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模式结合作品谈谈几种叙述模式。小说的叙事方式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叙事模式。某种叙述方式经过长久的运用，它的艺术技巧得以物态化的凝定，这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叙事模式。叙事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我们只粗略地叙述这样几种：情节模式、复调模式、情绪模式、象征模式。一、情节模式 简单来说，情节模式就是以情节结构作品的叙事模式。在小说艺术的幼年阶段，由于艺术手段的缺乏，为了吸引读者看下去，只得求助于情节。引人入胜的情节曾经是一篇小说艺术上成败的关键。此种模式的基础是人物间的思想性格冲突。其特点是，依照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正常时空秩序安排情节，故事情节延伸中呈现较明显的因果联系，通常包括几个戏剧性的阶段环环相扣，甚而悬念迭出，以必然出现的高潮和结局诱引读者阅读。一般说来，事件是为人物设置的，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人物的性格逐渐得到塑造和突显。或者说，事件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物性格成长的过程。因此，在情节模式中，人物与事件是相辅相成的。这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最常见的叙事模式。七十回本《水浒传》先以人物传形式展开林冲、鲁智深、宋江、武松等主要人物的行动、命运线，写他们各自被逼上梁山的经过；继而集中表现水泊义军聚义梁山后与朝廷的对抗，最后以一百单八英雄排名次作结。《西游记》似乎反了过来，以孙大圣闹天宫的主线开其端，接着叙述他为唐僧收服后，师徒四人于取经途中斩妖降怪的艰苦历程，即所谓九九八十一难，接力式引出数目极多的小情节线，结局是其修成正果，归于天宫。情节模式的小说由于始终关注人物的命运，并尽可能提供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经验和能够唤起读者情感波澜的细节，以此使读者产生共鸣。这种叙事模式应该说是源远流长的一种模式，从古代到当代的大量文学作品，都可以纳入这一框架来进行考察。现代小说《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李自成》等，均可归于这一类。当代作家创作的许多很有影响的作品，也是以情节模式作为基本的叙事框架的。比如张弦的《记忆》就是如此。方丽茹当年曾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是个挺机灵的共青团员，下到农村电影放映队后，有一次 ，把一张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的纪录片装倒了，银幕上突然出现了被颠倒了的领袖形象，被认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于是方丽茹被开除团籍、公职、戴上反革命帽子，送农村监督劳动。这样一个事件使一个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几年来，她从一个青春少女变成了一个中年的农村妇女，这里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有了放错纪录片那样一个事件，才有了方丽茹的今天这样一个结果。然后，叙述者直接或间接地叙述了方丽茹的人生足迹。情节模式的小说重要的还是塑造人物性格，因此小说中事件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为了塑造方丽茹深明大义，不记前嫌的性格，当秦慕平怀着深深的歉疚去见方丽茹时，叙述者直接说道：“她没有悲伤，没有怨恨，没有愤慨。她的文化有限，但胸襟开阔。她懂得她的遭遇并非由某一个人 、某一种偶然的原因造成，也并非她一个人所独有。她没有能力对摧残她的那些岁月作出科学的评价，但她确信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当明丽的阳光已照在窗前的时候，人们不总是带着宽慰的微笑，去回忆昨夜的噩梦 ，并随即挥一挥手，力图把它忘得越干净越好吗？”方丽茹还将花生、炒米糖、茶叶蛋，“往秦慕平的口袋里塞。那真诚的热情，使任何人都不忍拒绝。”于是，方丽茹的性格塑造完成了。事实上，叙事性作品中情节模式的表现形态并非如此简便单一，有时情节模式也往往出现头绪繁多且相互牵连、交织的情况，众多的矛盾纽结在一起，最后形成总的高潮和结局。较典型的例子有《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其中的《红楼梦》已将这种情节模式营造到炉火纯青、臻于完善的地步，显示了我国长篇小说解构艺术的宏大规模和成熟性，作者的大家风度，以及作品相当可贵的超前色彩。它所表现的矛盾十分错综复杂，其中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贾府为核心的四大家族内部的关系，如主与仆之间、主子中的嫡与庶、亲与疏、实力派与非实力派、家长与子女、各种思想及左派的青年贵族之间，仆与仆之间，以及四个家族之间的大大小小、千奇百怪、或隐或显，性质、内容、形式、强度不同的纠葛、矛盾、纷争、对抗。另一类是四大家族与外部的关系，如贵族之家与宫廷、官场，与市井人等，与佃户的各种关系。表现上述乱麻般的矛盾，采用简单的线性结构显然是不行的，所以作者进行了高超巧妙的结网式的编织。他独具匠心地“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刘姥姥来贾府“打秋风”）写起，把千头万绪的故事，或大或小的场面，各式各样的插曲，数以百计的人物组织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叙事网络，而其中又贯穿着贾府兴衰、宝黛恋爱两条纲领性的线索，使整个结构杂而不乱，纲举目张，小说叙事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建国以后出版、再版的茅盾的《子夜》，【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及【金庸】的《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和“射雕三部曲”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网状结构的特征。二、心理事件模式 恩·卡西尔认为，人类的意识伴随对生活的外向观察有一种内向观察的趋向，“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1]因此，当今叙事作品的审美取向偏于心理世界，其叙事模式超越现实时空而涉入心理时空，情节模式中的因果链被切断、打乱和压缩，表现人物变幻无常的内心活动（意识、潜意 识、感觉、印象等）的新秩序建立起来。心理事件模式的基础是人物的内心冲突及其活动规律、心理活动似乎无规律可循，写起来很随意，正所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实际上也是有规律的。大体有如下几点：（１）心理活动一般要在物质世界刺激触发下产生，并向着与该刺激相似、接近、相反的方向运行。美国小说家【【詹姆斯】·瑟伯】的短篇《华尔脱·密蒂的隐秘生活》中的主人公密蒂在现实生活中平庸低能，无所作为，惟妻子之命是从，内心又不平衡，于是购物途中他敏感到的每一小小刺激，都使他陷入与其性格相关联、相对立的空想或幻觉之中 。例如妻子埋怨他开车太快，要他去看医生，小说中便出现了幻想的场景：密蒂居然成了参加重要会诊的医学专家。密蒂突然听到报童喊着关于某案件的报道，便进入他在法庭上怒斥检察官的幻想世界。法庭与案件接近。他骂检察官是“狗杂种”，于是想起妻子让他购买小狗饼干。二者相似。他在旅馆休息室等待妻子时，看到一本杂志上登有德军轰炸机和街头废墟的图片，心头又出现了自己成为一名勇于献身的轰炸德军的驾驶员。二者相反。（2）王蒙说，现实世界的秩序是由远及近，由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由弱到强，与此相反，心理过程往往是由近及远，由现在到过去，由强到弱再到强地发展。他的《蝴蝶》正是依照这样的规律描写主人公张思远的心理活动的。小说开头叙述他坐在吉普车里猛地看见一朵被车碾碎的小白花，他触物联想，感情激荡地回忆起自己第一个命运多舛的妻子海云。回到家里，他逐渐平静下来，坐在沙发上，思绪伸向遥远的过去：他与海云的相识、恋爱、结合，头一个孩子的夭折，他与海云关系的变化乃至离婚……人物整个心理流程是由近及远，由强而弱再到强。（3）心理过程通常带有往返跳闪的不确定性。张思远对海云、美兰、秋文等三个女性的回忆是交叉进行的，其中海云是主要线索，但时空被对其他人物的思念分割并推去拉来，给人以世事无常、亦真亦幻的飘渺感、沧桑感。结尾时，主人公竟迷惑于自己的身份，不知是庄生化为蝴蝶抑或蝴蝶化为庄生，正应了小说那个似与内容有些游离、不甚贴切的题目。这种模式有一些常见的具体形态：一是意识流动与放射。或现实性情节只是承载、联结心理意识的支架、纽带，如《春之声》、《蝴蝶》。《春之声》叙述的是一个叫岳之峰的人返回故乡探望年迈的父亲。可是，一场感人的父子相见并未出现在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是岳之峰在一节闷罐子车厢里的所触所闻所感，他的思绪不间断地持续在火车的摇晃、辛辣的烟味与方言、收录机里的德语与【施特劳斯】《春之声圆舞曲》、妇女的标准北京音与嘈杂的顾客之间，其间还裹挟了故乡的回忆、出国考察的联想、父亲的怀念、旅客身世的猜测、音乐所引起的感受，等等。这两者巧妙地交织成一条色彩斑斓而又连绵不断的意识之流除此之外，小说中别无其他内容。或现实性情景仅仅是心理流程借以展开的触媒，如伍尔芙《墙上的斑点》。书中人物的思想流动是由于墙上的“斑点”引起的，一旦引发，便与“斑点”脱离关系，间或再回到“斑点”上也是无意识的，其中并不存在逻辑的必然性。或物质事件嵌进人物意识情绪中，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呈现、滑动，例如【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根据主人公思绪起伏，一会儿写自由市场，一会儿写办公室，一会儿写邻里，忽而又叙述往昔的日子，充满关于家庭、人际关系、婚姻、童年的梦等等的感触和思考。在小说中，一系列打乱时序的镜头随着情绪的起伏自然地滑入滑出。二是现实时空与心理时空交错，而重在表现后者。这类作品往往具有几条（以两条居多）比较清晰的相互切割的线索，它们不但形成对照、映衬以更深地切入人物心灵，而且以历史纵深感拓展思想内涵。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通过制作形象含蓄、发人深思的间题（文内小标题），把老寿心灵屏幕映出的战争年代故事与即时性（1958 年）故事似错非错地剪辑成一体，形成强烈反差，揭示了极左路线给干群关系带来的危害。小说叙述了农民老寿同干部老甘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老甘当年出发作战时还记得为老寿留下两袋干粮，如今看到社员每天仅有 8 两口粮却无动于衷；当年看到老寿砍了几棵枣树支前而激动不已，如今却毫不犹豫地下令砍掉一片梨园……作家正是通过跨越时序的重新组合而做出了相得益彰的前后对比。作品发表当时产生过巨大的反思效应，在艺术上也给人以耳目一新、深切冷峻的印象。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等也采用了类似的叙事模式。三是外表为情节模式，骨子里是心理结构。这种形态注重渲染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氛围、情绪、色调、意境、情趣乃至理趣，但又未形成心理流程，而是把心理因素注入单纯的故事、场面、细节中。虽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物质画面，却不产生故事性或戏剧性的吸引力；读者感兴趣的乃是其中凝聚着、弥漫着、散发着的诗意、情致和哲理。鲁迅的《社戏》，【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铁凝】的《哦，香雪》可作为代表性作品。《大淖记事》记述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小锡匠十一子同巧云姑娘相亲相爱，这使同样觊觎于巧云的保安队刘号长气愤不已。他带了几个保安队的士兵将小锡匠打成重伤。当地的锡匠们为此举行了游行和请愿，终于将刘号长驱逐出境。然而，小说本身却是从环境、风气、民俗开始的。《大淖记事》中先是出现一派水乡景色，然后延伸到当地居民的生 活状况，最后才悠闲地叙说了一对恩爱男女之间的波折。这种四面盘旋的叙述不仅显示了作家对于当地风情的谙熟，而且还同时流露了作家一副悠然神往的神情。在作家的情绪记忆中，这个爱情故事中的男欢女爱已经不是最为引人的内容。伴随着水乡的风光、习惯和道德观念所出现的一幅幅风俗画显然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四是在简单的外部故事框架中，切入丰富而独特的感官印象。结构作品时多用穿插，又有别于通常的倒叙、插叙，也不是随意把心理事件切割得七零八碎，而是在某个现实性事件基点上，依据心理活动规律建构起感官印象中的情节大厦。如《红高粱》。《红高粱》的“现在进行时”的情节（物质事件），是叙述“我父亲”跟随一支民众抗日队伍，为打伏击而进行的一次平平常常的行军。而真正有意义的是，通过“我父亲”对路边高粱的颜色、气味等非常独特的感觉，而引发出来的丰富而刻骨铭心的回忆（心理事件），从而超越了以往表现抗日主题作品的传统叙述模式，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枪声非常尖锐，像一柄利刃，把挺括的绸缎豁破了”，“脑海里交替着出现卵石般的光滑寒冷和辣椒般的粗糙灼热”，“从路两旁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红黄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回忆”，这些独特的、细微的感触和印象不但能刻画人物的某种心态，而且可以引发联想、回忆，把往昔的物质事件映在人物心理屏幕上，从而冲破传统叙事模式，使读者产生新鲜而深刻的审美感受和印象。在《红高粱》中，这种感觉同素材之间发生了一种奇异的结合。小说中那种惨烈而又悲壮的气氛因此形成了。我们走进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却得到了全新的感觉这正是《红高粱》的根本意义。同样，在【莫言】1《透明的红萝卜》、《秋千架》、《球状闪电》、《枯河》、《爆炸》等一批小说中，简陋的情节不过是密集的意象与细腻入微的感官感觉所赖以聚合的场所。由此有人称之为“感觉印象”派小说。三、象征模式包括两个基本类型：具体的象征和整体的象征。具体的象征中，象征物直接进入作品的结构并推动着作品的发展。它就是一个须臾不可离的道具，作品紧紧地围绕着它来展开。在吴若增的《翡翠烟嘴》中，翡翠烟嘴本身就是小说纠葛和冲突的中心所在。这个具体意象勾出的一连串趣事推动着小说形象体系的演进。小说讲述的是，蔡庄的人把翡翠烟嘴奉为神圣之物，因为人们都说它是明太祖朱元璋使用过的。一个明眼人鉴别出这是一件赝品，于是立即遭到人们的斥责。这个教训使另一个明眼人只得违心地承认这是一件稀世之宝 。于是，蔡庄人的心理得到平衡，一件赝品就得以世代维系着人们的自豪感无论形象整体的暗示还是意象本身的特征，翡翠烟嘴都使人领悟到这样的象征涵义：一些为人们奉为珍宝的国粹到底是什么？陆文夫在他的小说《井》中，有条不紊地讲述了一个女人的身世：错误的婚姻、受虐、苦闷、成名以至投井自杀。小说中的井往往成为一些关键场景的出发与归宿。井是流长飞短的发源，是挑拨事端的场所，最后又是吞噬生命的巨口。而它同时也具有了特定的象征涵义：一些社会心理所构成的深井也可以随时使人面临灭顶之灾。由于这些意象已经成为形象总体的有机部分，它们的象征作用时常显得十分隐蔽。起初，我们更多的是为小说中的扣人心弦的内容所吸引，象征意象的发现与领悟往往只是产生于对小说的再三回味与思索中，有时可能产生一种超出作家构思意图的象征追认。比如郑万隆的《狗头金》、《陶罐》就是如此。开始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它的象征意义，而被小说精彩的内容所吸引。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认真品味的时候，便会惊讶地发现小说所包容的象征性内容。《狗头金》写的是，在大雪封山之后，一群挖金的汉子因为断了粮而陷入了绝望境地。而其中有个叫王结实的汉子，凭着自己的残忍狡诈和勇猛强悍掠走了大家最后一点珍贵的狗肉，甚至连众人的衣物也没有放过。他并不是想如此便一走了之，而是想依然挖他的金子，他想拿着他挖出的金子同山下与他相好的一个寡妇相会。于是他在冰天雪地里整整刨了一天一夜，当他回来的时候，竟胡里胡涂的揣回一块石头，他将这块石头当作“狗头金”，揣着它下山去了。这块被当作狗头金的石头无疑象征了人们的追求对象。它让人们从反面思索这一问题：一些人在追求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不惜牺牲他人。可是他们所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在《陶罐》中，那场惊心动魄的开江将人们全都逼到了山上，四周白茫茫全是江水，只有巨大的冰块在奔涌碰撞。然而一个最老的劳工“赵劳子”却冒着生命危险，三番五次地游回他的小木屋里，为的是抢救出他的一个陶罐那里装满了他积攒了一辈子的金子。可是，当他精疲力竭地被大浪抛到岸上时，他紧抱在怀里的陶罐失手打碎了。这时，人们惊异地发现，那原来只不过是一只空的陶罐高潮在静穆中形成：人们一下子全都惊呆了，赵劳子却小心地拼好了陶罐离去了。这两篇作品都有一个具体的“物象”，也就是标题所显示的，但二者的象征意义却完全不同，尽管他们的结局大体相似，都没有得到什么，但前者的象征让人感受到的是，尽管王结实在追求中也付出了代价，甚至可以残忍地对待别人，然而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者说这是一种报应。而《陶罐》则不同，那虽然是一个空陶罐，然而它却是一个人的“念想”，这正是鼓舞人们有滋有味地生活下去的真正原因。像《狗头金》和《陶罐》这样的作品，其象征意义较为隐蔽，作家似乎无意显示象征的运用，而让聪明的读者去感悟其中的意义。而【张抗抗】的两篇小说《红罂粟》和《白罂粟》则不同，她似乎有意运用了象 征，通过这两种自然物象来揭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红罂粟》写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女人团委书记祝融。这个女人，发迹全靠告密诽谤，处事老练圆熟又道貌岸然，掠取他人的成绩可以不动声色，而自己则整天干着毫无实效的形式主义当这种人依然能借助某种环境而官运亨通时，小说的象征性不言自明：人们称之为“大烟花”的红罂粟。这种“大烟花”，“花虽小，依然妖冶而迷人。一阵风来，频频颔首，透出一股暗暗的得意……然而百十年过去了，又有谁会想到，那不曾散去的花魂，会在这块土地上得以复活；会在另一个遥远的角落，被善良的人们奉为神药，当作美的象征……”《白罂粟》似乎以相同的构思“逆向”的写法写了另一种人。“二劳改”司徒慕在“暗无天日”的菜窖里一声不响地劳作，没有人把他当人看，然而他却有一个比常人更为善良的心，他可以把要寄给儿子生活的二十元钱先借给别人，自己遭受着无法收到儿子音讯的痛苦折磨，最后让人图财害命地把他杀害了。白罂粟像一首主题歌一样，适时地在小说中闪现：“……那漫坡如雪的白罂粟，洁白纷繁一片，水一般柔顺的花瓣 ，在荒野上无声的摇曳……我自幼听人们说，罂粟是毒品；他们却不知，如用得适量，罂粟也可以作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洁白的罂粟花，白得叫人心碎。我久久望着它们，默默无言，心里好似一点什么渐渐苏醒起来。”作者用这一象征表现了她的人道主义思想。这里的象征意义也是可以不费思索地便会理解的。比如【张抗抗】的《北极光》，小说中并没有出现这一诱人现象，全篇只是叙述了陆苓苓不肯屈服的人生追求。北极光只不过是她心中的一个憧憬，童年时代从与舅舅一次偶然的对话生成了的强烈印象。然而北极光毕竟是存在的，理想毕竟是可以追求的。在北极光的召示下，尽管陆苓苓经历了那么多的苦痛和迷茫，但她同时也为我们期待了一个更为美好的境界：不能随遇而安，而要奋力前行。北极光虽然没有出现，但似乎它又无处不在，时刻闪现在陆苓苓的眼前。整体象征与具体象征不同，在整体象征小说中，其象征涵义并不是来自特定的意象，而是来自形象体系的整体。陆文夫的《围墙》叙述了这样的故事：一夜风雨之后，某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这使设计所的工作收到重大干扰。于是，修复围墙成了当务之急。然而，在碰头会上，设计所内部的“现代派”、“守旧派”和“调和派”对围墙的样式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会后，所长把任务交给年轻的行政科长，让他酌情处理。行政科长综合了各派意见，定下草图。然后，他请人加班在一个星期天修成了围墙。星期一上班之后，众人对围墙修成如此迅速而感到突然，进而，三派人马纷纷出面挑剔因为围墙同他们的要求都有一定距离。于是，行政科长遭到一顿贬斥。很久以后，一些到此参加建筑年会的专家学者对围墙发生了兴趣。他们的赞不绝口使设计所的人们喜出望外，他们纷纷邀功请赏……对于生活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各行各业一系列类似的现象，小说的意蕴已远远超出了题材本身所涉及的范围而暗示和寓含着形象体系的象征涵义。高晓声的《鱼钓》、【张承志】的《大坂》、邓刚的《迷人的海》、韩少功的《归去来》都是整体象征小说。整体象征都寓含着普遍的社会生活意义，当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思考获得了抽象思想，而又找到了能够体现这一抽象思想的物象，两者的吻合便构成了象征的基础。但是，这种象征并不是以形象来图解某种观念或思想，而是作品自身的形象体系暗示和隐喻着观念或思想。需要指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中的物象都给作品以象征性。有的仅仅属于修辞学的范畴。比如《绿化树》中的绿化树，也称为“马缨花”，这也是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这自然有它的象征意味，但并不能因此便说《绿化树》是一篇以“象征模式”构成的作品。有些作品与此类似，人物的性格以一自然物象来得到说明或解释，也不属于象征。像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写了一棵老樟树，它“老皮斑驳，叫雷轰顶，但它根不死”，生着“碧绿鲜亮的新枝枝、新叶叶”耸立在十字街口。这用比喻就完全可以说清楚。这里无非是以此来比喻一位老将军的性格，因此也不属于“象征模式”的范畴。　　对于以上几种叙事模式优劣的问题，不宜作简单化的回答。心理事件模式应该视为叙事艺术一大进步。可它也有局限，史诗性长篇巨制采用意识流写法，总不免有使人难以卒读的弊病，即便是《尤利西斯》这样的经典作品也未能例外。另外，人的存在毕竟首先是物质的，而不仅仅是心理的。物质事件模式尽管是传统的，简单地因袭会缺乏力度和新鲜感，但也并非不能深切地表现人的心灵世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亨利·【詹姆斯】、罗曼·【罗兰】的许多善于刻画心理的情节小说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