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第九章 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案例 1：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GDP 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没有 GDP 这个发明，我们就无法进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贫穷与富裕的比较，我们就无法知道我国的 GDP 总量排在全世界的第六位，低于美国的 9 倍，日本的 5 倍；没有 GDP 我们也无法知道我国人均 GDP 在 2003 年已超过1000 美元，低于美国和日本的 40 多倍。没有 GDP 这个总量指标我们无法了解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快还是慢，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因此 GDP 就像一把尺子，一面镜子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GDP 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 GDP，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风靡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曼昆认为，准确理解 GDP 的要点是：① GDP 是按照现行的市场价格计算的；② GDP 包括在市场上合法出售的一切物品和劳务，例如你购买了音乐会的票，票价就是 GDP 的一部分；③只算最终产品，不包括中间环节；④是一个国家之内的，例如外国人暂时在中国工作，外国人在中国开办企业。他的生产的价值是中国GDP 的一部分。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否成功，你首先要看他的收入。高收入的人享有较高　　的生活水平。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一国的整体经济。当判断经济富裕还是贫穷时，要看人们口袋里有多少钱。这正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作用。GDP 同时衡量两件事：经济中所有人的总收入和用于经济中物品与劳务产量的总支出。GDP 既衡量总收入又衡量总支出的秘诀在于这两件事实际上是相同的。对于一个整体经济而言，收入必定等于支出。这是为什么呢？一个经济的收入和支出相同的原因就是一次交易都有两方：买者和卖者。如你雇一个小时工为你做卫生，每小时 10 元，在这种情况下小时工是劳务的卖者，而你是劳务的买者。小时工赚了 10 元，而你支出了 10 元。因此这种交易对经济的收入和支出做出了相同的贡献。无论是用总收入来衡量还是用总支出来衡量，GDP 都增加了 10 元。由此可见，在经济中，每生产一元钱，就会产生一元钱的收入。案例 2：GDP 与 GNP GDP 和 GNP 作为国民收入核算的两个指标，反映了统计上的两种原则。GDP 是与所谓的国土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这一原则，凡是在本国领土上创造的收入，不管是不是本国国民所创造的，都被记入本国的GDP。特别的，外国公司在本国的子公司所产生的利润应记入该国的 GDP。而该国企业在国外的子公司所产生的利润就不应被记入。GNP 是与所谓国民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这一原则，凡是本国国民（包括本国公民以及常驻外国但未加入外国国籍的居民）所创造的收入，不管生产要素是否在国内，都被记入本国 GNP。特别的，一国企业在国外子公司的利润收入应记入该国的 GNP，而外国公司在该国子公司所产生的利润收入则不应该被记入该国的 GNP。根据以上说明，以对外要素收入净额来表示本国生产要素在世界其他国家获得的收入减去本国付给外国生产要素在本国获得的收入，则 GNP 和 GDP 有如下关系：GNP=GDP+对外要素收入净额在一个封闭经济中，由于对外要素收入净额为零，故 GDP 与 GNP 完全相等。GDP 与 GNP 都是描述总体经济活动的指标，以前美国的经济文献较多的使用 GNP 指标，而西欧各国较多的使用 GDP 指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也较多的使用了 GDP 指标。案例 3：我国 GDP 是如何确定的?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 GDP 数据是怎么得到的呢？据国家统计局专家讲，我国的 GDP 计算需要经过以下几个过程：初步估计过程、初步核实过程和最终核实过程。初步估计过程一般在每年年终和次年年初进行。它得到的年度 GDP 数据只是一个初步数，这个数据有待于获得较充分的资料后进行核实。初步核实过程一般在次年的第二季度进行。初步核实所获得的 GDP 数据更准确些，但因仍缺少 GDP 核算所需要的许多重要资料，因此相应的数据尚需要进一步核实。最终核实过程一般在次年的第四季度进行。这时，GDP 核算所需要 的和所能搜集到的各种统计资料、会计决算资料和行政管理资料基本齐备。与前一个步骤相比，它运用了更全面、更细致的资料，所以这个 GDP 数据显得就更准确些。此外，GDP 数据还需要经过一个历史数据调整过程，即当发现或产生新的资料来源、新的分类法、更准确的核算方法或更合理的核算原则时，要进行历史数据调整，以使每年的 GDP 具有可比性，这是国际惯例。如美国在 1929 年至 1999 年之间就进行过 11 次历史数据调整。 总之，每个时段公布的 GDP 都有其特定阶段的含义和特定的价值，不能因为在不同时间公布的数据不同，而怀疑统计数据存在问题。当然，我国在 GDP 的计算体系上也有一些缺憾，例如我国长期采用的原产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统计核算体系，从实际情况看，不少地方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了。案例 4：GDP 不是万能的，但没有 GDP 是万万不能的从 GDP 的含义到它的计算方法不难看出，GDP 是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 美国罗伯特•肯尼迪（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弟）“GDP 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这句话就是他在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对 GDP 这个经济指标的批评。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这段颇受经济学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非常著名的学者，对 GDP 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生了怀疑。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如果一对夫妇留在家中打扫卫生和做饭，这将不会被列入 GDP 的统计之内，假如这对夫妇外出工作，另外雇人做清洁和烹调工作，那么这对夫妇和佣人的经济活动都会被计入 GDP。说得更明白一些，如果一名男士雇佣一名保姆，保姆的工资也将计入 GDP。如果这位男士与保姆结婚，给保姆不发工资了，GDP 就会减少。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所包括的外资企业虽然在我们境内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给我们创造了 GDP，但利润却是汇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一句话，他们把 GDP 留给了我们，把利润转回了自己的国家，这就如同在天津打工的安徽民工把 GDP 留给了天津，把挣的钱汇回了安徽一样。 看来 GDP 只是一个“营业额”，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的浪费程度，看不出支撑 GDP 的“物质”内容。在当今中国，资源浪费的亮点工程，半截子工程，都可以算在 GDP 中，都可以增加 GDP。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在评价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的表现时，使用最为广泛的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 GDP 指标，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些缺陷使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无法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反还助长了一些部门和地区为追求高的 GDP 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可以肯定的是，目前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资源来获得的。有些 GDP 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我们要加快发展、加速发展，但不能盲目发展。尽管 GDP 存在着种种缺陷，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一种包罗万象、反映一切的经济指标，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描述和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中，GDP 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正因为有这些作用，所以我说，GDP 不是万能的，但没有 GDP 是万万不能的。案例 5：两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1、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又称国民经济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即 SNA 体系)，它是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依据，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认为创造的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都是创造价值活动的。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作出重大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和英国著名的国民经济核算专家斯通。1953 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公布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这套体系就是通行于世界各国的 SNA 体系，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包括 5 个总量：(1)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简称 GNP)它是指经济社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包括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2)国民生产净值(Net national product，简称 NNP)它是指一国以当年价格(或不变价格)计算的一年内用于销售的一切产品和劳务价值总和减去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资本余下的部分，即是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3)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简称 NI)它是指一国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报酬总和，即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4)个人收入(Personal income，简称 PI)它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个人所 得的收入的总和。(5)个人可支配收入(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简称 PDI)它是指一国一定时期内个人可以支配的全部收入。其中国民生产总值是 SNA 体系五大总量指标中的核心指标。西方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是目前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一种核算国民经济的方法，是一种比较合理和科学的核算体系。首先，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市场化、信息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信息、知识、技术、劳务部门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而物质生产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相对下降。因此，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应把非物质生产劳务计算在内，把一切有偿劳务的市场价值计入 GDP 是必要的。其次，根据 SNA 核算国民收入时可以避免重复计算，区分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等也都有合理性。当然，这种体系以 GDP 来衡量国民经济总产出水平、衡量经济发展程度、衡量生活水平等也是有缺陷的。例如，非市场交易活动（如家务活动、自给自足生产）得不到反映，无法说明人们闲暇的享受与安全，无法反映一国环境污染的程度，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重复计算，等等。2、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以前，还有一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中央计划经济各国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 MPS），为前苏联、东欧及我国所采用。该体系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依据，将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作为反映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的基本指标。这种核算体系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其缺陷日益突出。例如，它不能反映信息、劳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不利于反映综合国力和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它不能系统反映社会资金运动情况，不利于国家宏观管理和调控；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循环全貌及各环节间衔接情况，不利国家掌握整个经济运行的综合平衡。因此，东欧、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和我国也逐渐采用了西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我国从 1985 年起，正式采用 GDP 指标作为考核国民经济发展和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指标。目前我国已计算并公布GDP 数字，但还没有计算和公布国内生产净值、国民收入、个人收入和个人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的数字。《西方经济学》第十章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案例 1：蜜蜂的寓言启发了凯恩斯：总需求决定理论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决定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这就是说，由劳动、资本和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这样，决定经济的就是总需求。总需求决定了短期中国民收入的水平。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18 世纪初，一个名叫孟迪维尔的英国医生写了一首题为《蜜蜂的寓言》的讽喻诗。这首诗叙述了一个蜂群的兴衰史。最初，蜜蜂们追求奢侈的生活，大肆挥霍浪费，整个蜂群兴旺发达。后来它们改变了原有的习惯，崇尚节俭，结果蜂群凋敝，终于被敌手打败而逃散。这首诗所宣扬的“浪费有功”在当时受到指责。英国中塞克斯郡大陪审团委员们就曾宣判它为“有碍公众视听的败类作品”。但在 200 多年之后，这部当时声名狼藉的作品却启发凯恩斯发动了一场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和总需求决定理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经济学家信奉的是萨伊定理。萨伊是 18 世纪法国经济学家，他提出供给决定需求，有供给就必然创造出需求，所以，不会存在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这种观点被称为萨伊定理。但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经济停滞和 30 年代全世界普遍的生产过剩和严重失业打破了萨伊定理的神话。凯恩斯在批判萨伊定理中建立了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决定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这就是说，由劳动、资本和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这样，决定经济的就是总需求。总需求决定了短期中国民收入的水平。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引起 30 年代大危机的正是总需求不足，或者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咎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和资本边际效率（预期利润率）下降与利率下降有限度引起的投资需求不足。解决的方法则是政府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包括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凯恩斯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总需求分析是中心。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短期中，国民收入水平由总需求决定。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周期都是由总需求的变动所引起的。当 总需求不足时就出现失业与衰退。当总需求过大时就出现通货膨胀与扩张。从这种理论中得出的政策主张称为需求管理，其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当总需求不足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各种支出和减税）与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总需求。当总需求过大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各种支出和增税）与货币政策（减少货币量提高利率）来抑制总需求。这样就可以实现既无通货膨胀又无失业的经济稳定。总需求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一场“革命”（凯恩斯革命）。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例如，如何看待节俭。在传统观念中，节俭是一种美德。但根据总需求理论，节俭就是减少消费。消费是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减少就是总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则使国民收入减少，经济衰退。由此看来，对个人是美德的节俭，对社会却是恶行。这就是经济学家经常说的“节约的悖论”。“蜜蜂的寓言”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凯恩斯重视消费的增加。1933 年当英国经济处于萧条时，凯恩斯曾在英国 BBC 电台号召家庭主妇多购物，称她们此举是在“拯救英国”。在《通论》中他甚至还开玩笑地建议，如果实在没有支出的方法，可以把钱埋入废弃的矿井中，然后让人去挖出来。已故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曾说过，凯恩斯只是用幽默的方式鼓励人们多消费，并非真的让你这样做。但增加需求支出以刺激经济则是凯恩斯本人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一贯思想。那么，这种对传统节俭思想的否定正确与否呢?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对生产有促进作用，这是人人都承认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是针对短期内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总需求当然是正确的。一味提倡节俭，穿衣服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纺织工业还有活路吗?这些年当我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时政府也在努力寻求新的消费热点，说明这种理论不无道理。当然，这种刺激总需求的理论与政策并不是普遍真理。起码在两种情况下，这种理论并不适用。其一是短期中当总供给已等于甚至大于总需求时再增加总需求会引发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其二是在长期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资本来自储蓄，要储蓄就要减少消费，并把储蓄变为另一种需求—投资需求。这时提倡节俭就有意义了。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理论的另一个意义是打破了市场机制调节完善的神话，肯定了政府干预在稳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战后各国政府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申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总体上还是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战后经济周期性波动程度比战前小，而且没有出现 30 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理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实就连“蜜蜂的寓言”这样看似荒唐的故事中不也包含了真理的成分吗?案例 2：做大乘数面对通货紧缩和亚洲等地区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正确地采取了扩大内需和避免风险的基本对策。然而，尽管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的力度很大，其带动作用却非常有限，连续降息并没有将股市刺激起来，财政扩张也只使国有部门的投资有所增长，而统计资料显示，1998 年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呈负增长。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倾向，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是个英国贵族，也是个经济学家。在他学术生涯的颠峰时期，正好(不巧)赶上了 1929 年至 1933 年的世界大萧条。他提出的救治方案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即降低利率；也包括财政政策，主要是赤字政策和公共工程。但是这些政策之所以被称为政策，而不是政府的单打独斗，就意味着它要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使效果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政府的努力。为了解释这样的效果，凯恩斯提出了“投资乘数”的概念。意思是说，当政府比正常情况新增一笔公共工程的投资时，由于该工程要雇用工人和购买设备与原材料，就要支付工资和贷款；而贷款也最后会变成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的工人的工资。因此投资会引致消费，消费支出又会变成生产消费品的工人收入，即消费又会引致新的消费。如此循环往复，一笔投资就会变成数倍于这笔投资的需求。这个倍数就是乘数，一个扩张的财政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财政扩张的数额乘以“投资乘数”。由于这是凯恩斯最早提出来的，所以又叫“凯恩斯乘数”。后来，乘数概念在经济学中泛滥，又有人提出“存款乘数”。意思是说，当银行新增一笔存款时，银行会扣掉一定比率的准备金，然后再把它贷出去；获得贷款的企业或者用来支付货款，或者暂时存入银行，无 论如何，都会又回到银行；银行仍旧按上面的办法处理。如此循环，也会使这笔新增存款“创造”出数倍于原来的存款来。这个倍数就是“存款乘数”。有趣的是，上面讲的“投资乘数”，今天正好对应于财政政策；而“存款乘数”，正好对应于今天的货币政策，因为所谓“新增存款”是降息所至。当我们讨论或预测政策效果时，有两个简单的因素：一个是政策本身的力度，一个是“乘数”。当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时，我们既可以说，政策的力度不够，又可以说，乘数不大。经济学家自然可以讨论政策力度问题，但这更多地是政府的事情；并且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有很多的约束条件的，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例如，财政的首要功能，还是筹措公共物品的资源。当财政本身吃紧时，发挥政策作用的余地就很小，更为积极的因素是“乘数”。毫无疑问，在政策力度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政策效应较小，就意味着乘数较小，而又是什么决定乘数呢?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是“投资乘数”还是“存款乘数”，其产生和大小都和经济活动及其频率相关。具体地说，就是商品交易的频率和金融交易的频率。交易频率高，也可以说是交易效率高。这就涉及到市场的发育和成熟程度了。在我国，市场制度刚刚建立不久，它信用不足，也缺乏效率，所以交易效率就会较低，交易速度就会较慢，在有些时候，交易甚至会受阻。一旦交易缓慢或受阻，形成乘数的循环就会较少，乘数也自然会很小。事情还不仅仅如此。政策力度与乘数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相乘关系，有时两者会互相冲突。政府政策相对于经济制度也并非中性，它经常会产生“体制效应”，即政策本身会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负面的体制效应，损害市场制度的改进和完善，结果会使乘数变小。譬如，为了筹措更多的财政资源以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扩大了对市场的管制范围，结果损害了市场的效率；又譬如，为了避免金融风险，政府采取了过分保守的金融管制政策，会使问题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金融体系的效率降低，存款—贷款的循环甚至会被中断，“存款乘数”就会变小。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乘数太小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乘数做大。做大乘数的方法，就是继续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使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制度变得更有效率。既然政府政策会产生“体制效应”，我们的目标就是变负效应为正效应。在财政方面，既然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是财政的“鸡肋”，进行企业并购和产权交易，就是具有制度变革特征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手段；在公共工程方面，打破国有部门独揽项目的局面，让非国有企业参与公平的竞标，则是扩展市场规则的又一契机；在货币政策方面，只有将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与商业银行的市场利率分开，才能更有效地使政策发挥作用，同时又使我国的货币体系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一步；即使是财政政策手段，如发行政府债券，也可以用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如利用政府债券支撑起证券市场的交易来。当然，除了短期手段外，乘数变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忽视这个对政策效果举足轻重的变量。一个明智而有效的政府更应注重借用经济制度本身的力量。它在推行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应伤及那个会使政策效应更为显著的制度基础，同时为了社会与国家长远计，不应一刻忘记改进使政府显得更有效的市场体系。至少在政府制定政策的视野内，它的名字叫“乘数”。案例 3：节俭悖论 节俭是美德，还是祸根？这一问题是颇有争议的。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节俭导致储蓄，而后者又是促进积累形成资本存量的关键因素，这将导致一国的经济增长。然而，按照凯恩斯《通论》的观点，节俭意味着消费的减少，因而使得国民收入和就业量降低。如果把就业量考虑在内，节俭是否是美德就值得商榷了。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节俭当然是美德，但是在存在失业的状态下，节俭却未必是美德，有时甚至是祸根。用凯恩斯的话来说，如果“你储蓄 5 先令，那将使一个人失业一天”。在这里，节俭被看成是危险的自我毁灭过程，因为它减少了用于购买最终商品的支出，并且使得生产者的利润降低，同时也形成了进一步增加最终产量的资本资源。这种矛盾的过程必然进一步加重经济萧条。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得到发展。与把节俭视为社会美德的观点相对立，认为节俭成为经济萧条祸根的观点逐渐占上风。早在 1714 年，伯纳德·曼德维尔就在他于英国出版的而在当时又马上被英国政府列为禁书的《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提出了节俭悖论。曼德维尔以勤劳的蜜蜂作为例子说明，尽管储蓄这种节俭的行为是增加私人财富的方法，但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普遍地使用这种方法则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后来，凯恩斯主义者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总需求决定的理论基础。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在经济存在失业的状态下，储蓄并不是改善经济状况的良好行为。 补充：影响投资乘数作用发挥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投资增加对国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即投资乘数作用，与社会的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以下四个因素影响着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第一，经济中为零或较小的过剩生产能力。如果经济中没有过剩的生产能力或者过剩的生产能力较小，增加投资只会引起总需求的增长，却不会或难以使生产增加，最终结果只能是物价水平上升。只有在社会过剩的生产能力大、社会的闲置资源比如生产设备、劳动力等数量多的情况下，增加投资就会较充分利用闲置资源，从而更多地增加国民收入。第二，投资与储蓄的关联性。如果投资与储蓄的联系非常密切，投资增加会产生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从而提高利率水平，进而引起储蓄增加，消费相应减少，最终部分地抵消投资增加对国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反之，只有投资与储蓄独立较强时，投资增加才不会使利率上升，也就不会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收入自然就能增多。第三，货币供给量的非适应性。如果货币供给量不能随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即投资增加得不到货币的相应支持，投资增加只会增加货币需求，促使利率上升，从而抑制总需求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遇到阻碍。第四，投资的外购性。如果增加的投资用于购买进口的生产要素，则不会对国内的总需求产生什么影响，也就不会增加多少国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