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宋代古文运动（二） 第一节横空出世苏轼 如果我们按照世代来划分的话，柳开等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一代，欧阳修等为第二代，苏轼则为第三代。 嘉佑二年，欧阳修读到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时，在《与梅圣俞书》中感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李荐则在《师友谈记》中写道：“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公以是任付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贵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某也。” 道论是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从韩愈始即以发扬古道为己任，并建立了自文王、周公以至孔子、孟子、扬雄、王通的道统论。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也是把古文看作阐发圣贤之道的工具。虽然他又以“辅时及物”对此加以补充。到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如柳开、穆修、孙复、石介等人承韩愈道统说，直接成为道学家一派。而自田锡始到欧阳修，始注重文的一面，开文统之论。如欧阳修提出了“文道俱胜”的主张（苏轼《欧阳修祭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重视文的价值，甚至提到不朽的地位，反对“弃百事而不关于心”。至苏轼对道统说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中庸论上》：“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这是因为他们“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结果是去“圣人之道日以远矣。”他更尖锐指出韩愈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因此苏轼在唐宋古文运动中便具有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反对道统说，肯定文的价值，建立了文统说，是古文运动的一次重大变化，标志着古文运动的成功。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 三苏论文便与欧曾迥异。其所由不同之故，即在其对文学的态度盖道学家及柳、穆、欧、曾诸人，其所以学古人者，乃所以求其道。即使于道无所得，表面上总不敢象苏洵这样大胆地宣言为文而文所以孔孟荀扬韩诸人在道学家以之建立道统者，在他却以之建立文统他只是论文的风格，不复论及文的内容这1 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也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评】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卷六：此篇记与可之画，实记与可与己之亲厚之情也。自“竹之始生”至“并得其法”，说画竹之法，亦尚未见情之所在。自 “与可画竹”，至“喷饭满案”，则叙己与与可诗词往还，娓娓不一，以见情好之密。自“元丰二年”至末，则因见画兴怀，不胜感伤之深，说出为记之意，而以与可与予亲密无间结束。 全篇都是叙亲厚之情， 特因见此画而发耳。 看他一篇之中， 忽断忽续，忽起忽住，忽而庄语，忽而滑稽，总是一片深情。触绪难已，不然，记画上作数语可了，又安用此缠绵凄恻之词为哉。 超然台记 苏轼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餔 糟啜 醨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 褔 而辞祸者，以 褔 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 褔 。夫求祸而辞 褔 ，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10 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水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 日以反黑。 余既乐其风俗之淳， 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评】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六：台名超然，作文不得不说入理路去。凡小品文字，说到理路，最难透脱。此握定无往不乐一语，归根于游物之外，得《南华》逍遥大旨，便觉翛然自远。 第三节诸家古文选讲 八大家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明代茅坤所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但南宋吕祖谦所选《古文关键》已经录取韩、柳、欧、苏洵、轼等人之文，与茅所选相比，吕未选王安石，有张耒而无苏辙。所以方孝岳说这时已经好像已建立了八大家的名目。明初朱右选《八先生文集》，始全录八人作品，故四库全书总目说：“唐宋八家”之目，实始于此。成化时有七大家。（钱大昕《养新录》云：“李绍序《苏文忠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韩氏、河东柳氏、宋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及南丰11 曾氏、临川王氏七大家。”自注云：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苏七集》，绍为之序。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十四）曾巩之文出于儒，原本六经。朱喜熹曾赞曾巩，称其文字比欧阳修更为峻洁。上追司马迁、班固、刘向等，而深研经术，濯磨史汉。深研经术，故确实而无游谈；濯磨史汉，故峻而不庸，洁而不秽，平易而不率弱。林纾《春觉斋论文》曾评说： 但观欧曾之文，平易极矣，有才之士几以为一僦而就，乃穷老尽气，恒不能得，何者？平易不由艰辛而出，则求平必弱，求易必率；弱与率类于平易，而实非平易。不由于学，则出之无本；不衷于道，由言之寡要：无本寡要之文，胡能自立于世？他自言“吾之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他的所守是什么呢？是从《大学》来的诚意、正心、修身，这是他与理学家相同的地方。不同之处是他认为学者应该“知古今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落实到文学上，他认为撰史作志，“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由于他所守是儒家正统的思想，所以这里的“理”与“意”都必须是本之于“道”的。对作家个人来说，他特重文章与道德的统一，《寄欧阳舍人书》：“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朱熹对他的评价比较高：“文字依傍道理，不为空言……比之东坡，则又质而近理。”（《朱子语录》） 他长于史、碑志之文。史家之文与文学家之文不同，文学家可以铺排，可以白描，而史家则必须详赡，特别是典志方面，更要求事实完备，数据详确。方苞评《战国策目录序》云：“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及《列女传》、《新序》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古文辞类纂》卷九）其代表作是《战国策目录序》。王慎中评为：“何等谨严而雍容，敦博而气宛然。”典制方面的代表作是《越州赵公救灾记》、《序越州鉴湖图》。在人物描写方面，他又善于用简，如《孙适墓志铭》，只着重写他“年十有四，辞亲往学江东，已有闻于12 人。往从临川王安石受学，安石称之。”写他“自力学行”、“于学问好其治乱得失之说”、 “于为文以古为归”，都只说其主观愿望，不言其客观造诣，措辞很有分寸。13 便是三苏论文重要的地方。明此，才可知三苏论文，本不重在道，即偶有言及道者，其所谓道，也是道其所道；非惟不是道学家之所谓道，抑且不是柳穆欧曾诸人之所谓道。同一道的观念，在道学家说来觉得腐朽者，在古文家说来便化为神奇。 对于文与道的关系，古文家总的主张是文以明道，到了宋代，又有不同的明道理论。理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则文是附属于道的；而唐朝李汉则主张文以贯道，至宋苏轼而始成。他主张“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熹批评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今东坡之言曰：吾所为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而苏轼则以为可以因文而求道，如《日喻》所阐明的。因此，文便与道具有同等的地位。所以苏轼所谓道转而之于艺，即文之道。他也说到过道,但却是对道的重新解释,他提出了“道可致而不可求”的命题。他在《日喻》一文中以南方多没人的故事，阐明了“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的道理，在这里“道”即相当于客观规律，强调的是通过生活实践获得对“道”进行认识。这样的解释就使得苏轼的道论是对道统的背叛，也使古文摆脱了道统，真正走上了文学独立发展之路。唐代以来，道是孔孟之道，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异议，而苏轼虽尊崇孔子，但却不排斥老、庄、佛及其他学派，这使他的道范围更广。 苏轼论文提出了“工”的问题。《江行唱和集序》：“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郁勃，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这里，他区别了两种“工”，无疑他更推崇后者。充满郁勃指一种兴会淋漓状态，而之所以达到这样的状态，可能是由于“道胜则文至”，也未尝不是 “学”所至。道与学均积之于平时，至临文之际，仍不得不有待于兴到神来。这正是他与道学家的不同。后来他更多地提的是“意”。在《答谢民师书》中就说：“夫言止于达意”。《韵语阳秋》：“儋耳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取之市而足，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史之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足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清波杂志》记载较为简略：“譬如城市2 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这一转变可用钱钟书的话来评价：“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 有一种从以艺术作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探讨艺术家的气质为中心的倾向。” （贝克拉克《苏东坡的赋》第二版钱序）因此苏轼提出了辞达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谓之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求物之妙，了然于心即是作者能够得事物之要，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这个“意” 已不是纯客观意义上的，而是根源于作者内在思想意志。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苏轼的绘画来加以理解。苏轼曾说：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枯木竹石已不是自然中的物，而吾宁说是作者心目中的意。而且如前所论，苏轼已不再把这个意与圣贤联系起来。 而了然于口与手则“工”的境界。如《文说》： 吾文如万斛泉水，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又如《答谢民师书》：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 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态横生。 3 这两段话常被人引用，并认为表现了同一个意思，即苏轼的文章风格观。但如果我们从上文的分析出发，就会发现，二者并不在一个水平上。二者的区别因于，前者有万斛泉水，而后者则是自发飘浮的“行云”。 前面在分析欧阳修时曾经讲过，唐代的文学理想是“高”、“奇”，而宋代的文学理想则是“常”、“自然”。“常”不是什么高远的东西，而是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但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决， “常”是对世界的静态描述，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苏轼无疑是持后一种看法的。世间一切无不在永不休止的运动过程中，生生不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生长、消亡的过程，但又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因此，“变”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生、灭不断转换的无限长河。从这个意义上讲，“变”即是“常”。而换一个角度，宇宙的无限与人生的短暂相比，可以证明“变”相对于宇宙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正如水与月两个意象所表明的，变与不变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达到了这样的生命状态，苏轼就可以无可无不可了，面对政治上的挫折，现实打击的困惑，飘泊不定的人生，生命的永恒与短暂，他终于形成了旷达的人生态度，达观无碍，无施不可。在这一点上来说，苏轼可谓文如其人，释惠洪曾从佛教的角度评价苏轼： 东坡盖五祖戒禅师之后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淡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从般若中来，其何以臻此？ 第二节苏轼古文选讲 一、苏轼的创作 据《瑞桂堂暇录》（说郛本）载：张方平曾出题考苏轼兄弟，自己于壁间密窥。苏辙对题目有异，指以示轼，轼不言，只是举笔倒敲几案，意为“管子注”。苏辙疑而未决，又示第二题，苏勾去。张方平非常高兴，因为第二题本出处。 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读到苏轼文章，以为有孟轲之风，给欧阳修看，欧看后惊以为得人，疑为门人曾巩所作，乃置第二。苏文笔力豪放，杜撰“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不知出处，问苏轼。苏答曰见4 《三国志孔融传》，查无此语。又问苏答道：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子赐其子曹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惊问见于何经，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苏轼说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 初知凤翔判官，知府陈公弼对他加以抑制，吏呼苏贤良，陈杖其吏，苏谒，入不得见。中元节不过知府，被罚铜八斤。知府作斋醮祷祈小文，陈必涂抹改，数往返。至读 《凌虚台记》，乃不易一字，命刻之石。其因在苏少年暴得大名，惧满而不胜。 守父丧满归朝，反对王安石变法。神宗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为王所拒，后来又屡次被拒。被出为开封府推官，意在以多事困之。后又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他对新法有三种态度，于民有利则行之，不利则硬顶，或托事以讽。在他出任地方官的几年间，变法派与反对派斗争激烈，变法派内部斗争也愈烈。神宗不得已，乃出王安石江宁知府，王举韩绛代己而以吕惠卿为副相，吕为王一手提拔，却一面与韩争权，一面防止王再起。后王安石复相，吕出知陈州。王安石再罢，这时变法之争已演变为排斥异己的党争。元丰二年，苏轼出知湖州，仅三个月就被朝廷派人逮捕，直接原因是他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两句牢骚：“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时妻子送之出门，皆痛哭，苏笑谓妻曰：子独不能如扬朴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御史令下，就家中取书，时家人在船，州郡发兵围船，家人几怖死，悉取书焚之。有司移令各州取所留诗，杭州供数百。李定、舒亶极力欲置苏轼于罪，当然苏诗中有些是讥刺新法的，但有的则是深文周纳，如苏《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时相王珪于神宗面前说苏有不臣之心，并举诗为例，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尔，何预朕事？当时所供诗案，称《乌台诗案》，是苏轼的第一个诗文注本。其中有这样一段：“轼又作《超然台记》云：始至之曰，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意连年蝗虫、盗贼、讼狱之多，以非讽朝廷政事阙失，并新法不便所至。及云：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以非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钱太甚。由于多方营救，加上神宗对苏也很赏识，才于同年十5 二月结案，外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充公事。神宗多次准备起用苏轼，曾说“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改为较近的汝州团练副使。 神宗死后，哲宗继位，十岁，高太后权同听政。苏轼改知登州，才五天，召还朝为礼部郎中，半月后为起居舍人，不久升翰林学士，二年被擢学士兼侍读。官职升得虽然很快，但境遇并没有好多少。司马光欲尽废新法，而苏轼则不同意，甚至司马光怒形于色，也不退让。而他当时既得罪了新党，也得罪了旧党。还受到程颐及其门人的攻击，因苏认为他不近人情，未尝假以词色，于是朝廷上形成了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于是他连上章奏，请示出任地方官，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后又召还，任吏部尚书。不到半年，又出颖州、扬州，又半年，召回朝廷任兵部尚书，兼待读，改礼部尚书。 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局变化，苏轼出知定州，不久以讥斥新朝的罪名贬英州，未到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再贬赡州，时年已 62。这里生活艰难，苏轼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徽宗继位，政局在短时间内对元祐党人有利，苏轼也在其中，苏决定选择居住在远离京城的常州，而不是前信往颖昌，与兄弟团圆。后卒于常州。太学生数百人于佛寺举哀。为哀挽祭文者尤多，最著名的是： “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但对苏轼的迫害并未停止，追贬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缴纳原追复的官诰。朝廷立元祐党人碑，凡 117 人。《续资治通览鉴长编拾补》记 1103 年，诏毁《东坡集》、《东坡后集》印板。《能改斋漫录》记有旨毁天下系东坡所撰碑碣榜额。当时人不敢题写苏轼的名字，故《东坡易传》改名为《毗陵易传》，诗文中凡及子瞻者改为子平。但人民对苏轼十分喜爱，不惜冒犯禁律， 《挥麈录》记有刻工不肯将苏轼的名字刻于党人碑上。也有人敢于私藏苏轼文集。 苏轼生前，其诗文就广为流传，朱弁《曲洧旧闻》记其诗文落笔便为人所传诵。《独醒杂志》记苏轼守答徐州时，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忽城中传诵，苏询之，乃逻卒夜中偶听，稍识音律，记而传之。《四库全书》本李昭玘《乐静集》卷十《上眉阳先生书》记苏轼在徐州酒后喜为文章，尽箧中无留纸，众人排捽，争先取6 之，惟其后攫之不多也。而苏集被禁毁后，苏轼的只言片语更是身价百倍，虽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却愈禁愈多，当时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觉气索，人或谓之不韵。杨万里曾记书肆畏罪不敢印坡集，独一贵戚家刻之，黄金斤易坡文十。施闰章《续苏长公外纪》说：“盖其令名大节见于朝廷、被诸天壤者，既已炳然如日星，而其余技杂见，又无所不工，故其流风为天下所爱慕，至于片言只字，宝贵之不衰。此得之天授，非可强而致也。” 对苏轼的才气，连陷害他的李定，也不得不对同事承认：苏轼，奇才也。王安石曾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陈师道称之为“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 《师友谈记》记苏轼扈从燕醴泉观，优人相与自夸文章为戏，一优云：吾之文章，汝辈不及也。 何也？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头上子瞻谓帽， 因当时士大夫效苏轼戴桶高檐帽，名子瞻样。名满天下，虽渔樵之人，里巷之儿童，马医厮役之徒，深山穷谷之妾妇，莫不能道也。 东坡为人“雄快俊爽，内无隐情。闻人一善，赞叹不遑，百刚肠疾恶。又善谑笑，锋刃甚利。”（袁中道《次子瞻先后事》）乌台诗案甫出狱，即有“却拈诗笔已如神” 之句。在黄州，人口众多，生活艰难，只好痛自节俭，自定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日，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每日用画叉取一块。性不喜杀生，下狱后，念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欲使有生之类，受无量苦怖，遂断杀。然不能忘味，或食自死物。饮酒仅能三蕉叶，而意甚嗜之。每日起，无客与语，必出寻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之高下，诙谐放浪，不复为町畦。有不能谈者，强之说鬼，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一座绝倒。所居去江不百步，无事挟弹击江水，铮铮有声，大以为娱。尝与友人饮江上，作词：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明日喧传子瞻挂冠服，乘小船长啸而去。郡守闻之，以为失罪人，急往，见子瞻鼾声如雷，彻于堂外。眼疾不出，过客传已死，范景仁得知，举袂大恸。以书问讯，子瞻得书大笑。再知杭州，与参寥品茶，妓琴操颇通佛书，苏轼与语，大悟，即刻蓄发出家。有人诉负钱不还，即召之，乃制扇者，适逢雨天，苏命取扇作枯木竹石，凡二十，其方持出府门，千钱一扇立尽。晚年贬岭外，至惠州，市肆寥落，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买其脊骨。骨7 章微有肉，煮之，摘剔牙綮间，自云如蟹螯逸味，但众狗不悦耳。一女每夜闻子瞻吟，徘徊墙外，非子瞻不夫，苏知大笑，意为觅一快婿，后此女竟死。子瞻为学士时，一日捧腹游，问诸妓腹中何物，一曰满腹诗书，一曰满腹智巧，朝云曰：相公一肚不合时宜。初至儋州，僦屋而居，有司不可，常宿于桄榔树下。后筑屋三间以居。常负大瓢，行歌田野间，有老妇人年七十，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子瞻然之，里人因呼为春梦婆。好事者欲得子瞻笔墨，伺其行游之所，设佳纸笔砚，书姓氏填集案间，苏笑曰，日已暮，小书不竟纸。及归，人人厌满，欢忻而散。晚至常州，以五百钱买一宅，倾囊仅偿之。夜中偶至一村，闻老妇哭声，知其所买屋为老妇子所卖，还之，不责一钱。 林纾《春觉斋论文·述旨》：“苏家文字，喻其难达之情，圆其偏执之说，往往设喻以乱人观听。骤读之，无不点首称可；及详按事理，则又多罅漏可疑处。然苏氏之文，多光芒，有气概；如少年武士，横槊盘马，不战已足屈人之兵。” “东坡雄杰，轶出凡近，吾读其《日喻》一篇，亦不无可疑处。入手以钟籥喻日，语妙天下。及归宿到言道处，宜有一番精实之言，乃曰：莫之求而自致，则过于聪明，不必得道之纲要，大概类庄子所言：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朴素者，非圣人之道也。……司马君实文名不及东坡，然集中在在皆有实际语。惟靠实说，方有条理，一自作聪明，则文字驾空，极兴会处均是虚词，极高处皆成枵响。” 二、苏轼散文选讲 前赤壁赋 苏轼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 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8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 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苏轼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