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第六章 文字与书面语

发布时间:2024-02-08 09:02:33浏览次数:16
第六章 文字与书面语一、文字与语言的共性是什么?(1)文字和语言一样都是交际工具,也是人类伟大的创造,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社会;那么,没有文字,也就没有现代的社会文明,有了文字人类才进入了文明时代。文字是使人类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要条件。   (2) 没有阶级性。文字是全社会通用的辅助交际工具,社会中的任何人都能使用文字, 在阶级级社会中文字是社会各阶级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二、文字语言的差异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1) 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语言,也就无所谓文字。    (2) 语言是社会必需的交际工具,没有语言,社会就不会存在。而文字对社会来讲不是必需的。社会可以没有文字而存在,文字只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语言没有文字。语言是在儿童时期不知不觉地学会的,而文字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的,而且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  (3)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人们的口头交际必须限制在一定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内。而文字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可以记录古人的言论,可以把人的言语传递到任何地方。  (4) 文字与语言变化的速度不同。文字和语言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之中,但文字变化要比语言慢,语言的变化不能很快在文字中表现出来。文字落后于语言的发展。文字本身的稳固性是由文字作为辅助的交际工具这一职能所决定的,但文字还是在缓慢地发展和变化着。   (5) 文字可以改革。当文字脱离语言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即影响到文字的交际职能的时候,就得进行改革。三、文字发展的原因有哪些?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一种文字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出于完善地记录语言的需要。  文字也是交际工具。人们对工具性的事物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就是高效、便捷、易于掌 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竞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锺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嵇康的诗,现存五十馀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较高。何焯《文选评》曰:“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高于潘、陆也。”他的四言诗是继曹操之后又一批成功之作。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其中《幽愤诗》作于其蒙冤系狱时,可视为其绝命诗。诗中自述平生的遭遇和理想抱负,对自己无辜受冤表示极大愤慨。诗末说:“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常吟,颐性养寿。”表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首诗词锋爽利,语气清峻,可与其《与山巨源绝交书》合读。其四言《赠秀才人军》诗共十八章,内容是想象其兄嵇喜在军中的生活,但那洒脱的情趣却是属于嵇康的。如第九章: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想象其兄日后在军中的戎马骑射生活,形象鲜明,灵动生姿。与曹植《白马篇》相比,既有游 侠儿的英武豪侠气概,又多了一种洒脱神情。又如第十四章: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想象其兄在行军休息时游猎弹琴、神情悠然的高超境界,也表现了自己的寂寞怀念之情。语言自然天成,形象而又传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理想人格的写照,也是向来为人称道的妙句。  嵇康的五言诗数量上不及其四言诗,其中《游仙诗》、《答二郭》三首、《赠秀才诗》(五言)、《述志诗》二首皆较有特色,多写其鄙弃世俗、回归自然、高蹈隐逸之志。嵇康诗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明诗》)又说:“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体性》)突出了嵇康诗风与其人格性情之间的密切关系。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诗亦如此。锺嵘《诗品》评其诗为“峻切”,也是相同的意思。  应璩是建安诗人应砀之弟,以《百一诗》闻名后世,其内容相当广泛,主目是对曹爽的规劝。态度平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语言质朴以言事与说理见长,形象则有所不足。拓展阅读 3: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的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 29 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 (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 (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人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日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人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日:‘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日:‘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 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日“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不广。(梁)萧统加以搜集整理,编了《陶渊明集》,并为之写序、作传。萧统所编陶集虽然已经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齐阳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悦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阁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础上重编而成的。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 12l 首,赋、文、赞、述等 12 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伪还不能肯定。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 37 处。他有儒家的人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 70 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 77 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绝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待死亡,与佛教之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之说,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所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 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绝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观里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经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 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驰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 (《?溪诗话》卷五)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写社会政治的题材,陶渊明则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1、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 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蕉嶤。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著。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含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 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2、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在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 ?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十分精辟。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 “待”字、“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锺嵘《诗品》日:“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陶渊明的散文与辞赋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传》只有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赞语,却为自己留下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晋书·陶潜传》日:“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在陶渊明之前,司马迁写过《自序》,王充写过《自纪》,但那分别是《史记》和《论衡》的自序,带有自传性质而已。阮籍写过《大人先生传》,虽然借着大人先生表现了自己的志趣,但并不是自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的首创。此后,王绩的《五斗先生传》、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都是深受其影响的。《五柳先生传》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中,以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辞,于逼真的想象中更可看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其跌宕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欲狂的情状呈现于读者面前。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虽未必是严谨的评论,但此文之高妙实在是难以伦比的。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在那里 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古代的许多仙话,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只有一片农耕的景象。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陶渊明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陶渊明的典型意义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阮籍饮酒有以醉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写菊其实并不多,一共六处,但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征陶渊明的还有“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其一)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文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其二),杜甫的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第六章 李白 握。对于文字这个书写工具,人们总是不断的追求它的“体系的完善化”、“结构的规律化”、“形体的简明化”。这种多方面的需求,促成文字发展的动力,也是多方面的。除上述的语言原因外,社会的分化和统一、文化科技的进步、宗教生活的变迁、文字应用范围的扩大、不同类型文字的相互接触、书写工具的重大变革等等因素,都从不同的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文字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文学史(一)》拓展资源(三)第五章 曹操、阮籍与陶渊明拓展阅读 1:  曹操的其它的一些诗篇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写出了大海孕大含深、动荡不安的性格: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歌以雄健的笔力,生动饱满地描绘了沧海的形象。大海那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也正是诗人博大襟怀的写照。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成就霸业而前路坎坷、时势艰难的感慨。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内编》卷一)。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旬”(《诗品》);陈祚明评其诗“跌宕悲凉,独臻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钝吟杂录》)。如其《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接连用“神龟”、“腾蛇”和“老骥”三个比喻,从正反两面引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 年少有为李白将进酒(3 张)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他很早就相信当时流行的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自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辞亲远游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 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乘舟沿江出峡,渐行渐远,家乡的山峦逐渐隐没不可辨认了,只有从三峡流出的水仍跟随着他,推送着他的行舟,把他要送到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城市中去。让李白想不到的是在江陵会有一次不平凡的会见,他居然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承祯。天台道士的司马承祯不仅学得一整套的道家法术,而且写得一手好篆,诗也飘逸如仙。玄宗对其非常尊敬,曾将他召至内殿,请教经法,还为他造了阳台观,并派胞妹玉真公主随他学道。李白能见到这个备受恩宠的道士,自然十分开心,还送上了自己的诗文供其审阅。李白器宇轩昂,资质不凡,司马承祯一见已十分欣赏,及至看了他的诗文,更是惊叹不已,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为他看到李白不仅仪表气度非凡,而且才情文章也超人一等,又不汲汲于当世的荣禄仕宦,这是他几十年来在朝在野都没有遇见过的人才,所以他用道家最高的褒奖的话赞美他。这也就是说他有“仙根”,即有先天成仙的因素,和后来贺知章赞美他是“谪仙人”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把他看做非凡之人。这便是李白的风度和诗文的风格给予人的总的印象。李白为司马承祯如此高的评价欢欣鼓舞。他决心去追求“神游八极之表”这样一个永生的、不朽的世界。兴奋之余,他写成大赋《大鹏遇希有鸟赋》,以大鹏自喻,夸写大鹏的庞大迅猛。这是李白最早名扬天下的文章。从江陵起,他开始了他鹏程万里的飞翔。 李白自江陵南下,途经岳阳,再向南去,便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是正当在洞庭湖泛舟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李白自蜀同来的旅伴吴指南暴病身亡(或被人殴打致死)。李白悲痛万分,他伏在朋友的身边,号陶大哭,“泣尽继之以血”。由于他哭得过于伤痛,路人听到都为之伤心落泪。旅途上遇到这样的不幸,真是无可奈何,李白只好把吴指南暂时殡葬于洞庭湖边,自己继续东游,决心在东南之游以后再来搬运朋友的尸骨。李白来到了庐山,在此作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望庐山瀑布》。李白到了六代故都金陵。此地江山雄伟,虎踞龙盘,六朝宫阙历历在目。这既引起李白许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感。他认为往日之都,已呈一片衰颓之气,没有什么好观赏的了,根本不及当今皇帝垂拱而治,天下呈现出的一片太平景象。金陵的霸气虽己消亡,但金陵的儿女却饱含深情地接待李白。当李白告别金陵时,吴姬压酒,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频频举杯劝饮,惜别之情如东流的江水,流过了人们的心头,使人难以忘却。李白告别金陵后,从江上前往扬州。扬州是当时的一个国际都市。李白从没有看到过如此热闹的城市,与同游诸人盘桓了一些时日。到了盛夏,李白与一些年轻的朋友“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边。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好不惬意。到了秋天,他在淮南(治所在扬州)病倒了。卧病他乡,思绪很多,既感叹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渺茫,又深深地思念家乡,唯一能给他带来点安慰的,便是远地友人的书信。李白在淮南病好之后,又到了姑苏。这里是当年吴王夫差与美女西施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李白怀古有感,写了一首咏史诗《乌栖曲》。这首诗后来得到了贺知章的赞赏,称其“可以泣鬼神矣”。由此看来,李白的乐府诗有时虽袭用旧题,却多别出新意。姑苏的历史遗迹固然引起了李白的怀古之情,美丽单纯的吴姬、越女更让李白赞美不己。在昔日西施浣纱的茑萝山下,李白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现今在浣纱石上的越女留下了一幅幅优美的速写。李白由越西归,回到了荆门。在荆门他一呆就是三个月。虽然思乡心切,但功业没有一点成就,他自觉难于回转家园。最后,他决定再度漫游。首先,他来到洞庭湖,把吴指南的尸骨移葬到江夏(今湖北武昌)。他在江夏结识了僧行融,又从他那里了解到孟浩然的为人,于是便去襄阳拜见孟浩然,由此写下了著名的五律诗《赠孟浩然》不久,李白到了安陆,在小寿山中的道观住了下来。然而,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他仍然想 寻找机会,以求仕进。在隐居寿山时,李白以干谒游说的方式结交官吏,提高自己的声誉。李白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时宰相许圉师的赏识,便将其招为孙女婿。李白与夫人许氏在离许家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岩下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是美好的夫妻生活并没有令李白外出漫游以图功业的心志有所衰微减退。他以安州妻家为根据地,又几次出游,结识了一些官吏和贵公子,并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 年),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初进长安封建帝王常在冬天狩猎。唐玄宗即位后,已有过多次狩猎,每次都带外国使臣同去,耀武扬威,以此震慑邻国。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 年),玄宗又有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因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 太白醉酒情。李白西来的目的是献赋,另外,也趁此游览一下长安,领略这座“万国朝拜”的帝京风光。他居住在终南山脚下,常登临终南山远眺。当他登上终南山的北峰时,眼前呈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貌。他深感生存在这样的国家是不平凡的,因此颇有自豪之感。可一想到这兴旺发达的帝国内部己产生了腐朽的因素,他的轩昂情绪又受到打击。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何时人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李白还在送卫尉张卿的诗中陈述自己景况很苦,希望引荐,愿为朝廷效劳。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极宫,不料竟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他早就拜读过贺老的诗,这次相遇,自然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兴奋地解下衣带上的金龟叫人出去换酒与李白共饮。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一年快过去了,李白仍然作客长安,没有机会出任,他的心情有些沮丧。好友诚意相邀,希望他同 去青山之阳的别业幽居,但李白无意前往。这次去长安,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却毫无着落,这使李白感到失望并有点愤懑。往王公大人门前干谒求告,也极不得意,只有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了长安。赐金放还42 岁的李白得到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的推荐(一说由道士吴筠引荐)到了长安,唐玄宗对李白的才华很赏识,礼遇隆重。李阳冰《草堂集序》谓:“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秦汉间“商山四皓”之一)”。“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但唐玄宗只让他供奉翰林,做自己的文学侍从。三年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 。三年长安生活,使李白对朝中种种腐败、黑暗有了更多的认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是李白政治生涯的分水岭。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在长安时,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经常在长安市上行走。他发现国家在繁荣的景象中,正蕴藏着深重的危机,那便是最能够接近皇帝的专横的宦官和骄纵的外戚。他们如乌云一般笼罩着长安,笼罩着中国,给李白以强烈的压抑感。与此同时, 李白放浪形骸的行为又被翰林学士张坦所诽谤,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朝政的腐败、同僚的诋毁, 使李白不胜感慨。他写了一首《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示有意归山。谁料就在此时,倒被赐金放还,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这次被赐金放还似乎是李白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再次远行 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蹭蹬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各自寻找道教的师承去造真箓(道教的秘文)、授道箓去了。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清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 ,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李白准备重访江东。李白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运河到了扬州。由于急着去会稽会见元丹丘,也就没有多滞留。到了会稽,李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描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和历史底蕴。在金陵,李白遇见了崔成甫。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怀更加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应邀入幕 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居庐山。那时,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永王李璘恰在此时出师东巡,李白应邀入幕。李白入幕后,力劝永王勤王灭贼,而对于政治上的无远见,他也作过自我检讨。同在江南的萧颖士、孔巢文、刘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参加,以此免祸,李白在这点上显然不及他们。永王不久即败北,李白也因之被系浔阳狱。这时崔涣宣慰江南,收罗人才。李白上诗求救,夫人宗氏也为他啼泣求援。将吴兵三千军驻扎在浔阳的宋若思,把李白从监牢中解救出来,并让他参加了幕府。李白成为宋若思的幕僚,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不但未见任用,反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完全出乎意料。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冬,李白由浔阳道前往流放之所夜郎。因为所判的罪是长流,即将一去不返,而李白此时已届暮年,“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不由更觉忧伤。重病而逝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李白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公元 762 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 61 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 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 主题,情怀慷慨,真气回荡。宋敖器之《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是对曹操诗歌风格的确切评价。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体注入了活力。  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诚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斡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的话丝毫没有夸大,“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都是建安年间先后归附曹操的。其馀如女诗人蔡琰、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也都为曹操所用。曹操将天下英才悉集帐下,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这些文人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与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曹丕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现存诗约四十首,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的《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等。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煌煌京洛行》则举出古人成败的各种事例,供后人借鉴,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最能体现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此诗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便娟,是轻盈美丽的样子,见屈原《楚辞·大招》。婉约,是柔美的样子。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使命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 (《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谖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丹霞蔽 El 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借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_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约四十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 75 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丕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他在《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曹植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曹植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 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此诗赞赏幽并游侠儿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寄托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他的《薤露行》则以“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和“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自许,表现出他对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高度自信。曹植前期与邺下文人酬赠之诗如《赠徐斡》、《赠丁仪》、《赠王粲》、《送应氏》等也值得重视,这一类诗主要是写友情的。  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内容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如《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如同天真的童话,诗中以鹞和罗网代表恶势力,黄雀象征受害者,少年则代表曹植的理想。写出了恶势力的强大,朋友的无辜受害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诗以幻想结束,表达了作者的愿望。而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是《赠白马王彪》,诗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全诗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了诗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丕与他们的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的悼念。这首诗在抒情中穿插以叙事、写景,将诗人后期备受迫害的感受凝聚起来,鲜明感人,是文学史上有名的长篇抒情诗。  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评《美女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七哀》很有代表性: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刘履评此诗曰:“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选诗补注》卷二)此诗命意曲折,感情凄婉,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第三类是述志诗。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诗赋,《杂诗》(“仆夫早严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说:“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表示愿为伐吴效力,但报国无门:“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末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充满慷慨之音。  第四类是游仙诗。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深感时光流逝,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皆明净、高洁,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如《远游篇》: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大鱼若曲陵,乘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琼蕊可疗饥,仰首吸朝霞。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金石目易弊,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曹植《辨道论》说神仙之说为“虚妄”,他们父子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赠白马王彪》也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曹植的游仙诗,并非真信神仙,实际上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曹植的诗确如锺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 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锺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麟指出的那样:子建“《鰕鱼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诗薮‘内编》卷二)  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文采富艳,二是因为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刘勰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才略》),也含有这个意思。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 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斡、阮璃、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 《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秦筝何慷慨”;《赠徐斡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璃《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 40 岁,曹植享年 41 岁,王粲、徐斡、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虞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竞,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斡《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璃《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斡》:“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锺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斡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 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锺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锺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拓展阅读 2:阮籍的其它诗篇以及嵇康的诗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恋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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