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二重性及其意义研究

发布时间:2023-06-17 13:06:23浏览次数:50
劳动二重性及其意义研究摘要: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论说劳动二重性,而且在生存论意义上阐发劳动二重性。《德意志意识形态》紧扣现实的个人之生命生产展开资本主义批判,揭示了财产和生命生产的二重性。私有财产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格主体,它作为规训现实的个人的方式,既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对感性世界的占有,也是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被承认的个人权利。财产二重性根源于现实的个人生命生产。现实的个人的生命生产同样是以规训的方式表明,它既表现为资本占有的生产力,又是虚假共同体中的阶级成员。财产和生命生产二重性,导致现实的个人面临双重生存困境:生命生产与现实的感性世界疏离;生存丧失了真实的公共性,沦为“赤裸生命”和抽象主体。在生命政治视域下,生存论劳动二重性可以视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关键词:劳动二重性;现实的个人;财产二重性;生命生产二重性;生命政治伴随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和发展,劳动二重性理论有其形成、演进的过程。以往,对劳动二重性的理解基本局限于政治经济学单一学科,缺少从马克思主义其他学科来分析把握。本文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为中心的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而且还在哲学层面的生存论意义上阐发劳动具有二重性。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围绕现实的个人的生命生产,探讨财产的占有和运动,揭示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如何成为作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由此,在劳动二重性理论确立自身生存论基础之际, 开启了独特的生命政治视域。一、财产和生命生产二重性的早期探索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经阿甘本予以大力推进,形成和丰富了一个重要论断:生命与政治直接合一,即“赤裸生命的政治化”,构成了“现代性的决定性事件”。我们看到,当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他们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现代性研究路径,率先在逻辑上对生命生产政治化问题做出了开拓性探索。对于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于生命生产的意义,在《形态》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在研究中触及。起初,恩格斯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影响,把人与自然、人与人相统一看作直观的、超历史的状态。凭借这一哲学假设,恩格斯选定了批判国民经济学的价值尺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着天然的“实际价值”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家推崇的“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 ,应当捍卫“实际价值”,反对“交换价值”对“实际价值”的统治。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抽象的“交换价值”统治着“实际价值”,从而必然带来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离、分裂和对抗。至于理想社会,则是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解、人与人和解。当然 ,这种“和解”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后才可能出现,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家时阐明了这一点:“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解开辟道路。”此时,恩格斯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批判所及已经扩展至资本主义的双重分裂及其衍生的多重社会对立,同时也申明了解决问题的政治方向。 二、财产二重性及其生命生产根源《形态》阐发生存论意义上的劳动二重性,既是前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以及人类解放思考的合理推进,也是首次得到系统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成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用感性活动取代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感性,复以从事感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来揭示财产二重性及其生命生产根源。由此,在广泛的社会领域透视了资本主义对现实的个人的全面规训。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私有制财产形式视作自然存在不同,马克思认为财产具有历史性。为了打开财产认识的历史维度,《形态》关于财产的分析是从批判传统感性观念入手的。在这里,《形态》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感性是直观的、静态的、非实践非历史的,主张感性的表现方式源于感性活动,应当以感性活动把握感性世界。对于何谓感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的生命生产展开一般性论述。财产关系来自感性世界,其物质载体具有可感觉的一面。直接来看,本应是人们对自身生命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占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有必须以资本,并通过其人格化形式的资本家来实现。《形态》还揭示出,在分工和所有制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再直接体现它本来的面目,财产的占有随着商品生产的出现而具有超感觉的一面。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超感觉的力量完全压倒了可感觉的事实,它表现为人与感性世界的生产实践关系受制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从而受制于普遍的商品、货币和资本所有权,受制于无所不在的物象化逻辑。于是 ,财产这种现实的个人生命生产的对象化产物,最终既表现为资本占有的感性对象,同时又表现为一种抽象的个人权利。财产的双重属性正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命生产二重性的客观结果。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具有二重性,它反映一种历史性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对财产自然属性和有用性的占有;后者则体现为原子化个人的财产权,即通过私有制实现对人自身的抽象规定。三、资本主义对生命生产的二重规训生命生产的二重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往方式联系在一起。它一方面表现为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体现在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的抽象的、虚假的共同体。就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生命生产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把它规定为生产力。我们看到,《形态》虽然先在一般意义上揭示生产力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过,目的却是为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力做准备,即最终要呈现资本生产力。与财产二重性相一致,《形态》对于生产力如何由现实的个人的生命生产形成,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逻辑,表达了四个环节或者阶段:感性生产、增长的需要、家庭 (“他人生命的生产”)和共同的感性活动。现实的生产力就是“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就是这四个方面相结合的总体。上述四个方面,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最一般的生命生产,同时也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最一般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过,这种一般性关系又必须实现在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否则,关于此认识就成为没有任何价值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接下来探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发生关系的具体机制中,运用上述一般性认识,沿着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式,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要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本质上受制于资本逻辑。不过,由于此时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 经济学研究,还不可能达到系统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平,所以,《形态》对资本生产力的分析,主要表现为从分工及其结果的所有制角度来阐述作为生命生产的生产力。分工,被马克思 、恩格斯看作现实的个人生命生产的关键性事实。分工是一定所有制产生的原因,形成人们对感性世界的占有,即财产。围绕财产,《形态》一度在生产力的角度,分析财产这一感性形态如何来源于生命生产。其中,生产力就是生命生产的表现方式。四、共产主义的自我技术维度来自共产主义革命,有一个历史的观点。 它基于人民和自然关系,生产力发展,从而使个人活动,个人和个人带来人民和人民的平常维度,作为理解历史发展的理论视角。 这里,“形态学”来自互动形式,人际关系是生产力和人类发展的条件,以及新发现的历史概念阐述了沟通的历史变革。 “这些不同的条件是初步的自主条件,但后来成为自治活动,这构成了各种历史发展的各种交互中的一系列互连序列,各种互动是:已经走私了。旧的互动形式是调整后的比较生产力, 还适应新形式的新形式的进展,新形式将成为一种形式的形式。替换。因为这些条件适应了同期每个阶段的发展历史发展,但他们的历史也在发展,也是如此 作为每一代新一代的历史。它也是个人技能的历史。商品,货币,货币,资本,崇拜,从摘要社会关系反对逆转和抑制丰富的社会关系,共产党革命已达到现实,人民和人民现实的现实,最终打破这种反转和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就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超过资本主义社会:“这只是在人民和自然面前非常清晰合理。当时,真正的世界宗教将消失。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形 式,作为自由人的产品,它是在人们的意识的控制下,它会将他们的神秘纱线放在启示中。五、生存论劳动二重性的“ 枢纽”意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和生命生产的二重性分析,《形态》形成了生存论劳动二重性思想及其对生命生产的认识。据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实质上具备了洞悉生命政治的生存论谜底的思想穿透力,而且在劳动二重性理论方面再次彰显自身全部理论的系统性。正如发现劳动二重性就把握到了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认清生存论的劳动二重性,可以合乎逻辑地看作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生命政治“枢纽”。生存论劳动二重性思想,不仅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主要领域,还有显而易见的实践意义。正如阿甘本所意识到的,那种令现实的个人生命生产成为赤裸生命的“例外状态”,“今天已经达到其全球部署的顶点。法的规范面因此可以被一种治理暴力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抹除与违背;而在它对外忽视国际法、对内宣告恒常性之例外状态的同时,却仍然宣称是在适用着法”。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源于资本逻辑统治下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抽象化,才是现代社会真实公共性丧失的根本所在。恰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存论劳动二重性思想为系统分析和解决生命政治当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正确方向和科学方法。所以,当阿甘本呼唤要实现本来意义的政治时,尽管他展望了“唯一真正的政治行动,乃是切断暴力与法之联结的行动”[4]138,不过,由于缺少关于现实生产和交往的分析,难免成为无法向实际政治兑现的浪漫主义空想。参考文献:[1]虞乐平.小学语文教学之词语教学研究[J].好日子,2019,0(17):00203-00203. [2]马勇.观察五四的三个视角[J].文史天地,2020,0(2):1-1.[3]陈玉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农 业现代化发展中的运用评《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研究》[J].中国食用菌,202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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