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理论1、民族主义 基本内容：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基本任务：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　　缺陷：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2、民权主义 基本内容：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基本任务：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国。缺陷：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3、民生主义 基本内容：民生主义在这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基本任务：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国家还可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　　缺陷：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它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孙中山虽然曾经想同逃亡到国外的康梁一派合作，但在看出合作不可能的时候，光绪三十年（1904 年）孙中山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 ，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并且说，在他和梁启超之间，“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到了 1905 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的主张。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的好处。这样，在 1906 年到 1907 年间，一方面以《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展开了一场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针锋相对的辩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和主张虽然有许多弱点，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是要把中国按照历史发展的轨道推向前进，他们在同立宪派的辩论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反对清朝统治，这是他们立论中的一个弱点。梁启超抓住这个弱点，指责革命派是狭隘的“排满复仇主义”。 梁启超说，现在重要的并不是汉族与满族间冲突的问题，而是汉族、满族和国内其他各族一起来对付外国侵略者的问题，他的这种说法虽然言之有理，但是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丝毫不去指责清朝统治者一贯竭力保持满洲贵族的特权，丝毫也不提到清朝统治者正在天天乞求外国帝国主义保护的事实。因此，立宪派没有能靠这些言论来打乱革命派的阵脚，而只是遭到革命派的加倍的反击。何况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示得很明白，他们不仅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从此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这就使他们在这一场论战中居于立宪派所无法抗御的优势地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为了摆脱给清朝统治辩护的不利地位，又从另一方面来向革命派进攻。他们说，要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共和，就必须进行暴力的革命，但是这样的革命是行不通的，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的“国民”并没有实行共和的能力，因为革命只能造成“内乱”，而且还会引起外国的干涉，造成中国被瓜分的局面。立宪派企图证明，革命不能救国，只会亡国。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能力差，因而“欧美可以言民权，中国不可以言民权，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革命党人指出，这是对于中国国民的侮辱。中国人的能力并不逊于世界上别的民族，只是“被压制于历来之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势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从外观之，而即下断语曰：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一若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者，何其厚诬吾民族也！”革命派又指出，梁启超一方面轻视国民之能力，一方面却认为清朝政府可以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实行立宪政治，这显然是“以为政府之能力优于国民”。但事实上，“所谓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所谓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非廉耻丧尽，安得有今日？”他们其实是“一国之中至不才至无耻者，何足与言能力”？革命派指出这两点：中国人民决不比欧美各国人民低劣，应当把希望寄托于人民，而 不能寄托于没落腐朽的统治者。他们说得理直气壮，梁启超及其一派人对此无法作出像样的反驳。立宪派还提出外国帝国主义会实行军事干涉来恐吓革命派。立宪派认为，革命即便一时得到成功，但在外国的军事干涉下，也必然失败，或者是旧政府复辟，或者是中国被瓜分。因此，还是不革命的好。为反驳这种说法，革命派指出，是清朝的统治使得列强已经成为中国的主人，造成了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只有革命才能创立新的社会秩序，使中国避免亡国之祸。对于这场在革命派与立宪派进行的论战，究竟谁胜谁败，立宪派的《新民丛报》在1907 年自己做了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革命派之所以有如此压倒之声势，并不在于他们的法理论、政治论多么高深。其实立宪派方面像梁启超这样的人，比起革命派来，还更善于谈资产阶级的政法理论。随着实际形势越来越紧张，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虽然流露出许多弱点，但却能对广大群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