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发布时间:2024-02-03 19:02:20浏览次数:20
李鸿章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李鸿章(1823 年 2 月 15 日—1901 年 11 月 7 日),安徽省合肥人,他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其一生中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主持洋务运动、参与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李鸿章提出,“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作上海机器局,是洋务运动中成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机构,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早期厂房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厂之一,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1865 年,李鸿章以 4 万两白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以上海洋炮局的名义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造办经费共计 54 万余两白银,以后屡加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雇用工人 2000 多人。1867年,工厂搬到高昌庙镇,扩充设备,建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锅炉)厂、铸造厂、轮船厂等。占地 70 余亩。至 80 年代,又相继建成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该局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并附设翻译馆、机械学校,培养技术人员。李鸿章集团对于江南制造局的创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江南制造局在经费筹措、武器生产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都受到李鸿章集团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一,为江南制造局筹措经费江南制造局创办之初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是李鸿章从淮军军费中拨款所得。同治六年(1867),经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奏准,以江海关二成洋税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但由于人员等各项开支巨大,同治八年(1869),时任江督马新贻感到江南制造局财务状况陷入困境,于是上书朝廷,要求将江海关税收的百分之十划拨江南制造局,因户部反对没有实 现。为此,丁日昌上奏朝廷,称赞江南制造局的生产,并指出增加资金的必要性。此后,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又联名上奏朝廷,最终使江南制造局获得了江海关百分之二十的资金支持由此可见,在筹措江南制造局经费的过程中,李鸿章集团出力不小。第二,影响江南制造局的生产尽管江南制造局在创办之初,意在仿制西洋船炮,但由于中国内乱未平,陆军所需军械极多,加上经费靡常,并无定数,造船计划被一再拖延。其实这也与李鸿章对造船一事的态度不无关联,从最初的“炸弹三局”到后来的沪、宁二局,李鸿章所重视的,均为陆军所用的枪炮制造领域,这一点与曾国藩重视造船以抵御外侮的想法颇有不同。李鸿章的思想倾向也使得江南制造局的造船计划一拖再拖,曾国藩对此情形大感焦急,遂致函李鸿章:“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然而造船工作的开展,仍待曾国藩回任江督本职以后,方得起步同治十三年 (1874)以后,李鸿章主张减少造船经费,他通过北洋大臣一职来操控海防经费,进而有权缩减江南制造局的造船经费。到 19 世纪 80 年代后,江南制造局基本上停止造船。江南制造局虽停造轮船,但 1885 年制造的保民号(钢板暗轮)也有 1900 马力,可见江南制造局的造船能力。江南制造局所造船只也从制造木壳兵轮、铁甲兵轮到制造钢甲兵轮演进,造船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第三,重视局务自主与人才培养李鸿章坚持局务自主的原则,警惕洋人对局务的影响,他主张,“将制造局内外国人的参与限制在技术的建议和指导上面,管理权仍然操诸中国人手中。”这一准则在中外合作生产阿姆斯特郎新式大炮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正是因为对局务自主权的重视,使得李鸿章认识到“制器之人”的培养是达到局务自主的重要一环。他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思可精,而才亦可集。”作为解决人才的第一步,李鸿章早在担任江苏巡抚之时就按照幕僚冯桂芬的建议,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广方言馆),不仅培养“精熟西文”的翻译之人,而且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李鸿章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同治八年(1869),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总局,招收 15—20 岁的学生入学,学习汉文、英文、法文、算学、舆地等课程,四年毕业。 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会同曾国藩、丁日昌在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理、林乐知、玛高温等从事翻译,由局员徐寿、华衡芳徐建寅等协同。截止同治元年(1875),翻译馆已译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及“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西书四十余种,刊印二十四种。江南制造局在这一时期设翻译馆,译刊西方科技书籍、从事外语及理科教育,应当说都同李鸿章培养中国科技人才的主张有关。另一方面,江南制造局对李鸿章集团也有所助益。江南制造局作为晚清时期最大的兵工厂,对李鸿章集团最直接的支持是为其淮军和北洋海军提供武器供给,支持李鸿章集团的陆、海军建设。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创办伊始,就指令“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在江南制造局成立的早期,它为李鸿章集团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武器支持,包括枪支弹药大炮等。北洋海军成立后,江南制造局也为其提供了船只方面的支持,但由于此阶段李鸿章对江南制造局的控制减弱,加之由李鸿章集团完全掌控的天津机器局的日益发展壮大,其集团的军工补给多依赖后者。因此,在 19 世纪80 年代以后,江南制造局为李鸿章集团提供的军工补给日渐减少。此外,江南制造局还为李鸿章集团所办的洋务事业提供了机器设备、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比如,天津机器局的创办就得到了江南制造局的多方面支持。在津局筹办之初主持江南制造局的丁日昌,从上海旗记、旗昌两洋行买到八种机器设备 , 并令江南制造局代造“铸炮及铸弹所用器具”,分别于同治七年(1868)、同治八年(1869)解运天津。因此,津局建局所需的铸铜铁大炉、起重机器、滚光弹子机器、铸炮沙模等,皆系江南“以母生子,自行制造”。在当时的机器局中,江南制造局创设最早,规模宏大,经费充裕,人才众多,几成为全国机器局的技术指导中心。在人才方面,津局的第一个中国总办是曾在江南制造局任职的沈保靖,其他江南制造局的人才,转到津局作总办者尚多,两局局员也几乎是互相通连,关系极密。曾任职江南制造局的李鸿章集团成员郑藻如、徐建寅、李兴锐、潘骏德等人都曾调任津局。此外,江南还为李鸿章集团培养了许多洋务、外交等方面的人才。广州火药局之创设,由江南制造局局员潘露主办。出使美、日、秘的陈兰彬、郑藻如等都曾任职于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也存在着大量无解的难题。首先是成本过高。以造枪为例,江南制造局在创办的第六年,仿制了五千支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其造价却是进口林明敦枪售价的近两倍,并且质量还远不如同类进口产品 连李鸿章都拒绝用这种国产步枪装备淮军,而是继续进口价廉物美的洋枪洋炮。又如轮船当时进口新式 150 马力的轮船,只要十几万两白银,而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旧式 50 马力轮船,成本高达 30 万两白银。由于造船成本高昂,造船不如买船,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局实际上只制造了 10 余艘轮船,后期差不多处于停滞状态。其次是质量低劣。江南制造局仿制的雷明顿步枪,因极容易走火,发放到军队中,士兵都不愿领用,最后积压的万余支枪都成了废品。江南制造局制造的大炮,精密度极差,装备到军舰上根本无法使用。李鸿章不得不下令重新进口后门钢炮。张之洞甚至指责江南制造局:“不如马上关门,否则就是无谓地浪费金钱。”第三是技术落后。江南制造局的产品全靠仿制,几乎没有自主创新。由于缺少技术,不得不聘请洋人设计师和技师。即便如此,问题仍层出不穷。1885 年制造的钢甲船“保民号”,由洋人主持设计,因船舵设计有误,钢甲船试航时竟无法掉头,最后只能倒着开回去。第四是腐败丛生。江南制造局是当时最大的兵工厂,经费不是问题。江南制造局的总办,无疑是一个肥差。总办一般由苏松太兵备道担任。总办的月薪,起初是一百两白银,后来为了高薪养廉,增加到一千二百两白银。但实际效果却不理想,不少月薪优厚的总办照样贪污腐败。晚清江南制造局的 19 任总办中,有些人赚得盆满钵满。上梁不正下梁歪,总办手下的办事人员也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采购物资名义上采用招标的办法,暗地里却是指定关系户中标,连洋商都学会了在合同金中划出专门比例送回扣。有个叫王钦缓的湖南人,负责采购议价,后来被开除回家时,竟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豪。江南制造局的发展历程也反映出洋务派对国家发展的态度。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封建制度之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 70 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近代民用工业,使中国积累了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进一步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洋务运动在一定基础上为国家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江南制造局 作为今天江南造船厂的前身,为中国的造船工业奠定了基础。2019 年 12 月 17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第一艘 国产航母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山东舰”,舷号为“17”。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成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军力支持。一百多年中国军事装备的发展历程,促使我们在评价洋务运动的时候要从大历史的角度来予以宏观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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