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比较文化学》第二章 跨文化交往行为

发布时间:2024-03-08 09:03:00浏览次数:9
福师《比较文化学》第二章 跨文化交往行为第三节 跨文化交往史跨文化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理论见诸于有关文化差异(文化维度)的著作中,特别是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C.特兰狄斯(Harry C.Triandis)、方斯·特龙皮纳尔斯(Fons Trompenaars)、沙龙·施瓦兹(Shalom 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尔兹(CliffordGeertz)等人的著作中。目前,这些学者的相关理论已经广泛地运用到传播理论和传播情景中,特别是商务、管理和市场营销之中。跨文化传播学始创于美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在发现新大陆之前,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 ,后来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继涌入美国,于是美国便逐渐成为一个移民大国,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在这个宗教、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白人占统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的移民便自然处于被支配地位。于是,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开始蔓延。二战使得不少欧洲的美国同盟变成了废墟,为了冷战的需要,为了跟苏联抗衡,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 ,大力扶植欧洲经济发展,于是大量的专家、学者、企业员工被派往欧洲;同时,美国经济并未受到二战的太大影响,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繁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移民。美国政府发现,许多由美国政府和企业外派的工作人员都因文化差异,无法适应派往国生活,最终无功而返。美国的外来移民及留学生中经历着这种“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说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外来移民、留学生、旅游者剧增,外派工作人员不断,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传播学来研究相关的跨文化冲突问题。爱德华·霍尔正好处于这个时代,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使他成为了承担这一使命的人。爱德华·霍尔1914 年 5 月 16 日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过社会学/文化 人类学博士后研究。1933-1937 年曾经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并研究,写成自传《三十年代的西部》 。二战期间,爱德华·霍尔曾经在欧洲和菲律宾服役,并在这些地方从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间概念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爱德华 ·霍尔在美国美国政府部门的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oreignServiceInstitute)任教,对外派出国人员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期间,他提出了“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并撰写了几部非常畅销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跨文化传播与全球社会这个巨大“话语场”的各个层次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跨文化传播研究为全球化趋势直接推动,并同殖民、世界大战及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等深刻和广泛的变迁密切联系。跨文化传播研究对人类交往的多方面关注,对不同文化的精神面像和万千变化的个体表现的呈现,显示了这一学科对全球社会与文化的事实与变迁的认识深化过程,也展示了这一学科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与策略复合的知识系统,跨文化传播学对于观察和指导不同文化与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实践都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有益于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也决定着人类在 21 世纪的集体命运。第四节 话语权力、国际舆论与文化软实力国际关系系统层次国际关系时常被视为是一种分析的层次,系统层次是指那些定义并形塑了国际环境的观念,在国际层次上就如同无政府状态一般,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的存在。力量在国际关系上的概念可以被形容为一国拥有的资源、潜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程度。这通常被分为硬力量(Hard power)和软力量(Soft power),硬力量与武力的使用有关,而软力量则通常与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有关。极化(Polarity)在国际关系上指的是国际系统里的权力分配。这种观念在冷战期间浮现,当时国际系统是由两个两极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所主导的。在 1945 年以前的国际系统则被称为多极,由许多大国之间主导。苏联在 1991 年的瓦解也使许多人将美国视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些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是以类似冷战的两极观念所为根基的。权力制衡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欧洲的理论,这个理论主张国与国之间结盟的制衡将能达成稳 定并避免战争。权力制衡的理论在冷战期间再度崛起,成为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中心机制。从这个理论上,发展出制衡(权力之间互相制衡)与选边站(国家选择与哪一方结盟)的概念。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也是从极化衍生的概念,尤其是在单极化的国家上。霸权是在国际系统里拥有单极优势的权力,霸权稳定论主张这种情况的结构是稳定的,因为霸权势力和其他国家都能在国际系统上互相合作。这与许多新现实主义的主张相反,尤其是肯尼思·沃尔兹,他主张冷战的结束和单极霸权的出现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并且会不可避免地改变。许多支持现行国际系统的人认为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互相依赖,彼此都对其他国家有所责任和依赖。支持者指出全球化—尤其是国际间的经济互动逐渐成长。国际组织的角色以及在国际系统上各国对一些运作原则的广泛接受也强化了互相依赖的理论。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是时常与马克思主义连结的理论,主张核心国家会去剥削边陲国家以增进自身的繁荣。许多从这种理论衍生的不同版本要不是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标准的依赖理论),就是使用这个理论以强调改变的必要性(新马克思主义)。单位层级在分析层次上的单位层级时常是以国家作为单位,以解释国家单位的部分,而不是解释一整个国际系统。政权形式: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能够支配它在国际系统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方式。民主和平论是一种主张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能出现战争的理论。主张民主制度使得一个国家的政策基准具体化,只有在正当理由下才能对他国发动战争,而且民主也促成互相的信任和尊重。共产主义则提倡世界革命,同样也是主张这样能使全世界和平共存,根基于一个无产阶级的全球社会上。修正主义/现状:国家可以依照他们是否接受的现状来分类。修正主义国家企图在国际关系的规则和实践上进行根本的,对于当前的现状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当前的国际系统是由西方国家所创立以维持自身优势的。举例而言,中国原本属于渴望改变现状的国家之一,但已经倾向于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较为有利。宗教也时常被视为是一个拥有正常国家在国际系统里的行动效力的组织。宗教是一种有组织地原则, 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家,而政教分离论则是在这个光谱的另一端,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便支持分离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个人层级在国际关系里以国家为单位所进行的解释也能运用至其他的理论方面,而不限定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观点。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因素:将心理学因素的解释用于国际关系,是来自于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国家并非只是一个看不见的“黑盒子”,外交的决策有许多其他的影响因素。检视人性在进行决策时的过程也可能提供一些解释的力量,因为许多参与者可能接收了错误的资讯。团体迷思的现象便是将子单位层级的心理学因素套用至国际关系的经典例子。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专注于研究官僚在决策上所扮演的角色,并认为最后的决策其实是由官僚们斗争所产生的结果。宗教、种族、和分离主义团体:将这些方面作为子单位层级来研究时,能够解释一些种族冲突、信仰战争的原因,以及其他并非国家单位的实质参与者。这在研究近代以前国家微弱的世界时特别有用。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许多国际系统层次的互动都是由参与者自身管制的,他们也否定一些传统的国际关系制度和实践,例如以战争作为解决的手段(除了自卫之外)。联合国联合国是一个国际组织,它将自身定义为“一个以促进全世界政府在国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上的合作的联合组织”;联合国是最为突出的国际组织。许多合法的组织也都模仿了联合国的组织架构。历史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回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现代的国家制度从那时开始发展。在这之前,欧洲中世纪的权力架构体制都是根基於模糊的宗教等级制度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概念,主权意味着统治者或君主将不会认可任何在其领土之内地位同等和更高的权力存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权力架构类似於当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亚洲。当代的国际关系在冷战期间的非殖民地化後终於确立。不过,虽然民族国家制度被视为是「现代」的,但许多国家并没有结合这种制度,因而被称为「前现代」。除此之外,一些国家也已经发展超脱出民族国家之外,因而被称为 「後现代」。行为主体国际行为体是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国际行为体可根据不同标准有不同划分,一般情况下人门通常以国家为标准,将国际行为体划分为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现实主义者认为,现代国际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体系。在国际关系中,国际体系的维持和崩溃都是由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即使在国际组织的运作中也是各主权国家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一些有特殊影响力的个人等。自由主义学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格局中,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国际组织通过国际条约、规范等约束着成员的行为,从而对国际体系的塑造产生建设性作用。第五节 东方与西方:竞争、冲突与融合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成了某些国家国内政治中的惯用工具,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权力话语现象。每当某些国家遭遇国内相关政治议题时,往往搬出“中国威胁论”应急。如在当前如火如荼进行的美国大选中 ,“中国威胁论”就是奥巴马政府屡屡使用的一张牌。面临“中国威胁论”的这种现状,我们要淡定从容,又要主动作为,采取以下方法有效应对。第一,培育与大国相适应的从容心态。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中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威胁论”、“中国衰亡论”等种种论调,势必层出不穷。要培育沉着 、从容的大国心态,冷静理性地看待来自国际社会的赞誉与诋毁,不为外界的种种鼓噪所动,不被“棒杀”、不被“唱衰”,展示给世人泱泱大国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第二,继续推进并大力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创造与强化互利互惠的“共赢”关系 ,是消弭“中国威胁论”的重要途径。要坚持睦邻友好的原则,加强政治、军事层面的互信,进一步拓宽在反恐、军演等国际合作方面的深度和广度,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的敌意。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 过程中,继续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建立相互依存、共同受益的经济关系。要在加强国际合作中,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崛起,只会为世界带来实惠与利益,而决不是所谓的“威胁”。第三,积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们应具备全球战略眼光,积极主动地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重视并发挥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塑造并掌控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话语权。除了积极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之外,还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通过释放善意、提高透明度等,来主动回击“中国威肋论”的恶意攻击,打破当前我面临的被动局面。第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纵观“中国威胁论”的三个发展阶段,在国力最为孱弱时,“中国威胁论”是西方推行其殖民政策的理论工具;当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封杀新生政权的政治借口;进入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中国威胁论”成为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遏制中国的政治手段。可见,“中国威胁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中国,取决于中国自身国力的发展状况。为此,应对“中国威胁论”、抵消其负面效应的根本之道,在于大力发展中国的国力。要增强定力,以“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聚精会神地干好自己的事情,确保安然度过当前的发展关键期。届时,“中国威胁论”作为中国发展崛起过程中的特殊历史符号,自然就会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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