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韩国古代诗学在其结构形态、批评对象、诗学理念及审美追求等诸多方面 ，与中国古代诗学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纽结，因此整个韩国古代诗学中流溢着无法抹却的中国情结。 虽然二者存在着众多相似、相类之处，但韩国古代诗学绝非中国古代诗学的简单移植与翻版。 韩国古代诗学接受中国古代诗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进行“主体间性”批评的过程。 二者之间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的关系。韩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在创作上的“形似”，其根源在于二者深层的文学理念上的“神似”。换言之，韩国古代文学之所以“形似”于中国古代文学，是由于韩国古代诗学“神似”于中国古代诗学。因此，我们可以说韩国古代诗学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结。一、结构形态的中国化韩国古代诗学的形式与体制深受中国传统诗学的“召唤”，同时这种“召唤”也深深地契合了韩国古代诗学的审美“期待视野”， 进而造成韩国古代诗学在感性直观上始终彰显出一抹靓丽的中国色彩。其一，诗学话语。 韩国古代诗学自其发生之日起，阐释与倡扬其诗学思想的话语就一直使用汉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5 世纪中叶韩国本民族语言文字创生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汉语言文字始终是韩国古代社会共同的书面语， 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韩国古代诗学主导的话语形式。因此，韩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李炳汉曾言：“从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使用汉语言文字来写文章和作诗，并且欣赏和评论用汉字创作的诗文，建立了真正的韩国汉文学史的 传统。”其二，诗学体制。韩国当代著名诗学家赵钟业曾言：“韩国之诗话起于高丽中叶，实蒙宋诗话之影响者也。”纵观整个韩国古代诗学的演进历程，韩国古代诗论的结构形态深受宋代诗话的启蒙，特别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六一诗话》的体制结构是语录体式的，即由一条条在内容上互不相涉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 每一则论诗条目，往往只论一人一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短随宜，应变而制，富有弹性，优游自在。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韩国古代诗家对这种论诗体制颇为青睐，从高丽时期李仁老《破闲集》、崔滋《补闲集》、李奎报《白云小说》与李齐贤《栎翁稗说》，到朝鲜朝时期徐居正 《东人诗话 》、成伣 《慵斋诗话》、李济臣 《清江诗话 》、梁庆遇《霁湖诗话 》、洪万宗《小华诗评》、南龙翼《壶谷诗话》、洪重寅《东国诗话汇成》、金昌协《农岩杂识 》等等 ，都沿袭了中国古代诗话 （特别是《六一诗话》）的论诗体制与方法，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与发展。高丽诗家对欧阳修论诗体制的仿效， 即便到了朝鲜李朝时期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徐居正《东人诗话》：文章所尚随时不同。 古今诗人推李、杜为首，然宋初杨大年以杜为“村夫子”，酷爱李长吉诗，时人效之。自欧、苏、梅、黄 一出，尽变其体。 然学黄者尤多，江西宗派是已。 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中国学者蔡镇楚先生在论及中韩诗话的关联时指出：“中国诗话论诗条目的组合方式，大致有并列式、承返式、复合交叉式、总分式等四种类型，而朝鲜诗话论诗条目的组合方式，则比较趋于单一化，大致采用并列式的条目组合。其三，以诗论诗的习尚。“以诗论诗”是东方诗学独有的文学批评形式，古代的中、日、韩等国均有此风习时尚。韩国古代诗学如李奎报《论诗》、金时习《学诗》与《感兴诗》、洪良浩《诗解》、申纬《东人论诗绝句》与金正喜《论诗》等等，无不承袭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与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以诗论诗的批评样式。二、诗学内容的中国元素其一，论韩国古代诗家时兼及中国诗人诗作。韩国古代诗论虽时常可见中国的“影子”，但其论诗的对象大多还是以本国、本民族的诗人诗作为主。由于中韩两国文化上的渊源，许多著名的韩国古代诗家不仅曾到中国游历，而且有的还师从中国诗人与学者，耳濡目染 ，师承递传，因而使得中国的诗学传统渐染于韩国古代诗坛。故此，韩国古代诗家在评论韩国汉诗时，常常与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比较，这样既标示了韩国古代汉诗与中国的渊源，同时又试图指出二者的异同。 “李奎报《白云小说》、成伣《慵斋丛话》、金安老《龙泉谈寂记》、李济臣《清江诗话》、申钦《晴窗软谈》、朴永辅《绿帆诗话》等，每论朝鲜‘汉诗’，便涉于中国诗人、诗歌、诗风，论述精到。 ”这在韩国古代诗学中是极为普遍的。 高丽时期的崔滋非常推崇李奎报的诗歌， 甚至认为李奎报的诗与唐代大诗人李白不相上下。 其二，使用与中国古代诗学相类的范畴。任何一诗学思想的成熟与诗学体系的完善，其最为鲜明的标志，就是用以阐发诗学理念的范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韩国古代诗学所使用的范畴，几乎与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没有多大差别。如崔滋《补闲集》：新警。如文顺公《万日寺楼》云：“渡了几人舟自泛，噪残孤虎鸟犹鸣。”含蓄。如芮学士乐全《闲居》云：“万里行装春已暮，百年计活夜何长。”精彩。如文顺公《甘露寺》云：“霜花照日添秋露，海气干云散夕霏。”飘逸。如陈补阙《江上》云：“风吹钓叟帆边雨，山染沙鸥影外秋。”清远。 如皇祖《北山圣居寺》云：“别洞白云欹枕送，到山明月卷帘迎。”感怀。 如文顺公《病中》云：“病忆故人空有泪，老思明主若为情。”以上品评文学风格的诗学范畴，在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中是极为常见的， 韩国古代诗家借以品鉴本民族的诗人诗作，这既体现了中、韩古代诗学的亲缘关系，同时也是中国传统诗学范畴的生命力在韩国古代诗学语境中的绵延，体现了中韩传统诗学的互动。这也从另一层面说明，中国古代诗学范畴在融入韩国古代诗学语境后，它不可避免地被植入了韩国本民族的文化色彩。其三，“使事”、“用事”的中国元素。 “使事”与“用事”是指在文学创作中援引前人的典故，以增强文学艺术表现力的一种创作技巧与手法。 此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由来已久，至唐宋达于顶峰，如唐之李商隐、宋之苏轼、黄庭坚等可谓代表。 韩国古代诗家在创作中也十分讲究“用典”， 如徐居正《东人诗话》：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李政丞混《浮碧楼》诗：“永明寺中僧不见，永明寺前江自流。山空孤塔立庭际，人断小舟横渡头。长天去鸟欲何向，大野东风吹不休。 往事微茫问无处，淡烟斜月使人愁。”一句、二句本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四句本韦苏州“野渡无人舟自横”，五、六句本陈后山“度鸟欲何向，奔云亦自闲”，七、八句又本李白“总为浮云蔽白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句句皆有来处 ，妆点自妙，格律自然森严。由此可见，韩国古代诗家作诗讲究“句句皆有来处”，但其所来之处往往源于中国典故。 对此，崔滋言：“凡为国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此外诸家文集，不宜据引为用。”这在韩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几成共识。诗人作诗要“使事”或“用事”，而所使、所用之“事”，以中国典故为准的。三、诗学理念的中国趋向古代的中、韩两国同处于东亚文化圈，也都深受儒、道、释哲学的影响。由于都以儒、道、释精神为其文化哲学的主干，所以中、韩两国的古代文化在思维习惯以及文化价值取向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韩国古代诗学是在接受了中国古代诗学影响的前提下发生和发展的，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完全抹杀韩国古代诗学的客观存在及其应有的民族品格。法国当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言：“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及以色列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最为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 独到的见解。例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与孔子，以色列有犹太的先知们，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各自文化圈内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基于此，我们认为韩国古代诗学在理念及方式上虽与中国古代诗学有诸多交叉之处，但绝不能简单将韩国古代诗学看成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复制与翻版。韩国古代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理念上的趋同，恰好说明了韩国古代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有着无法抹却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就是韩国古代诗学理念所呈示出的中国趋向。其一，儒化的诗学观。古代韩国自古就有尚儒尊孔的传统，故此，韩国古代诗学往往强调文学的“美刺”功能，注重诗品与人品，追求文学的人性美。这与中国古代儒家的诗学理念一脉相承。如徐居正所言：吾东方之文，始于?三国，盛于高丽，极于盛朝。 其关于。天地气运之盛衰者，因亦可考矣。况文者，貫道之器。六经之文，非有意于文，而?自然配乎道。 后世之文，先有意于文，而或未?纯乎道。 今之学者，诚能心于道，不文于文；本乎經，不规于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大，则?其所以羽翼圣经者，必有其道矣。韩国古代诗学的儒化诗教观， 体现于韩国古代汉文学的方方面面， 对韩国古代汉文学的创作与繁荣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其二，诗宗唐、宋的风尚。诗分唐、宋是中国文学史上持久的论争话题，同样，它也常常影响着韩国古代诗学的审美与理论取向。 自新罗后期至高丽初，韩国诗坛崇尚唐诗，推崇的诗人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如李仁老极力盛赞杜诗，曾言：“啄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自雅缺风亡，诗人皆 推杜子美为独步。”高丽中后期，韩国诗坛则转而大兴宗宋之风。尊崇的诗人主要有苏轼、欧阳修、梅圣俞及黄庭坚等。特别是苏轼声望最重。其三，抒情言志的文学本质观。中国的诗学传统强调诗歌的艺术本质与审美特性在于“言志”与“缘情 ”，韩国古代诗学对此也极为认同。韩国古代诗学虽然在诸多方面都流露出血亲似的中国情结， 但韩国古代诗学绝不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照相式的复制，相反，韩国古代诗家在汲取中国古代诗学精华时常常秉持着清醒的民族自我意识， 文化之间的交往本质上不是独白，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的灌输与强制接受，而是在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中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解，进而造成意义的增殖与再生。对于韩国古代诗学的中国情结，我们亦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