》中的《株林》等篇都属于此类。这些诗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者的淫行丑史强烈的憎恶，如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墙有茨》)。又云：“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鹑之奔奔》)。这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其中尤以《新台》篇的形象化的讽刺给人深刻印象。其最后一章道：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这诗是刺卫宣公的，卫宣公娶了他儿子(名叫伋)的新娘，为了迎娶新娘还在黄河上造了一座新台。卫国人民讥刺这件事，将卫宣公比做癞虾蟆。 　　这些诗说明劳动人民在恋爱生活上，和其他方面一样，也表现了比剥削阶级高得多的道德水平。 　　　　　　　　　　　　　　　　　　　　　六 《国风》里还有一些抒情诗不属于上述的范围，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秦风·黄鸟》，这诗是人民对于统治者残暴行为的公开抗议。据《左传》，秦穆公任好遗命使子车氏的奄息、仲行、铖虎三人殉葬(当时殉葬者共一百七十人)，秦国人民同情这些死难者，为他们唱出这首挽歌。诗共三章，分挽三人，每章都以“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二句作结。对于被迫害者 表示高度的同情，同时也就是对于迫害者表示强烈的愤怒。《邶风·北风》是反映卫国百姓反对虐政，相携逃亡的诗，诗中以风、雪喻朝政，以狐、乌比君臣。《陈风·墓门》是刺不良执政者的诗，“夫也不良，歌以谇止”，明白说出作诗的目的 。这一类的诗都明显地表现了人民的反抗性。 　　在丰富多彩的国风中，《豳风·鸱鸮》是非常别致的一篇。这篇全用一只母鸟的口吻诉述她遭受的 迫害，育子和营巢的辛苦以及目前处境如何艰难危殆。第一章母鸟对鸱鸮说：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育)子之闵斯。 　　一开始就哀痛迫切，使读者澡受感动。末章不但作鸟的口吻，简直模仿了鸟的声音：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晓。 　　这是最早的“禽言诗”，可能是以鸟拟人，别有寄托。但即使作为单纯描写鸟类生活的诗也是很有艺术价值的了。这篇诗使人联想到汉乐府里的《枯鱼过河泣》、《雉子斑》、《蜨蝶行》等篇，都带童话诗的风味，是歌谣中特有的境界。 　　国风里的诗并非全是劳动人民的创作。有的出于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分子，如《邶风·北门》，抱怨劳逸不均和“既窭且贫”，和《小雅·北山》同类。有的出于没落贵族，如《秦风·权舆》，悲叹过去住大屋高房，如今这顿愁着那顿粮。有的出于上层贵族，国君或君夫人，其中穆姬(许穆夫人)的《载驰》是表现了爱国精神的动人的名篇。作者是卫戴公的妹妹，嫁给许穆公。公元前六六 O 年，卫国被狄人攻破，卫人迁到黄河以南，暂时安顿在漕邑。许穆夫人回国慰问并为卫国计划向大国求援，但许国君臣因为国小怕事，竭力阻挠她的行动，引起她的极大愤懑。诗的第二、三章对劝阻她的许国大夫们宣告：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毖)?　　末章语气更为坚决，有百折不回的气概。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读者从这里仿佛直接听到那爱国女诗人的充满战斗精神的声音。 《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据魏源《诗古微》的研究可能也是穆姬所作。《泉水》写作者为卫国奔走的种种计划，表现了和《载驰》篇相同的炽盛的感情。《竹竿》写对于祖国和旧日生活的怀念，也是真切委婉的动人作品。《诗经》里可考的作者是极少的，其事迹比较清楚，流传作品较多的只有穆姬一人。　　《国风》和《小雅》里有些以美妙的描写被人传诵的名篇，如《卫风 ·硕人》之描写女性体态，《小雅·斯干》之描写建筑形状，《小雅·无羊》之描写牛羊生活，都是动人的艺术表现。这些诗都未必 是劳动人民的创作，但是和民歌民谣的风格是接近的。 　　　　　　　　　　　　　　　　　 　　　　七 　　以上重点地介绍了风、雅、颂各类的诗歌，大致可以看出《诗经》的精华部分是《国风》和《小雅》，特别是其中的民歌民谣。这些民歌民谣是人民以自己的声音歌唱生活，自己的眼光观察现实，“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共事”，直接道出人民的劳苦和幸福，所爱与所憎，他们所受的损害和侮辱，他们的反抗和斗争。直接表现了他们的品德、智慧和天才。这些作品被统治阶级所占有、利用之后不免被改窜和曲解，但它们的光辉终不可掩。这些诗一般都具有一目了然而挹之无尽的单纯而深厚的美 。这本是人民的素朴的生活和真淳的感情的反映，其分章复沓的形式特点和多用叠字的语言特点和它们是歌唱的诗这一特点也是分不开的。那些民歌以外的优秀作品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社会的真实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或艺术地表现了各阶层生活里的一些片段。后代的优秀诗人往往从《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启发，也从《诗经》的简练生动的语言和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吸取营养。所以“风雅比兴”便成为“百世楷模”。鲍鹏山：一个民族的情怀诗经　　《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那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圣经，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 。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们已经把“子曰”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经》，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虽然我们也曾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如果说它是我们的心灵史，那倒很准确。它确是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它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痛苦着他们的痛苦 ，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 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教训我们的。是的 ，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至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与表达。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事实上，我们无论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的搜集编辑成书、分类标准及意图，及它所呈现出的艺术独特风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是的，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不同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起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是全体的无能，从而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就这么得过且过，大家一齐装糊涂，往前挨日子。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 、编辑，《诗经》既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的十五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及汝水一带全在其中，那么，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辽阔的空间，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搜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的《汉书·食货志》和何休的《公羊传》注，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汉书·食货志》） 　　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传》注）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时间五百年左右，空间辽阔浩渺那么，《诗经》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于“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 这种说法也只是《国语·周语》“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时候，如《板》《荡》《桑柔》，在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大约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如果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但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抗战之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１９８１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１９４６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应战。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因为这事惹不起，大家一齐都躲起来了。　　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事实上，正如苏格拉底早就警告过的，“学术”在“美”这样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正是没有学术性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我们是否还能被感动或被感染 ，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所以我有时大逆不道地劝我的学生不要去读学者们的文学史。学术化的东西有时很煞文学的风景。　　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东晋名相谢安曾问谢家的子弟们：《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 后来淝水之战的主帅谢玄答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这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诗经》中哪一篇最美，我一定回答说是《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 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不是吗？我们可能只是无意中向窗外的月夜一瞥，却看见了如此美丽的一幕。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温暖、柔和 ，并不刺戳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她只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 ，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一首诗，竟有如此的大圆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３０５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个例子。《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第二章 庄子拓展阅读 1：一、《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之”(《寓言》)。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 无韵，不分章，篇制短小，而根据《仪礼》知道奏一首颂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些现象都可以用声缓来解释。声缓可能是颂乐的一个特点。清人阮元《释颂》说颂字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颂乐是连歌带舞的，舞就有种种样子，因为有这一特点所以叫做颂。这一说近人采取的比较多，但是颂中虽有舞曲，其垒部是否为舞曲尚无从证明。所以阮说只是可供参考的一种假说。 (容字也有舒缓的意义，读颂为容，可以助成王说。)颂诗分《周颂》、《商颂》、《鲁颂》。《商颂》大约是前八、七世纪之间宋国的诗，《鲁颂》是前七世纪鲁国的诗，体裁风格受了《风》《雅》的影响，和《周颂》不同。综上所说，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墨子·公孟篇》道：“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诗经》和音乐关系密切，是无可怀疑的。　　三百零五篇中大部分是各地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的制作。歌谣的采集方法，先秦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汉朝人却作过一些说明。《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术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是说周朝负责采诗的人是“行人”之官。何休“公羊传注”却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是说国家为了采集歌谣还养了大批的人。这些大概都是根据汉朝乐府采诗的情形所作出的想象，周人是否有一套采诗制度还是疑问。汉人所想象的情形也是可能有的，但我们以为各国的歌诗聚集到局天子的朝廷，更可能由于诸侯的进献。《论语》和《左传》有列国之间赠乐的记载，诸侯进献土乐于天子也应该是可能有的事。《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晋悼公)以师悝、师触、师蠲(三人都是郑国的乐师)，歌钟二肆(三十六钟)，及其镈罄，女乐二八(女子能奏乐者十六人)。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晋国是诸侯盟长的地位，可以得郑国赠送音乐，以周天子的地位，列国向他献乐该不是希有的事。从上引这段记载，更可注意的是乐师可以送给别国。乐师本是掌管音乐的官儿和专家 ，他们以歌诗诵诗为职业。他们不但熟悉本国的歌谣，还可能是本国采诗工作的负责人或参加者。这些人除了被送给别国之外也能够自由到别国去，如《论语·微子》篇记载着鲁国的“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挚、干、缭、缺都是乐人的名字。乐师们往来于列国，就帮助了各国乐章的传播，他们聚集到壬廷，也就使得各国的歌诗汇集于王廷了。 《庄子》一书，大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主题句，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最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逍遥游》)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外物》)宏伟壮观，惊心动魄，写尽大之玄妙。杯水芥舟，朝菌蟪蛄(《逍遥游》)，蜗角蛮触(《则阳》)，曲尽小之情状。而骷髅论道(《至乐》)，罔两问影(《齐物论》)，庄周梦蝶(《养生主》)，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万物齐同，毫无界限，想象奇特恣纵，伟大丰富，“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 《庄子》诡奇的想象，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是《庄 子》的主要特征，南海之帝鯈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款待之情，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想象多么奇特大胆。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说明了“有为”之害。“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脾为胁”的畸形形象(《人间世》)，怪诞而不可思议，所要表达的是忘形免害、无用即大用的思想。《庄子》中奇幻的想象，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批判精神。 蜗角之中，触氏、蛮氏相与争地，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反（《则阳》），想象夸张之奇，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曹商使秦，得车百乘，得意忘形，刻画了不择手段，谋取利禄，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嘴脸。舐痔破痈，正是对这种小人最为辛辣尖刻的讽刺(《列御寇》)。而像“儒以诗礼发冢， (《外物》)，对儒家诗礼的揶揄，也与圣知之法为大盗守的批判相一致(《胠箧》)。“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曲折的流露。 《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玮諔诡的艺术境界，具有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但《庄子》毕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诸子说理文一样，属于议论文。只是他的说理不以逻辑推论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又表现出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 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齐是非、等寿天、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来说 ，都近于诡辩。《庄子》中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骈拇》、《胠箧》等篇，都以一个假言前提为基础开始论述，但这些假言前提与推导出的结论，事实上并无必然的联系。《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不如说是被奇诡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 如《逍遥游》末两段，庄子与惠子辩有用无用，均为寓言。惠子先说大瓠“无用”，庄子认为他是拙于用大，又在寓言中再套寓言，以“不龟手之药”，说明“所用之异”，无用即为有用。惠子再以大樗为例，说明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以狸牲跳梁，死于网罟为例，说明汲汲追求有用之害，然 后是一段抒情意味十分浓厚的结束语：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清人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庄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如《齐物论》写大风：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木开、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 、穾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風得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庄子》一书，可以说是部杰出、深刻、优美、生动、充满怪奇的创作手法、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散文集，它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帜、无以伦比，是值得我们永久开发的艺术宝藏。现就其散文艺术特色做一些概括：其一，开创了“寓言”、“重言”、“卮言”三言并用的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法。庄子不仅提出了三言之名目，还对三言在行文中的作用、自身的艺术风格特色，以及运用它的背景原因等，作了明确的说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言创作论”的理论建构。不仅如此，这理论在《庄子》书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和完美的实践。 其二，善于创造宏伟、雄奇和怪诞的艺术意境。庄子由于自身对自然之道的深邃认识，在养生体悟上所达到的很高境界，加之丰富的想象力，所以旦天机触发，笔椽大开，手下绝非等闲之人、等闲之物 、等闲之景。其三，善于用讽刺的手段、幽默的笔触去揭露黑暗，抨击邪恶，尤其是针对当权者的虚伪与趋炎附势之人的卑下，尤为入木三分。其四，《庄子》一书，其笔法之多端，变化之繁复，非常突出。除总体大局上有“三言”的布置安排外，在具体情节的进展和人物形象的刻划上，往往穿插使用诸如叙事、议论、引证、比喻、描绘等手 法，使文章鲜明生动、曲折含蓄、富于变化，意味无穷。正如清代学者林云铭评价《逍遥游》所说的 ，“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雾空闬，往反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庄子因》)。 二、庄子的美学观点庄子的美学观点与儒家的美学观点恰成鲜明的对照。庄子认为，世代的衰微与性情的丧失，就在于物欲的膨胀和艺术、智巧等的出现与发展，他指出：“文灭质，博溺心。”认为只有抛弃了音乐，毁掉了又绘，才会使耳目恢复聪明；只有破坏了机械，才能获得真正的技巧；只有把流行的种种人为的装饰统统抛掉，人类才会返朴归真。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否认了人文艺术。 然而庄子在生活实践和艺术(文章写作)实践中，却无法摆脱潜在的固有的审美意识，特别是庄子自身具有的杰出的艺术气质，使得《庄子》一书在否定艺术审美的同时，也体现了庄子特有的美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 ，对待美与丑的关系，如同对待有与无、是与非、大与小等等关系 样，庄子视为彼此是不确定的、没有区别的，一切在于主观的感受，美的可以说是丑的，反之丑的也可以看成是美的。《山木》中所载逆旅小子的话，“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就反映了这一观点。这种认识，实际上取消了美的质的规定性和美的客观性。其二，对自然之美的特殊认识与追求。庄子虽然从理论上反对艺术，反对雕琢情性，要求无知无欲无为，但由于他具有丰富的情感，对艺术有着精湛的见解，并且对太自然有着极深厚的亲和力，特别是他不仅摆脱了繁重劳动与自然审美的对立，而且超越了儒家从功利和伦理出发的以道德比附自然的局限，使得他能够达到一种不以物累形的超出实践功利目的的悠然潇洒的身心状态，来观察自然，并融入自然中去，逍遥于广阔的时空，达到了以天合天的物我和情景天然凑泊的境界。这样，庄子在否定艺术美的同时，发现和肯定了自然之美；在否定雕琢之美的同时，发现和肯定了素朴之美；在否定五声五色的声色之美的同时，发现和肯定了无声无色之美。 其三，庄子虽然斥责文害情性，但他在创作上却竭力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发泄愤懑之情，因而开创了超常之法和风格上的瑰奇之态。这在《庄子》书中，有着充分地表现。庄子在创作手法上如此，他对无声之乐、至乐、天籁的描写与赞美也是如此。例如《天运》中论《成池》之乐，所描写的“卒无尾， 始无首”，听之“始于惧，次之怠，卒之与惑”的音乐审美心理变化过程，就鲜明地反映了庄子以超常的心态，以超常的感受，对超常修道活动的一种怪奇浪漫的艺术再现。在庄子的文章创作中，他既是怪奇创作思想手法的开创者，也是非中和审美观念的开山祖。 三、庄子对后世的影响庄子对后世影响很大，主要反映在庄子思想和庄子文学成就两大方面。从思想方面看，由于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的学说，在当时，形成了与儒、墨鼎立的形势，而后作为儒道释三大家之的思想文化影响着中国近两千年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作为老庄哲学思想，他们提倡的淡泊名利，清心寡欲，旷达超脱，以及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为人处事上的清廉正直和真实无假的理想人格的塑造 ，都是有益于人的道德思想境界的提高的，对儒学提倡的敬业献身精神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当然，老庄思想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因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相反相成的，倘若一味地追求“无为”的境界，脱离作为社会人应该尽到的社会责任，也将走向反面。如果说庄子的哲学思想尚须有积极与消极的鉴别，而庄子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开创的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及其创作手法，则完全是积极的和进步的，为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诸如风格的多样化，创作手法的丰富性，特别是针对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与艺术表现上的浪漫主义手法，都有着直接或间接地重大影响。 庄子思想对历代的学者、作家都有很深的影响。诸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鲁迅等人，他们从不同的层面汲取有益的东西，成就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卓著地位。我们相信，现在和未来的人们，会有更多的人从《庄子》书中获得更多的教益。拓展阅读 2：一、先秦散文概说 　　先秦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段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文章由简而繁，由质而文，由简单记事到长篇大论，由官府独占到百家争鸣，这是一次飞跃的发展。　　散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的材料看，中国的文字记事，大约是从商代开始的。这时不仅有了甲骨刻辞，而且有了铜器铭文。《尚书·盘庚》等篇章，虽有后代润色附益的辞语，但那文章的基本事实，也是写于商代的。 　　这些卜辞和铭文的特点，是单纯、质朴，据事直书，无所文饰。内容不过晴雨田猎，祭祀征战，人地月日，都很简短。这是与殷商时代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殷商时代虽然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奴隶制社会，但这时的统治者，主要忙予战争和生产，还来不及兴礼作乐。致力于武功，无暇及文教。而且，殷商时代，还是奴隶制上升时期，这时的奴隶主阶级所建立的奴隶主专制的国家，正在兴旺发达 ，一些奴隶主贵族，自以为受命于天，尽心于鬼神之祀，还不曾感到需要制造更多的舆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时的文字记事，也就主要是记录事实，从卜辞和铭文看，几乎没有什么说教的文字。当然，《盘庚》是有说教的内容的．这是比较晚期写定的文字，润色增益是较多的。但尽管有些说教，也仍然比较质直，主要是讲上天的命令，占卜的征兆，很少讲历史的教训，也很少道德的说教。讲“先后”，称“先王”，多半是看作降灾降罚的权威，与后代之侧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者不同。　　到了西周，奴隶制社会达到极盛时期，但物盛而衰，这时的奴隶主统治者已经感到他们的政权并非磐石之固，一些统治阶级的开明人物，从历史的经验中已经认识到天命无常、祸福不定，一不小心 ，便要亡国。于是这时的统治者便比商代多讲文德，更重文治，尤其是多讲历史的经验教训。例如《酒诰》说。“古人有言日：‘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要以殷为鉴，还要以民为鉴。从敬天转到畏民，便不敢再“以暴易暴”，于是兴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礼乐的产生，也许是源于古代的巫术吧，但它成为文饰统治的工具，则是出于奴隶主阶级的政治需要。由于礼乐大备，这时的文章便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内容增加了历史经验和道德说教，形式也更重文采了。例如：周时的铜器铭文便由殷器的几十字发展到几百字，象《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都已成为洋洋大观的长篇巨制；《尚书》里的几篇今文“周诰”，文采之富也远远超过前代了。其中《顾命》一篇，写升降之节、揖让之容，极尽铺陈之能事。《周礼》、《仪礼》，虽是后人缀辑之作，但其中的繁文细节，却是周朝尚文走向极端的产物，并非都是子虚乌有的虚构。　　一质一文，可以说是从殷商到两周散文发展的基本情况。在这以后，质文递变，也是散文发展史上的一条合乎规律的现象。　　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阶段。这时礼坏乐崩，王纲解纽，_原来王公贵族曾经独占的文化，这时再也不得专擅了。这时候私人可以讲学，处士可以横议。由于讲学和横议，散文使得 到了划时代的发展。私人讲学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处士横议的代表人物有邓析。孔子是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邓析是能够“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代表孔子之文的是《春秋》和《论语》。《春秋》一书，是删削旧史之文，言简而练。《论语》一书，虽非孔子自著，但其中颇能保存孔子的言谈文采。代表邓析之文的曾有《邓析子》。《邓析子》一书，也非自著，流传之本，已非原书。论其文辞，难以信据。但从《吕氏春秋》等书所引的事迹来看，则邓析其人确是辩者，其“两可之说”，是文采横溢，前所未有的。　　邓析是郑国人，春秋时的郑国人是很擅长辞令的。不但处士长于论辩，大夫也擅文辞。在邓析生活的时代，郑国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困难重重，在这样的国家里，大夫行人，特重辞命。聘享之间，尤尚文采。“子产有辞”，不但见称于孔子，也曾见称于叔向。子产是没有著作流传的，但《左传》一书记录子产的言谈不少，委婉曲折，如见其人。这样的文风，比周朝的郁郁之文，又有发展。 　　总的看来，春秋之文，是周朝尚文的继续。尽管有些著作可能成书于战国，例如《国语》和《左传》，但纂辑之时，总是以前代的材料为基础的。象子产的言辞以及其他大夫行人的辞令，都不大可能出于编者的杜撰，故文章风格不失当时的特点。　　由春秋到战国，社会的变革更大，王夫之曾说战国时代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话是不错的 。战国时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比春秋时代更大的变革。首先是阶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变革。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广大的士阶层成了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如果说在春秋时代，处士横议还曾受有一定的限制，例如郑国的然明就曾建议子产毁乡校，不许议论执政；可是到了战国，则处士不仅可以自由议论，而且齐之稷下、楚之兰陵都已成了游谈之士的荟萃之区。春秋之世，游宦之士曾经不免于饥寒；而到了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士之鸡鸣狗盗者，都可寄食于王公门下。有些人虽不作官，却饱食终日，谈天议政。他们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制造各种舆论，于是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学术也就由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在这个历史时期，文章的变化也是空前的。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又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章氏之言，不免夸大；但从历史发展看，战国文章也确实远远超过了前代。 　　从文体的发展变化看，这时的文章，已经由《论语》那样的语录、对话发展为长篇大论以至专门论著，如《荀子》、《韩非子》、《孙子》、《吕氏春秋》等；由《春秋》那样简约的记事发展为《国语》、《左传》、《战国策》等近于纪传的史籍。　　从文风的发展变化看，这时各家的论著，有的虽然继续“尚文”，有的则已开始“尚质”。文质并存的情况出现了。孟子、荀子、庄子是尚文的，而墨子、韩非则是尚质的。这反映了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于文、质的不同需要。　　在百家争鸣中，各类文章都有发展，其中压倒一切的是论辩文章。各家各派之文，不管尚文或尚质，无不讲究论辩。而且这些论辩文章还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这特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这些论辩文章都是具有政治色彩的。这里且不说各家各派的那些专门的政论文字，只拿某些貌似学术论争的文字来看，实际上也都是具有政治内容的。例如孟子与告子争辩性善与否的问题，这在表面上很象是纯属哲学上的理论之争，其实不然。因为孟子之所以“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者，乃是把“性善”看作施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这关于人性的论争，归根结柢还是政治的论争。再如苟子讲“性恶”，也不仅是个哲学上的命题。因为荀子讲“人之性恶”，也是把“性恶”作为“隆礼”的政治依据的。还有公孙龙等人的坚白同异之辩，表面看来，更象纯粹的学术问题；但实际上，“白马非马”也并没有离开政治。《公孙龙子·迹府篇》就曾说他讲“白马非马”，乃是“欲推此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在战国诸子中，貌似脱离政治的，是庄子。庄子和老子不同，他是只讲无为、不讲无为而治的。但要知道，庄子的文章虽然表面上厌弃政治，实际上却十分关心政治。例如鸱鹗腐鼠的比喻、倏忽浑沌的寓言，都是对现实政治极端不满的愤激之辞。一个真正忘怀政治的人，这样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　　这时论辩文章的另一个特征是，不但具有政治色彩，而且兼有纵横气息。战国是盛行游说的时代，不仅纵横家以口舌谋取卿相之尊，各家各派无不从事游说以行其道。早在春秋末期，孔门的子贡就曾成为周游列国的说客；到了战国时代，游说已经成为士流的普遍风气。例如墨家各派，就是讲究游说的。《鲁问篇》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这就是说要按照每一国家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话题，从事游说。《墨子》书中的游说文字不少，大抵都是铺陈其说，排比其辞，颇有纵横气息。例如《公输篇》写墨子见公输盘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然后 便引入正面的议论。这样的文章的写法是前此少见的，而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则惯于如此。再如孟子，本来是反对纵横家的活动的，他对公孙衍、张仪都有非议；但是，他却不只一次地对人讲述游说之道 。例如说：“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又如说：“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尽心上》)还有苟子，此人是讲“君子之学”的，文章引经据典，俨然儒者风度。但《非相》一篇却也大讲“凡说之难”，开韩非《说难》之先，可见也是讲究游说的。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五蠹篇》批评“从衡之党”，反对“言谈者之浮说”；但《说难》一文却对游说之方说得如此精微透辟，《亡徵》一文罗列亡国之徵竟达四十七例之多，颇有纵横家极尽铺张的特点。再如道家的庄子，本是不臣天子、不事王侯、不讲游说的，但庄子的后学，也未能避免纵横气息。《盗跖篇》写孔子去说盗跖，盗跖说：“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如是云云，都是依仿策士之辞。这样的文章显然也是受了纵横游说的影响。　　这时论辩文章的第三个特征是放言无惮。　　战国这个时代，正当奴隶主阶级的礼坏乐崩之后、地主阶级的文化专制之前，各家各派的言谈著述都还无拘无束，文章写得自由随便。放言无惮这一特征，在这个时期是相当普遍的。无论是正统的儒家，或异端的墨家以及道家，吐辞立论，都无所忌惮；纵横家的纵横捭阖，更不待言。法家虽然主张对别人施行文化专制，但他们自己的文章却也写得相当随便。　　这放言无惮，首先表现在无所忌惮地发表政治主张、政治评论。例如孟子讲“仁政”，荀子讲“王制”，都是以匹夫的地位，提政治的设想。《孟子·梁惠王上》关于王政措施的具体描绘，《滕文公上》关于井田制度的具体介绍，都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荀子·王制篇》比孟子讲的还要详细具体。这些方案都是托古改制，都是在社会大变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表出来的。象这样的言论，到了地主阶级政权巩固、天下一统之后，就是不能容许的了。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就只许歌功颂德，不许私议“法教”。汉唐以下，虽举贤良、秀才，也曾策问多士；在后代的文集里 ，也常载有一些策论和政论；但象孟子荀子那样敢于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自作主张者，则十分罕见。有些政论文章，真象苏轼所说，不过如“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答李端叔书》)另有一些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的文章，如贾谊的《治安策》之类，并非想要改革现存的制度，而是旨在加强王朝的政权，这当然是无所违碍的。至于王安石的变法，乃是“得君行道”，也是旨在加强皇朝的权势 ， 和古人的政治设想有所不同。　　战国诸子的政治批评也是大胆的。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庄子讲“窃国者为诸侯”，都是蔑视君权、轻视王侯的不逊之至的言论。《战国策》里一些游士也曾屡次说到“士贵”而“王者不贵”。他们当时之所以如此放肆，并非全由个人的狂妄大胆，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他们可以游食四方，甚至可以朝秦暮楚。因为有恃而无恐，所以放言而无忌。　　战国时代，法禁最严的，无过秦国。但吕不韦招致宾客所著的《吕氏春秋》一书，也仍然诋诎时君、指责时政，因此，方孝孺说：“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訿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后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以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逊志斋集·读吕氏春秋》)方孝孺这几句话是有为而发的。《吕氏春秋》一书，属于杂家，和其他诸子相比，圭角不很突出，文风亦较平实；然而在批评时君时政方面，却同诸子相似。方孝孺所谓“秦法犹宽”，这话只适用于秦并六国之前。因为此书是写成于秦并六国之前的。如果在这以后 ，当焚书令下之日，“以古非今者族，”象这样的“诋訿时君”的著作，就不可能再写了。各家各派文章的放言无惮，还在于互相批评，不存偶像。苟子的《非十二子》、《解蔽》，韩非的《显学》、《五蠹》，对于当代学派，都是纵谈得失，无所顾忌。不但儒、墨之间有是非，儒家之间 、墨家之间，也自有是非，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相互之间，也是互相批评，甚至攻击的。荀子虽不非孔子，而韩非则兼驳孔、墨。这种自由争辩的空气，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后人对于这种历史条件有时不能理解，于是有人便以为同一门户不致如此非议。王应麟《困学纪闻》根据《韩诗外传》所引《荀子》之文，便以为荀卿但非十子，并无子思、孟子，认为今本《非十二子》乃是其徒李斯等人之所增益。王氏博学多闻，但见解有时迂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其说之误云 ：“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亦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訝也。”　　当时各家各派之互相批评，主要是因为文化尚未专制，学术尚未一尊。当时不但子思、孟子可以非议，孔子也同样可以批评。庄子、韩非都曾讥议孔子。只有到了魏晋时代，“非汤武而薄周孔”，才是“世教所不容”的。 　　以上讲的都是思想特征，战国诸子之文还有一个艺术上的共同特征，即清人章学诚说的“深于比兴”，“深于取象。” 　　贵族制作的诗，或是为了讽谏与歌颂，或是为了典礼。《国语·周语上》说周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邵公谏道：“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晋语》六记范文子的话，也提到“在列者献诗”。《毛诗 ·卷阿传》也说：“王使公卿献诗以陈其志”。这些由公卿列士做了献上去的诗都是为了“陈志”，陈志不外讽谏和颂美。此外，遇有祭祀、出兵、打猎、宫室落成等事，往往要奏乐唱诗，这类典礼的诗大概出于天子左右的巫、祝、营、史之手。 　　诗的传授者最初是乐官。古代贵族所受教育以诗乐为先，而掌教者就是乐官。《周礼 ·春官太师》：“太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赋、比、兴、雅、颂。”《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这些话都说明乐官兼管教育．他们是诗学老师。到孔子时代，学术、教育出于私门，仍然以诗为教学的重要科目。 古时贵族阶级学诗有其实用的目的，诗和礼乐不能分，礼乐是贵族阶级生活的重要部分。除了上文说到的讽谏与颂美要用诗，典礼要用诗而外，日常生活中还常常要借诗和音乐来表示情意，其作用几乎等于语言的一部分。《周礼·大司乐》说：“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这便是以歌辞来表达情意。《荀子·乐论》道：“君子以钟鼓道志”，也就是说贵族阶级要用“乐语”来表达情意 。以乐歌相语大概由来很古，初民生活中男女恋爱就是要用音乐歌唱来交通情感的。这种风浴至今还存留着。古时贵族阶级借诗言志，在外交场合尤其不可少。《左传》、《国语》记载外交上赋诗的事很多，有时只是酬酢，有时完全借诗句办交涉。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君和鲁君会于棐地，郑君这时要和晋国修好，希望鲁君为他到晋国去说情。在宴会时郑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这篇诗，取这诗第一章侯伯哀恤鳏寡，劬劳于野的意思，暗示需要鲁国哀恤，代郑国往晋国关说。鲁大夫季文子答赋的诗是《小雅·四月》，取首章行役踪时，思归祭祀的意思，表示拒绝。子家又赋《鄘风·载驰》的第四章，取其小国有急难，盼望大国援助的意思。季文子又答赋《小雅·采薇》的第四章，取其“岂敢定居”的意思，表示允许为郑国奔走。这一场交涉，两方垒借赋诗示意。从这类的记载可以知道春秋时贵族阶级学诗的用处。孔子是强调学诗的，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说学诗除了帮助言语还有更广泛的用途。 　　《文史通义·易教下》讲“易象”与“诗之比兴”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 。《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昕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阔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综观章氏所举，则知他所谓“深于比兴”、“深于取象”者，大抵是指文章之富有形象而言。这是对战国文章这一特征作了极高的评价。章氏举例侧重于《庄子》、《离骚》和《战国策》 ，这些著作确实是战国时期最富于形象色采的；但在这些著作之外，如《孟子》、《墨子》、《苟子》 、《韩非子》等著作也都富有这样的特征。　　战国文章之所以具有这一特征，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当文章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较差，不免借助形象而说理。这可以成为原因之一，但从当时写文章的客观环境和作者的主观条件看，还可能另有两重原因。一则是：这时的文章，大半是发表政治主张的，是要王公大人接受的；而当时的王公大人，多半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物，对这些人物讲话，只能“卑之勿甚高论”，“高论”则必须“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荀子·非相》)。因此之故，诸子之文，取譬设喻，运用大量的寓言故事，是不足为怪的。再则是：战国的作者，多是“博物君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和韩非诸人，不仅熟于历史文献，而且也懂得一些生产知识。因此，发为言谈，著为文章 ，便形象生动。尽管象孟子这样的学者，坚持劳心劳力之说，但他还是懂得“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的。孟子尚且如此，墨子之精于生产知识，更不待言。荀子是个言必称《诗》、《书》的学者，但他却也知道“青出于蓝而深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庄周好象不食人间烟火，但他竟知道“民食刍豢，麋鹿甘荐，螂且甘带，鸱鸦耆鼠”。这些学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和文化教养，又处在战国的社会大动乱_中，大概都不免接触一些生活实际，所以行文之间，取譬设喻，也就颇有生活气息，能够善于取象，而不是抽象地说理。这一艺术特征也是时代特征。到了后代，在某些人的文章里，这个特征就日渐其少，例如宋、元之儒，格物于窗下，究心于理气，发为文章，就抽象得很了。　　战国文章在用语方面还有一个特征是：散文而杂韵语。后代所谓散文与韵文、散体与骈体，在战国时代，还没有区分。特别是诸子的论说文章，常常是韵、散并用的。这也是个时代特征，沦文于战国，不可不知。刘勰论文，尚不排摈诸子；而萧统选文，刚以为诸子之文“本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 为本”，因此摈而不选。不但不选诸子，而且不选史传。认为只有“沉思“翰藻”，才是所谓文章。萧统本是比较高明的学者，独于此处未免末代文人的偏狭之见，忽视了历史发展和文章的变迁。战国文章之所以骈、散兼行，韵、散并用，这与作者的意图有关。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协其音，偶其辞，使读者易于上口。”(《汉文学史纲要》)鲁迅这话虽指巫史传事而言，其实也适用于战国时期诸子之文的写作目的。《老子》五千言，其中有些部分就是韵文加骈语，例如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二章)又如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四章)象这样的词语，既骈且韵，然而仍不失为散文。又如《荀子》之文，也是骈、散相杂、韵、散相兼的。《劝学篇》说。“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悟悟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媵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象这样的文字，既排且骈而又用韵，但也仍然是散文。还有《庄子》之文，也多韵语和骈句。例如《德充符》说：“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予以坚白鸣。”象这样的文字，当然也仍属散文。从以上这些文例来看，在战国时代，诸子之文，骈散、韵散，是不很区分的。但骈、散相杂，韵、散相兼，却不能说不是作者崇尚文采的表现。尽管“不以能文为本”，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了流传久远，就不能不讲文采。既讲文采，也即等于“沉思“翰藻”了。　　在后代，又有所谓“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之说，其实终战国之世，韵、散既然不分，也就没有文、笔的界限。 至于后世之文，出现了全篇皆骈的“四六”，或全篇用韵的辞赋，这是文体的走向某一极端的发展。总之，从殷商到战国，文章的发展和变化及其艺术特色，大略如此。 　　二、先秦诸子散文的说理特性　　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儒家和道家的代表著作《论语》、《老子》，以其弘深的思想，词约义丰的写作特点，对后世说理散文有广泛的影响。　　《论语》记载孔子(前 551～前 479)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 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书中也有些较长的段落，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详细记载孔门师生间的一场谈话，叙述清楚，有一定描写，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个性，作为叙事记言文字，比较成功，但与说理文显然还有一定距离。而《季氏》篇中“季氏将伐颛臾”里孔子的几段话，针对性强，层次清晰，具有说理文的某些特点。《论语》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但语录体并不是《论语》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论语》只记录了孔子言行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聪明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限。《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 。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论语》中充沛的情感和 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简短几句包孕了真挚的情感，以及对颜回安贫乐道自在心境的赞赏。又如“子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矣”、“也”等语气词的使用，把对自身的无限感慨和对周公的无限思慕，表现得意味深长。《论语》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与《论语》出于孔门弟子纂录不同，《老子》主要是老子自撰，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老子》比《论语》更具抽象思维特质，它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老子》一书中 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像诗，也像歌谣，常以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如第六章描写“道”孕育万物，生生不息的情状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以形象的比喻表现玄妙的哲理，文气跌宕流畅，句式连环相对 。虽然就说理文文体来说，《老子》还缺乏充分展开的论述，还不是结构完整的说理文，但它和《论语》都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也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盲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 10。这些篇目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所加；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 ，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 ，有一个表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鲜明，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孔门重诗学，孔子以后的儒者也都讽诵和弦歌“诗三百”， 他们谈道说理也常常引诗为证。对于诗的解释也有所传授。他们用诗说诗也和赋诗一样，是断章取义的，他们对于诗义的了解并不完全正确。不过他们对于“诗三百”本文的记诵保存是有功的。否则在诗乐分离之后，这些作品会不会散失 ，能不能流传，是很成问题的。 　　　　　　　　　　　　　　　　　　　　　　　　二 　　《周颂》产生于西周前半，《大雅》中从西周初到西周末的诗都有。这两部分的诗在《诗经》中时代较早，性质相近。《周颂》多属祭祀诗，《大雅》里也有不少祭祀诗，《周颂》里多数是周人歌颂祖先的诗，《大雅》里也不少。一般地说，这些诗的艺术价值远不如《国风》和《小雅》，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篇章。《周颂》里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往往陈述农功，有关于农业生产的比较细致的描写，如《载芟》篇开端九句：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 　伯，侯亚侯旅，侯强候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妇。 　　这是说除去草木，将土耕得散松松地。上千对的人一齐耘田，高田低田都有人耕作着。父、子、兄、弟，一个个筋强力壮，劲头儿挺足。送饭的闹闹嚷嚷地来了，都是些漂亮的娘儿们。这是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场面，以简短的文字描绘出复杂的动态，正是我们的古代诗歌的特色。又如《良耜》篇写收获的场面道： 　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 　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这一节的大意是说：刷刷地收割，多多地堆积。堆得象墙一般高，梳篦一般密。上百的谷仓装满了。女人孩子都得到了休息。这里也是以寥寥几句展示巨幅图景，给人深刻的印象。 　　叙事诗是《大雅》里的突出部分之一。《緜》、《生民》、《公刘》三篇是其中更突出的部分。《生民》歌咏周始祖后稷的灵迹和功德，在那些神话化的叙写中反映周人对于这一传说人物的热爱，因为相传他是农业的发明者。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 　覃实讦，厥声载路。 　　这一章写后稷被弃而不死的神异。最初得牛羊喂乳，最后得鸟类覆翼，当群鸟飞去的时候，后稷开始啼哭，声满道路。这些叙写，简洁而生动。三千年前的文学语言已经如此精炼，简直使人不得不惊异了。本篇写后稷试种瓜、豆、禾麻等庄稼： 　　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 唪唪。 　　写后稷后来种谷的成绩： 　　实方实苞，实种实襃，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 实栗。 　　这里有丰富多变化的形容词。此种对于庄稼的郑重的描写，反映古人对于掌握农业技术的喜悦。 　　《公刘》篇写周人由邰到豳的一次移民，从准备起程写到定居营建。关于观测地形、经营宫室、分配田亩、君臣宴饮，以及水利、军制，甚至锻冶等事都有叙写。 　　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挂着佩刀，上下山原。这就是勤劳的移民领袖公刘的形象。 　　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这就是开始得到安居的大众，欢乐笑语的生活图景。 《緜》是写周人在古公直父率领下，由豳迁到岐下的又一次移民。诗共九章，从迁岐、授田、筑室直写到对外族的斗争。第三章写岐下土地的肥沃道：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连苦菜都长得象糖一样甜，见得水土之美，真是善于形容了。第五、六章写开始建筑的情形道：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 　　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 　　 鼛鼓弗胜。 　　敲起大鼓本是为了鼓励劳动，但是百堵之墙同时并起，盛土、倒土、擣土、削土的声音把鼓声都压下去了。读了这一段，那场地上众多的工人和十分起劲的劳动一下子就象在读者眼前出现。这真是有声有色的文字。 此外还有《皇矣》、《大明》两篇，记文王、武王的武功。五篇联起来便成为一部周人建国的历史。这都是《大雅》中较早的作品，大约产生于周成王时。这些叙事诗也许是祭祀时颂祖之歌，《生民》篇就有人说是郊祀以后稷配天的乐辞。上述三篇虽是歌颂祖德．歌颂英雄，却反映了人民的创造力量 、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劳动热情。诗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此。 　　西周到夷王、厉王以后，政治腐朽，外患严重。产生了一些士大夫抱怨或讥刺王室的诗，如《板》、《荡》、《抑》、《桑柔》、《瞻卬》、《召旻》等篇(厉、幽两代产品)，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反映了社会的混乱与人民的怨恨。这些诗也是“大雅”里重要的部分。为了方便，在下章和《小雅》里的同类的诗合并起来谈。 　　　　　　　　　　　　　　　　　　　　　　三 　　《小雅》里也有不少责斥现实，反映丧乱的诗。这些诗大致产生于西周末叶与东周初年，多数为幽王时代产品，和上举《大雅·召旻》等篇或为同时，或相衔按。 　　西周的盛世并不长，自昭王穆王以下时时感到承嗣为艰。到夷、厉时代，社会危机便充分暴露。厉王是在“民不堪命，，的环境中被“国人”所流逐的。宣王号称“中兴’’贤王，对外虽然能抵抗异族，对内反而因为剥削过重，加深了危机。幽王以后一蹶不能复振。东迁以后的周室，共主的资格便名存而实亡了。《大雅·桑柔》相传是厉王时代的诗，形容那时危急情形道： 　　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摩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濒)。 　　这是说当时动乱之中人民死丧离散，仅存的人有如焚烧后的余烬，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大雅·召旻》相传是幽王时代的诗，形容那时不可收拾的局势道：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这是说在饥馑流亡的同时，四面受敌，边陲尽陷于荒乱。在这样的时代里，便有些诗人为了追究责任尖锐地指责统治者的昏乱、荒淫、腐朽。《大雅·抑》(厉王时诗)道：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汝) 　　虽(唯)湛乐从，弗念厥绍。 　　这是说当时的执政者，倒行逆施，百事俱废，只知饮酒作乐，垒不想继承先人的事业。《小雅·十月之交》道：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粟子内史，蹶维趣马，萭维师氏，袍妻煽方处。 　　这里列举幽王的佞臣七人，是当时的权门。“艳妻”指褒姒。他们内外相结，炙手可热。这都是大胆的揭露。 　　另外一些诗则指出了社会的不平。《小雅·正月》道：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 　　哿矣富人，哀此茕独!那些猥陋小人都拥有财产，安乐地生活，而一般人都吃不消灾变，处于悲惨的境地。这是贫富之问的苦乐不均。《小雅·北山》道。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 　　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懆)惨(懆)劬劳。 　　　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懆)惨(懆)畏咎。 　　 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这是写贵贱之间的劳逸不均。从这样尖锐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贵贱的鸿沟，贵者奢逸享乐，贱者被压在劳役重负之下。这篇诗虽说是发个人的牢骚，实在道出了普遍的不平。 　　《小雅·大东》篇反映了东方诸侯(殷、奄诸族)与周人之阔的矛盾。诗中说在西方的周人掠夺之下，“大东小东，杼柚共空”。而东人与西人相比，一切都是不平等的。诗云：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见出东人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和劳苦贫困的生活。 　　这诗后半列举天上星宿有空名无实用，来说明不合理的现象无处不存在，表示上天也不能有助于东人。 　　维天有汉，监(鉴)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 　　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 　　明，西有长庚，有捄(觩)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 　　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 　　 载翕(歙)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这是说：天上的银河照人只有光没有影。织女星织布不能成纹。牵牛星拉车也不成。天毕星张在路上，用得不得其当。簸箕星不能拿来簸糠。斗星也不能拿来舀酒浆。末尾说斗星不但不能舀酒浆，而且它的柄向西方高举着，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它象是授柄给西人向东方挹取似的，也就是说苍天也象是帮助西人对东人进行剥削的。这篇诗意思极为沉痛，想象非常生动，表现手法也是不平凡的。 　　　　　　　　　　　　　　 　　　　　　四　　《小雅》里大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小部分是民间歌谣。《国风》里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在本章里我们试从《国风》、《小雅》来分析当时的民歌对于生产和战 争的反映。《诗经》里许多民歌的产生时代是不能确定的。《国风》里的诗篇，就其中可以考知时代的部分说，最早的是《豳风·破斧》(周成王时)，最晚的是“陈风·株林”(春秋中 陈灵公时)，其余大多数产生于周室东迁以后。因此文学史家按时代排列《诗经》中各部时总是先《周颂》，次《大雅》，次《小雅》，次《国风》，次《商颂》、《鲁颂》。这自然是大致的排法。对于某些歌谣，我们既不能知道它被记录于何时，更不知道它在口头流传了多久，怎么能把它归入西周或东周呢?由于这种情形，我们讨论和引用这些民歌时不能象上文那样，完全依照时代的顺序。 诗歌本来起源于劳动。歌谣和劳动的关系向来是密切的。《诗经》里的歌谣不但记录和描写了劳动生活，而且常常借劳动为比兴。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谷风》)，“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伐柯》)之类是以劳动为譬喻；“爰采唐矣”(《桑中》)，“伐木丁丁”(《伐本》)之类是借劳动来起兴。而《周南·芣苢》则是一首劳动歌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撷之。 　　这是妇女采集芣苢(车前子)时所唱的歌，全首三章十二旬，只更换了六个动词，却写出了采集所得由少而多的进展。抓紧这诗的节奏，揣摩诗中的情调，设想夏天芣苢结子的时候，山 谷里或原野上到处是采芣苢的妇女，到处响着歌声，是怎样的一种光景。方玉润说得好：“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其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 ，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诗经原始》)。简单的言语，简单的韵律，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量，这就是民歌的特征。 　　正如我们从《芣苢》篇能够感染到劳动中的欢乐，我们从《魏风·十亩之间》也能够感染到一番紧张劳动之后休息时的愉快：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这似乎是采桑结束时，采桑者招呼同伴回家的歌唱。这里有鲜明的景色，浓厚的气氛，也是民歌中的上乘了。 《小雅》里有关农事的诗如《信南山》、《甫田》、《大田》等篇都不是以人民自己的眼光来反映劳动的诗，这里不去说它，单说《豳风·七月》。这篇诗叙述了农家男女全年的辛苦生活，充分反映了被剥削的痛苦。诗中的农民是男为主人耕，女为主人织，还要为主人打猎、盖房子、做衣服、藏冰、造酒。自己的生活是衣不蔽体，吃的是极粗糙的东西，住的是破屋，而他们的辛酸还不只是冻饿，本诗第二章道：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 　 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清代诗人王士祯盛赞这一章能写出阳春的明丽。但是在这样的和风暖日之下，那些青年女子的心却是悲凉的，她们不但劳苦穷困，而且随时有被主人霸占蹂躏的危险。当时农民的悲 惨生活在这篇诗里是深刻地描写出来了。 《国凤》里还有一些民歌不但反映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反映了被剥削者的反抗思想。例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