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比较文化学》第三章 比较文化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论第一节 问题与方法论比较文化学的比较方法比较文化学有历史比较法与类型比较法两种主要形式。历史比较法多在研究文化特质的分布以及文化史重建等工作中采用，它有时可把范围限制得很窄（如在一种文化之内），有时又把范围延伸得很广（如两大洲之间）。类型比较法则需和比较、分类与通则化等工作一起进行，同时还需建立起一般的法则与规律，以标示文化现象的变化幅度。近年来，类型比较法发展成为“交叉文化研究法”，即从世界各地不同民族搜集的文化资料中抽样，进行统计分析，以寻求世界性的通则，其代表机构是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中设立的交叉文化调查处。它在摩多克领导下，搜集了数百个当代及原始人类社会有关地理、社会、文化诺方面的资料，依地区及科目建立分类档案，以后又发展为“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处”。第二节 文化传统与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 38 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1 项）年份 项目2001 年 1 项 昆曲2003 年 1 项 中国古琴艺术2005 年 1 项 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2007 年 1 项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2009 年 22 项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南京云锦、安徽宣纸、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格萨尔》史诗、浙江龙泉青瓷、青海热贡艺术、藏戏、新疆《玛纳斯》、蒙古族呼麦、甘肃花儿、西安鼓乐、朝鲜族农乐舞、书法、篆刻、剪纸、雕版印刷、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端午节、 妈祖信俗2010 年 2 项 京剧、中医针灸2011 年 1 项 皮影戏2013 年 1 项 珠算2016 年 1 项 二十四节气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 项）序号 名录1 羌年2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3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4 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甫5 中国活字印刷术6 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7 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第三节 文化变迁与创新文化传播和借用的特点1、传播是一选择的过程 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被接受或抗拒，视其对接受—方的效用和适应性而异 。传播的速度各不相同，A.M．罗杰斯等认为，对某一特定的 创新所采用的速度，决定于创新在接受一方文化中的相对优越性、适应性、复杂性、可行性和可鉴性。即新的文化特质与旧特质 相比的优越程度，与现存的价值观念、经验和需要的适应程度，被 理解和应用的难易程度，能够进行试验的范围大小，其结果的可 见程度等。2、传播是互相的、双向进行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相接触，文化的传播一般是相互的、双向进行的，他们选择地互相采纳对方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 3、文化传播的范围或借用的程度决定于两个民族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和密切程度。4、相似文化的群体容易相互适应和借用量大具有相似文化的群体，由于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比较容易互相适应，文化的互相借用数量大。5． 重新解释(Reinterpretaon) 　 指接受的一方对新引进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在形式、功能和意义上的改变，以适应自己的需要。6．变迁的主要原因 　 人类学家们对于哪一个领域更易于引起变迁的问题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技术先于意识形态；一说意识形态更为根本；米德等则认为越早学到的东西越难改变。第二种观点以L.A.怀特为代表，认为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技术系统引起社会系统的变化。而技术社会系统又引起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这个看法符合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唯物主义观点。7、文化系统的变迁　 文化系统中其一部分的变迁，引起其他部分的相应变迁，巴尼特称为连锁反应效应。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的一个部分发生变迁，必然引起整体中互相关联的部分的反应，最先改变的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第四节 社会文化的结构中国的中产阶级到 2015 年我国现阶段中产阶级有 10%，中产阶级是有指标的，他的资产至少要在千万元以上，起码受过大专以上的教育，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是符合当前政府利益的，中产阶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稳定程度。 （来源于《中国梦》作者：李苏淮珠海出版社）从从事的职业来划分中产阶级，存在较多争议，如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局长、处长与一般科员、办事员显然就难以相提并论，“重要”机关工作人员如工商局、税务局工作人员，与“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如地震局、档案局、老干部局工作人员，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差距，恐怕亦不可同日而语。同为 IT 技术人员，一些人可能住别墅开洋车，一些人则只能天天吃泡面挤公共汽车。更多的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倾向以收入作为中产阶级划分的惟一标准或主要标准。但即使大家都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区分谁是中产阶级，谁不是中产阶级，也仍旧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定量上的混淆。 在号称中产阶级大本营的美国，区分中产阶级的标准尚如此混淆，世界其他地区就更不用提了。拿印度来说，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说法，印度现有中产阶级约 3 亿人。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是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发布的印度中产阶级标准是：凡年均税后收入在 3.375 万卢比到 15 万卢比（约合 700-3000 美元，目前美元对卢比的比价为 1 48.5∶ 左右）的家庭均可算是中产阶级家庭。按此计算，2001 年，印度有 6000 万个家庭已经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 5 口计算，印度目前有中产阶级 3 亿人。中产阶级以此看来，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是你说有多少就可以有多少的，因为缺乏统一标准，随意性非常大。以印度中产阶级的标准而论，倘若户年均收入 700 美元就可算为中产阶级家庭，700美元按现在我国的外汇比价，也就相当于 6000 元人民币左右，分摊到一家 5 口，年人均大约只有1200 元人民币左右，平均每人每月 100 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恐怕连吃口饱饭都成问题，就别提什么“中产”不“中产”了。美国商业部在宣布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十大新崛起市场之一的时候说，印度目前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 1.75 亿人左右（比印度有关机构的估计几乎少了一半），在未来，这些印度中产阶级每人至少还要购买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一个压力锅、一个吊扇、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他们中 2/3 的人还要购买一辆轻便摩托车、一台彩电、一个电熨斗、一个食品搅拌器和一台缝纫机；一半以下的人要买一台冰箱……“这将是多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在旁人看来，这更像是美国式的黑色幽默。另外，有数字说，新加坡 300 万人口中约 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3]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 2万美元以上；韩国人均年收入约 1 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 1 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自己估计，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 60%，约1800 万人左右，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约在 1 万美元左右。可见标准都不一样。可资比较的是，2001 年美国研究顾问公司曾进行过一项中产阶级生活费调查，以住房费、交通费及娱乐费等作为基准，依据一个年薪 10 万美元的 3 人美国家庭在美国底特律的生活开支，比较了全球22 个城市的生活指数。一个 3 人的美国底特律家庭，年收入 10 万美元，人均 3.3 万多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美国只是 一个中产阶级的起步水平，也就是说顶多只能算是一个美国的下中产，但要在北京达到美国底特律下中产家庭的生活水平，则一年需要 78 万港币，也就是约 80 万人民币。这是许多中国家庭一辈子也不敢梦想的一个数字。可见彼也中产，此也中产，彼中产与此中产不可相提并论。所以，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在内，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有中产，而无“阶级”。另外一些学者则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莫衷一是。有学者主张，在中国年均收入达到 1 万至 4 万人民币的，就可归入中产阶级。年均收入 1 万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大概只够勉强糊口 ，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而拥有私人的住房、汽车是中产阶级的两项硬指标。以北京现有的房价水平，年收入 1 万元，在北京四环旁边买套建筑面积在 100 平米左右的房子，不吃不喝大概需要 150 年。中国近 30 年来，在经济上和 GDP 上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世界上总体还处于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平。根据国外有关机构的研究，一直到 2000 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的 14%。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一些专家认为，比较合理的有关国内中产阶级的界定，应该是人均年收入在 1 万至 5 万美元左右，也就是 8 万至 40 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第五节 民粹主义的危机与民主的幻象俄国的民粹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争论密切相关。文图利在一本权威性的著作中，把冠以民粹主义标题的运动都包括了进去，其范围比后来的权威著作所要列入的要广泛。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受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启发，其策略则来自拉甫罗夫、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思想。这些首先充分反映在“到民间去”的运动中，后来又反映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中，据文图利看来，19 世纪 80 年代的“民意党”运动的（精英统治论） 恐怖主义则使它们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最近的一些权威（比如瓦利斯基）则认为，民意党是对民粹主义本质的否定。俄国民粹主义所以仍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一种广泛的思潮一种内部就有区别，既对革命的个人和运动又是对非革命的个人和运动有影响的思潮。它的中心思想是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俄国可以而且应当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依靠农民公社和小商品生产的力量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民主的社会；它反对大规模的生产组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曾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过很大的影响。《资本论》第 1 卷就是由民粹主义者尼古拉·丹尼尔逊译成俄文的，而且民粹派知识分子都认真学习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与马克思本人不同，民粹主义者只把马克思的著作解释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异化后果的毁灭性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社会进程。俄国可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因为那里存在着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潜在基础的农民公社（参看俄国公社条目）。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立即驳回这一观点，他给维·查苏利奇关于这一问题的复信（1881 年 3 月 8 日）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马克思承认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话，那么俄国公社便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 231 页）。列宁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把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是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因为这些人的地位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损害，但他们又想消灭封建社会制度。列宁虽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归结为经济浪漫主义，归结为一种向后看的、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但却反对片面地谴责民粹主义，这些在他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辩论中都有所反映。列宁还区分了早期民粹派运动和作家的较激进、反封建和民主的意识的形态，和后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米海洛夫斯基，Н.К.）这样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右翼倾向，米海洛夫斯基是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列宁写道：“由此可见，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纲领整个地推翻是根本不对的。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的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