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宋代古文运动（一） 第一节 宋代古文运动的三个阶段及其理论形态 关于宋代古文的发展，较早论说的是范仲淹，其《尹师鲁河南集序》云： “浸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词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说：“宋之文章，约有三变，西昆一派刀笔之文，此就五代文体而稍加整齐者也；柳、穆、欧、苏之古文，此远宗经子而近希韩、柳，以骋议论极其体势者也；程朱一派性理之文，则冲容平易，以发挥道义温厚尔雅为则，而不矜才藻弛骤者也。”而人们常引用的是《宋史文苑传序》： “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即以杨、刘盛行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柳开、穆修等人，第三阶段才是欧阳修出来，辅以曾、王、三苏。这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三个时期。但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曾对《宋史》中对宋代古文演变的划分加以辨析：“好像柳开、穆修的变古是对杨刘而发，其实大谬，杨亿生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柳开生于晋出帝开运末年（约 947），杨亿后柳开约二十年， 知柳开的革新变古不是针对杨刘， 而是针对杨刘以前的与古相反的文体，就是五代体。而穆修则晚于杨亿，是以反西昆体的面目出现，则宋代古文运动可分为三个时期：柳、王为第一；穆修、石介、尹洙、苏舜钦为第二，欧以后为第三。 从晚唐到五代，古文衰落，骈文复兴。宋初承五代文风，轻淫侈靡，华而不实，追求声律。五代时世动乱，其文风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气格摧弱， 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如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有“水虢虢循除鸣”，状水声，即为奇重字。而欧阳修《醉翁亭记》：“渐闻水声潺潺”，即用平常字。柳宗元《小石潭记》：“卷石底以出”，本于《礼记 ·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注：卷犹还也。卷为一斗四升的容量，此为奇重字。而苏轼《石钟山记》：“有大石当中流”，“大”为平常字。 自天圣九年（1031）至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在洛阳任职期间，形成了一个洛阳文人集团，这个集团以欧阳修、尹洙、梅尧臣为主。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取文风纯正质朴、平淡朴素的苏轼、苏辙、曾巩为高第，还曾向朝廷荐举苏洵。据杨万里《诚斋诗话》，欧读到苏轼文章时曾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曾巩也是欧阳修门人，曾巩科举下第归，欧曾作《送曾巩秀才序》鼓励他。王安石与曾巩为友，则曾的介绍，王得到欧的赏识和荐举，欧曾作《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并向仁宗推荐：“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在他执掌文坛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为北宋古文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使得古文运动得以展开并发展，取得了古文的决定性胜利。 当然，骈文也并未就此消失。骈文自六朝以来就是朝廷的官方文书，至唐已成定格，李商隐最终完善，成为四六骈文的典范。到了宋代士子应科举，也不能不学为四六，因为在官场上就应用最广的是内外制诰，就是四六体。（司马光曾因为写不好四六制诰而苦恼）如洪迈《容斋三笔》卷八“四六名对”：“四六骈丽，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晚明以来盛行的尺牍即为四六的变体。宋人对四六骈文加以变革，形成了宋四六体。陈师道《后山诗话》：“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耳。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尔。”他的四六，以散体属对，不求切对之工，有似于后的八 股句法。不用典事，纯用自己的语言，叙事明白。平平淡淡写来，不用丽藻浮词。到了王安石试经义， 成为八股文的前身。 后世的八股文其实就是四六骈文的变种。八股文的句式很特殊，整句讲求对偶，而句内则用散句。可以说八股是古文与骈文结合的产物，二者各取其特点，整体句式取骈丽对偶，句内则取古文散行单句的特点。 四六是一种应用文体，要求“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昂，讽味不厌，乃为得体。”如王禹偁的《拟拟李靖破颉利可汗露布》中，说颉利求降，且谋窜，曰：“陷中饿虎，暂求为掉尾之求；韛上饥鹰，终有背人之意。”范仲淹微时曾冒朱姓，后归本宗，作启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称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杨亿被排挤时曾写道：“介推母子，愿归绵上之田；伯夷兄弟甘为首阳之饿。”后仍攻之不已，复曰：“已挤沟壑，犹下石而未休；方因蒺藜，犹关（弯）弓而相射。”欧阳修当时以四六著名，他自己虽说非己所好，是于职当作。他所开创的宋四六，主要特点是随需造文，不拘于用事、用典、严格对偶。如：“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肆枭鸣之恶音，孰不闻而掩耳。”苏轼也以四六知名，欧阳修《苏氏四六》：“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始得斯人。”似乎也不在于文章是散文还是骈文，后世很多文章遇到重点强调之处，总还要用骈句，当然有时是变化了的骈句。如王思任写的致马士英启，其中的名句是：“吾越乃报仇雪耻之邦，非藏垢纳污之区。”就很精警。李自成入京，朝投降官员中周钟授伪官，写劝进表，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渐德。独夫授首，四海归心。”魏忠贤当政期间，掀起了场造神运动，有赞美他的颂文：“安内攘外，举贤任能，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独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前代的例子我们可以举王勃《滕王阁序》中“一抔之土未干，七尺之孤安托！” 第三节 欧阳修古文选讲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官至参知政事。谥文忠。欧阳修四岁丧父，家境贫寒，中进士后，与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结友，相与讨论诗文改革，并议论时事，有改革的愿望。为京官时，范仲淹得罪宰相，谏官不言，欧阳修为书责之，高缴进此书，欧亦因此而遭贬。后来，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等人实行庆历新政，欧站在他们一面，但因为改革触及了贵族官员的利益，新政失败。欧阳修在做地方官时，为政宽简，向人每夸政事，不夸文章。宋朝知识分子，注意实际问题，讲求气节，敢于抗颜直谏，与六朝文人的清谈、唐朝士人的不耻干谒相比，更增加士人的质直敢言和自尊自重之气，这都与欧阳修的提倡分不开。他一生好奖掖士人，曾巩、苏轼是他的学生，王安石、苏洵都经了他的提携才知名天下。对王安石评价尤高，赠诗云：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但后来王安石改革，他却加以反对。欧在学术史的地位也很高，在经学方面，他的怀疑主义态度尤值得赞赏，这种疑经、议经的风气对宋人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在史学方面，首开金石考古学，《集古录》是金石考古学方面的第一部专著。还写了《新五代史》、《新唐书》，书之得失，后人颇有议论，但他行文利求简洁，增加了史书中的文学意味，都很有特色。 宋代散文仍不脱晚唐五代习气，纤巧空洞，特别是宋初西昆诗派的创作，号为时文，虽有柳开、穆修等人提倡于前，但趋于奇怪娇揉，成就并不突出。欧阳修扭转了这种风气，他从推尊韩愈开始。韩文在唐朝并不很被人认同，真正推尊韩愈，是由欧阳修开始的。后来的太学体亦盛行一时，欧利用主持科考的机会，摒去文风怪异不正的人，录取写古文的曾、苏，为古文运动培育了直接继承人，从而完成了宋代古文运动，功不可没。同时，在文体写作中，他还吸取前人的创造，创建一种新形的文体形式，就是诗话、笔记。他的《六一诗话》，语言通俗，偶有口语，论诗谈艺，记述轶事，内容丰富，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有诗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及耳，而说者曰：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 文学主张 他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并不是传统的道学的文学观，而强调文学的特性：“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特别批评那些“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人。在这里，道与百事联系起来，朱东润说：论文而推原于道，论学道而当之于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百事，关心现实而道在其中，这就给人们提出了关心现实的态度，也就说明了文学不能脱离现实。 写人要“不虚美，不溢恶”，要“事信言文”。取材时，要分别真伪，不应过分夸张，写作时要“纪大而略小”，“文简而意深”。 同时，他对骈文、西昆体持论较公，虽然反对骈体和西昆的空洞华丽和歌功颂德，但并不抹杀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这是一种公允的态度，有利于文学创作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进，不走向极端，而是汲取一切可能东西，博采众长。 他最为推崇的有两个人，一是孟子，一是韩愈，但他却要人们开阔眼界，不要模拟孟韩，要取其自然。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也代表了宋代的基本趋向，正如姚永仆所说： “欧阳修变退之之奇崛为平易”，它标志着散文史上的一大进步。虽然有人认为宋文流易，不如汉唐文厚重（方东树），当然这一转变的完成还有待于苏轼。 艺术成就 平易流畅，意能曲达 陆机曾说过：“恒患意不称物，言不尽意”，把曲折深奥的道理和复杂微妙的情意表达清楚，意无不达，情无不尽，是写作的很高要求。六朝人往往借助声律与辞藻来渲染，但有时过于夸张。韩愈多采用多层复句使句意严密，用跳宕的结构使文气奇突。议论方面，用排奡的句子，喷吐而出，以气服人，如《原道》中“博爱之谓人”一段，可谓气盛言宜，但仔细推敲，概念并不确切，何谓定名与虚位？欧文与韩文同是用散行的、 朴素的语言说理， 但欧从容不迫， 一句一句，一层一层地讲清楚，委曲晓畅，平易近人。如《朋党论》，有综合。有分析，有比较，语气平和，曲折尽意，且带有感情，以理服人。这样的语言不仅适于论述，也适于叙事、抒情。如《泷岗墓表》写其父，他四岁时，其父已死，对父亲 当然知道不多，不愿意用一些浮华的词藻来揄扬父亲，因此据母亲的回忆来写，而父亲施之于外的事，母亲也不可能知道，他就从母亲的言说写父亲的为人：存心于仁厚。再写其执法之宽厚。语言朴实、简练、通俗而且善于以虚字传神，如其母说：“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南宋以后的人古文家就很少会这样写，母亲的改嫁念头是要尽力回避的，而欧却老老实实写出来，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寡妇的内心活动。 纡徐柔婉，吞吐抑扬 他的文章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以气夺人，而是反复曲折，以理服人。善用纡徐，来得柔婉（刘熙载），吞吐抑扬，令人欲绝（姚范）这方面的代表是《与高司谏书》。但文章又要求姿态变化，情韵不匮。欧阳修在文章中常插入细节或夹叙夹议，或结合抒情，使形象丰满，文情并茂。如《五代史令官传序》。方苞曾说欧公得《史记》之风神，刘熙载谓得《史记》之逸致。 散文诗化，风味曲包 《诗人玉屑》中载有黄庭坚一首《瑞贺仙》词： “环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亭翼然泉上，醉翁亭也。”一篇散文稍加改动便成为词正是因为散文本身有很强的诗味。他的散文，无论议论、抒情、叙事，无不一唱三叹，情致缠绵，意在言外。至于《祭石曼卿墓表》“曼卿少亦以气自豪”一段，就有强烈的抒情意味。 用语纯熟，丰富多彩 首先是语词的提炼，从口语中提炼出有表现能力的文学语言，是欧阳修的本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笔说》：“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馒头，食之未必不佳，而视其为状，已可知其俗物。”另外，他也是四六名手，但他是以古文之法入于骈文之中，纯熟而且转折自如。在散文中，加入一些骈文句法本无不宜，但程度难于把握，多了过于文雅，丧失了散文生动的表现力，少了会造成声势和色彩上缺乏。欧阳修在文章中，运用骈语，语本质朴，气能转折，或排比铺张，或层递而进，似骈似散，又非骈非散，用在写景、抒情中，能增强文章 的声势与色采。 另外， 欧的文章中常有一些长句子出现， 这也代表了文章的变化，是出于表现复杂事物的需要。在古文中，语言的流畅，主要是通过章节的谐调来实现的，欧在这方面也很讲究。 【例】 醉翁亭记（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例】 朋党论（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 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 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 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 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例】 与高司谏书（欧阳修）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牓，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 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 问足下之贤否。 而师鲁说足下 “正直有学问， 君子人也。 ” 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 进用谏臣， 容纳言论， 如曹修古、 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 召予往论希文之事。 时坐有他客， 不能尽所怀。 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例】 丰乐亭记（欧阳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 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凉山下，生擒其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 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 老尽矣。 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 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焉。 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知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沦于鄙俚”。对此，起而矫之的是柳开和王禹偁。这是第一个时期。宋初不稳定的政治形势造成了复兴古道、改革现实的客观条件。宋初由于形势不稳定而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定政局的措施，这使得文人更积极地为统治者拾遗补阙，另一方面宋初为人们展现的太平景象，也使得各家鼓吹风教。 柳开地韩愈极为推崇，早年自名肩愈，字绍先。《答梁拾遣改名书》：“始其愚之名肩愈也，甚幼耳。其所以志于文也，有由来矣。故慕其古，而名肩矣。复以绍先字之，谓将绍其祖而肩其贤也。”他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应责》）并对古文概念进行了解释：“何谓为古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诵读之；在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制作，同古人之行事，是谓之古文也。” 《上王学士第三书》： “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他之提倡古文，是因为古文能传圣人之道，并在体式上对古文进行了如下的说明：“文取于古，则实而有华；文取于今，则华而无实。实有其华，则曰经纬之文也，政在其中矣。华而无实，则非经纬之文也，政亡其中矣。”（《答藏丙第二书》）但他之推崇韩愈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从韩身上得来的只有“为上者必资于下，为下者必依于上”，并为其个人进入仕途制造理论。后来他转入批评韩愈，只取六经为式，后来对六经也有所取舍，以至于重道轻文，以雅颂典坟为文章轨范，背离了唐代古文运动的精神。但他的所谓道只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言。他一生性情孤僻，声称自己学古的目的不在功名富贵，实际上却不停地请托，以圣人之道作为掩盖手段，使其道披上一层虚伪的面纱。因为此时的情况已发生的转变，宋初士庶之别已经消失。柳开以夫子自命，显示了道学的虚伪性，也预示了道学的唯心倾向。 同时的王禹偁则代表着另一种倾向。他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以“道”来排遣贬官后的烦恼， 韩愈在贬官时亦不免 “戚戚怨嗟， 有不堪之穷愁， 形于文字。 ” 王则将韩愈所提倡的穷达都要明道的原则化为对待贬谪的人生态度，为许多在政治斗争中沉浮的士大夫找到了精神平衡的药方。他提出了“依道而据 德”，又要 “通古而达变”、 “利物而成务”的复古宗旨，开启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正确方向。由于他们的提倡，有一大批举子学者受到影响，学古道、作古文成为一时风尚，有效地打击了五代的卑弱文风。同时，他反对那种将古文视为奇怪的倾向，《答张扶书》：“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 第二个时期，柳、王去世，古文为时文所代，以杨亿《西昆酬唱集》和时文为代表的文风风靡一时。杨亿、刘筠以文章重于时，号杨刘体。于诗则为西昆体，雍容华贵，典雅丰赡，是适应太平需要的雅颂之声，这与宋太宗淳化以来，政局渐趋稳定有关。他们虽然借用了李商隐声律艺术技巧，表现的却是雍容和穆的太平气象。从正统的观点看，是对五代萎靡文风的纠正，是对五代内容风气上的改造。加之为科举考试和官署文书所用，几成定式，故为广大士人所用。而柳开所倡导的古文更能得时人承认。杨亿去世后，宋代的弊端逐渐显现，士人看清了太平景象下危机四伏的现实，要求政治改革。追慕汉唐是当时人的普遍心理，但当时却有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与此不同，一个以石介、孙复为代表，一个以尹洙、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为代表。 石介、孙复都以明道自任，孙复言：“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石介《尊韩》： “道始于伏羲氏，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不生贤人可也。故自吏部来三百年矣，不生贤人。” 对韩愈推崇备至，以斯文自任。他们对现实的弊端进行批判，云：“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这样就从逾唐跨汉、上追三代之治的角度提出了文风改革的问题。石介认为天下之乱是因井田封建被破坏，要进行改革必须复古之制，因此开口闭口不离五帝三王。归根结底，他复古的目的还是在于歌咏太平。于是，他对西昆体进行的最猛烈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一是“淫巧侈丽，浮华篡祖” （《怪说》）。他与柳开一样，有一种自命道统的强烈意识。他标 榜“生而知道”，而且说： “不由钻研而至，其性与圣人之道自合，故能言天人之际，性命之理。” 将儒道由讲求义理向讲求性命转变，最终乃成由儒学向道学的转化。 另一方是偏重文的一方。穆修在其间起了开创作用，他曾自刻韩集数百部，自鬻于相国寺。 宋初古文大都是皇甫一脉， 所以柳开、 穆修之文都不免偏于僻涩，至宋祁尤甚。他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严于用字，时常改得险怪不可读。田锡说： “若使援毫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生气也，不亦宜哉。”到了宋代，统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分而为二，古文家自文统的观念，道学家也有其道统的观念。这都与韩愈有关。前面讲的柳开、石介、孙复等都是由韩愈的道统入手，故入于道学家，而自田锡等始则自成其文统，至欧阳修而大成。尹洙等都曾师从穆修，他们的政治观点基本一致，都主张将复兴古道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文风改革。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务实致用。欧阳修批评时人“述三皇之大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要求“知明古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反对空言心性。由于传道明心的目的在于切于世用，他们自然更多地关注社会，劝导人们正视民间疾苦和时政之弊，将文学兴讽、怨剌的职能置于首位，对当时推崇雅颂、排斥风骚的思想提出批判。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 “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剌，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他曾对石介等人只知感叹个人的不遇，或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颂圣。于是，他建立起了关心“百事”，忧念天下，以反映民瘼和愤世作为文学的主要职能， 确立了风骚在文学中的正统地位， 反对虚美颂圣。其反对对象不仅有杨亿的西昆体为代表的时文，也包括了晏殊等人的诗酒酬唱。也就是说，欧阳修的革新时风与文风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一代士人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忠直清正的品格，以及切合于实用的才能。 第三个时期是反太学体。 庆历间新政， 改革科场考试标准， 以策论经义为先，天下学者务为古文。时文已为古文取代，但又出现了险怪生涩的太学体。这与石介、 孙复等人的提倡有关。 太学体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一味高谈三皇太古之道，歌颂唐尧虞舜之德。太学是当时贡举求仕的主要门径，诸生为猎取声名，必然要求自异于众。在当时的政治改革中，范仲淹力求以雅道教化培养士德，而欧阳修认为庆历间的学政只能培养迂阔矫激、不切时务的文人，此时古文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利用知贡举的机会，选文力求平淡典要，将著名于时的怪僻者尽行黜落，在梅尧臣的协助下，将曾巩和苏氏兄弟拔在高等，古文运动至此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文学观念屡经修正，通过不断的反复和更新，在欧阳修的思想中得到明确的总结，端正了对雅正和浮靡的认识。文学变易的重心也由强调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与道的关系，转向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曾枣庄《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中还分出第四个时期，欧阳修去世后，苏轼所反对的是王安石那种“好使人同己”的经义时文，属古文运动内部分歧。但此说似难成立。总之，北宋古文运动是在战胜五代体、西昆体以及古文内部的不良倾向中曲折向前发展的。也有人根据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理论建构，区分出文以载道说（柳开）、文学适用说（欧、王）和文学自由说（苏轼）。 第二节 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 古文运动是近代人为描述唐宋古文创作活动而运用的一个词，其新鲜处只在于用了一个古人不用的词汇：运动。其实自南宋以来，人们一直把古文运动看作是一个连续的传统（各种选本中所体现出的认识），而且这两个时期散文性质也基本相同。但这样一来就易于使人们产生误解，而实际上，宋代与唐代古文不仅在风格上不同，其文学基本理论也有较大差异。如韩愈《原道》中对道、德内涵的辨析，对佛、道的排斥，对道的道德伦理秩序的关注，使他成为一个正统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因此，韩愈严格以儒家的观点来解释“道”，并以儒家思想来规 定纯净的文学风格。即文要“纯”，要去其陈、伪、杂；道要“真”，不能掺入佛、道的思想。他主张宗经，六经是前无古人的，师法古人就是要有独创性。因而形成了韩愈古文创作的闳中肆外、气势逼人的高古之风。虽然思想正统，但他骨子里却仍流淌着诗人的激情，有时不免背离正统，如不平则鸣的思想，在古文创作中求新求奇的追求。所以，韩愈古文可以用“高”、“奇”来加以概括。但宋代则不是这样，宋人突出明道之说，更发展成为载道理论。但也有不同，如果说唐代散文是以文明道，宋代散文则是明道兼明心。如王禹偁在《答张扶书》里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赵湘《本文》：“以其心之道发为文章，教人于万世。”尹洙也说：“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远哉，得诸心而已。”石介《送龚鼎臣序》：“夫与天地生者性也，与性生者诚也，与诚生者识也；性厚则诚明矣，诚明则识粹矣，识粹则文典以正矣；然则文本诸识矣。”心、识、意三者虽内涵不一，但其基本指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要把外在的“道”内化为“心”，而识由心生，意则不免逸出于道之外。宋朝人也主张宗六经，王禹《上蔡枢副书》：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谷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这方面多有论说，此不具引。但六经之精不在于其独特与高出流俗，而在于它的“常”，因为宋朝理学家相信，理充斥于世间一切事物，因而文要载道，就必须真实地描绘及表达自然与人类世界以及其中的“理”。所以最正统的文风就应该自然而然并且具有普遍意义，所以表现在文章风格上，就由唐人的“高”、“奇”一变而为“常”和“自然”了。宋人宗六经，但六经非难通难读之作，如柳开曾说： “古文者非在辞涤言苦，使人难诵读之。”王禹偁《答张扶书》也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即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联系到他们所谓古文是宗六经，这里所说的古文、文即是指六经。即是说六经是简约而恒久的，古文不应当死学，要如韩愈所说的：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惟师是耳。（王禹偁《答张扶书》）古文要应时而变，“古其理，高其意”是要以六经之旨为归依，是其恒久的一面，而“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则是变。于是因简约 而通达，因机变而兼容并收，这都是以前的古文运动所没有的，这就使宋人一开始就与唐人走上了不同的路径。沿韩愈明道的传统走下去，易流于高谈心性，或浮华而空疏。而沿韩愈高古、奇怪的风格走下去，则流于泥古不化，晦涩难通，离蕴含着 “道”的世间万事愈去愈远，离“常”和“自然”也远了。王世贞《瞿文懿公集序》：“自西京之气漓而为六季，昌黎公出，奋然一变之，然时有所折衷，而稍存其伟丽以见难，至庐陵公而色泽为之尽洗，学士大夫毋论有所趣背，往往见以为易简。” 欧阳修在宋代儒学复兴的局面下， 敢于疑经惑传， 摆脱了汉唐儒生拘守师法、局限于章句，穿凿附会，荒诞而不适于用的学风，提倡近情合理、简洁明了的义理之说。他提出了“文与道俱”、“道胜文至”（苏轼《欧阳修祭文》、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的主张，这韩愈的主张是相同的。不同处在于：“道”包含着一个普遍性的原则， 易知而可法， 易明而可行。 由此演变出来他的三不朽观念： “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送徐无党南归序》）。则可知“道”体现在人的内在修养中，体现在人所行动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体现在文章之中。如果将这种观念与韩愈的明道说相比较的话，韩愈向望的是“道”的“高”、 “奇”，而欧阳修则认为“道”体现着“简”、“易”。《与张秀才第二书》：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五道之本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 苏轼《居士集序》亦云：“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所以他排斥为文务为高奇的立场，《与石推官第二书》： 今足下以其直者为斜，以其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公孔子之道，此甚不可也。则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凡仆所陈者，非论书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 他批评樊宗师趋于奇怪的文风，指出了元和间文坛的不良倾向：“呜乎，元和之际，文章之盛极矣，其怪奇至于如此！”（《唐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卷六十八《古文四大家摘言序》文统之外、史传文统之外，特别提倡诸子之文，如： 吾敢谓足以蔽先秦西京哉，谓足以例也，敢以是而废宋乎哉，欲习宋者知宋所由来也。夫习宋者以易而猎易思易，而不得于旨，极必厌名而无当于实，极必败，未有不自悔者也。夫宋所由来者，非它，是四子之遗法也。 “工”是他提出的又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有时，“工”是优秀文学作品所必备的条件之一；有时，“工”又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当作家仅仅局限于个人的情感表述时，必然将其绝对化、必然化，而这是脱离“常”的，脱离“道”的普遍性原则的。所以他继承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提出了“穷而后工”的论断：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剌，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穷人，殆穷而后工也。 但他也指出了其不足： 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 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穷之久而将老也。 （《梅圣俞诗集序》） 他同时又继承柳宗元“辅时及物”的文学主张，反对“弃百事而不关心”： 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答吴充秀才书》） 从文学创作的实际看，穷苦忧思与弃百事不关于心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很容易流于自足自悦，并沉溺于此，脱离现实，也就是脱离了普遍性的“道”。个人的情感应该是建立在“常”与“正”的基础上（《礼部唱和诗序》），一个作家可能达不到这样的境界，或由于环境的限制而失去“常”与“正”，就这一点而言，他毕竟是信奉儒家学说的，而这也是他与苏轼的不同。苏轼很少谈“道”，他往往以“意”代之，而此“意”是他在贬谪生涯调和了儒、佛、道之后的产物。 提倡“常”、“自然”“简”、“易”，反对“高古”、“奇怪”，于是就形成了他平易流畅、纡余委备的文风。后来他曾说：“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 少去其繁， 则峻洁矣。 然不必勉强， 勉强简节之， 则不流畅， 须待自然之至。 ” （《与渑池徐宰第五书》）而这正是宋代古文与唐代古文的不同，宋代古文正是沿着欧阳修的道路前进的。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至庐陵出，而宋之文章又极盛，虽云再复于古，然永叔与南丰曾氏、眉山三苏氏皆变退之奇崛为平易，惟临川王氏差近退之，要亦不过峭折而已，未能雄浑也。”（卷四）黄宗羲《南雷庚戌集自序》： “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变：唐以前字华，唐以后字质；唐以前句短，唐以后句长；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后如平原旷野，盖划然如界限矣。”从用字上造语角度看，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韩、柳犹用奇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