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第二，中国人民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在抗日战争中军队和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和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特别是敌后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大家庭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的思想保证。　　第三，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　　第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决不惧怕战争。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第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能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国民党政权结构的改变与权力的集中乃至独裁1937 年初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民党中央重设国防委员会，其组成人员覆盖了党政军三方面。尽管规定它向中政会负责，但其所通过的决议不必经由中政会主席呈请国民党中央交国民政府令饬主管部门执行，它可以督策各级机关完成它所给予的任务。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和行政院就被抛置一边了。抗战全面爆发后，中政会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防最高决策机关，用以处理国防大计、国防经费、国家动员以及其他重要事项。该会议成立后，国民党中央就于 1937 年 11 月 26 日规定中政会停止开会，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根据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力量集中、意志集中”的原则，将国防最高会议改组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这不单是一个联系机关、决策机关，还是执行机关，权力之大超越了国民政府的任何机关它同时拥有创制权、决定国防军事之大政方针权、政策实施督导权、预算权、动员权、行政三联制之实行权、命令权、任命权、对于参政人选的决定权、对国民参政会决议的核定权、组织权等。国防最高委员会实行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制，即委员长独裁制党政军三方面均受其指挥，中央党部、各部会、国府五院、军委会及其所属部会都受其统一指挥，同时亦不受平时法律的约束，以命令为便宜的措施，对外作战期间一切重要措施均经其决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国民党政府机关中，侍从室的性质非常独特尽管编制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内，但它并非国民政府明令设置的机关，其组织法亦从未颁行，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内廷机构”，“是为了蒋个人的政治目的和需要组织起来的一个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而且它的组织也是随着蒋的独裁统治的加深和发展，逐步发展扩大起来的”。作为蒋介石个人的御用权力工具，侍从室对军事委员会和行政各部门的事情都要管，不仅覆盖各省主席的任命、军事长官的调动、财政军需调度等，还包括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电文等。侍从室对外并不直接行文，上述文件须加盖蒋介石“玉玺”方能生效。而蒋介石通过侍从室直接控制政府各机关和下达命令的效率非常之高，当然其中省略了法律上许多必要的政府运行程序。例如曾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何廉指出：1937 年 7 月 8 日早上，“我还不知道卢沟桥发生了什么事情；宣传部长（邵力子）得到了消息，但不知道该怎么发布新闻；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什么也不知道，我估计在牯岭的其他部长们情况也一样。但委员长却早已充分了解详情，事实上他的指示都已发到前线了，发到了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时任二十九军军长）、发到了南京的徐谟（时任外交部次长）……这是政府工 作如何运行的一个实例……这再一次证明，真正的实权只落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委员长以及他的侍从室，而不是行政院的办公厅，理论上说，这不是政府的主要执行机构啊。”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对于“民主”和“集中”问题的制度化处理和运用抗日根据地，初期称之为边区，后期称解放区。抗战胜利时，已经由全面抗战爆发前的 1 个发展为 19 个，即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察豫、冀鲁豫、山东、苏北 、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这些根据地北起内蒙古，南至海南岛，总面积 956900 平方公里，内辖人口 9550 万。如何保证中共中央对各边区的领导，如何划分党政关系并保证中共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是中共在抗日形势下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元化领导制”和“三三制”应运而生。“一元化领导制”：中共中央在各地设置中央局或分局作为派出机关，领导边区的党政军民各种事务。与此同时，一些边区成立各级军政或党政军委员会，领导各有关地区的党政军民等工作。边区级的委员会委员、书记一般由中共中央指定。1942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文件中“针对在某些地区党政军民关系中还存在着统一精神不足、各自为政等不协调的现象，强调党的领导一元化”。这一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为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局与分局的负责人和组成人员，由中共中央指定。各区委和地委的负责人及组成人员虽然“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但“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应选择能掌握党政居民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担任之”，他“不仅须懂得党务，还必须懂得战争和政权工作”。其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还体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凡带地方性质的不违犯上级及中央决定的不在此例）。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 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和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各边区遵照规定，各级党政军委员会先后撤销，以各级党委为有关地区一切斗争和工作的领导核心，各级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队的政治委员或指导员，军队、政府、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同级党委的领导工作。“三三制”：1940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此种政权性质主要体现在人员的构成上，遵循“三三制”原则。林伯渠指出“三三制不是无原则的各阶级党派大联合，而是共产党、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三分之一，实施共同纲领，不能容许反共分子在内。”他还指出：“那种把三三制笼统地了解为党外认识占三分之二的观点是不对的。对中间分子要有批评，那种随声附和的办法是有害的，结果徒然增加分歧。在三三制政权中，党一定要领导，一定要在政治上占优势。没有党员不幸，党团一定要受党领导，党员一定要受党团领导，绝对不允许党员随随便便闹独立。那种认为三三制是各阶级各党派的互相制约，说党不要多干涉，党的意见不一定能代表人民，党员有无、多少没有关系等等意见，是错误的。党员目中无党，自己要说啥就说啥，要做啥就做啥，是绝对不许可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在推行“三三制”的同时能够保证中共的领导呢？同苏维埃时期一样，中共对政权的领导通过党团来实现。其任务在于：受领党给予的训令、命令和指示，把党的政策、决定转化为政府主张并付诸实施；在政治原则上团结共事的非党员干部，乃至于团结大多数；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党的影响，阐释、阐明党的主张，提高抗日民主政权的威信；指导在政府工作中的党员统一行动，定期向组织反馈政权工作的相关信息。与此同时党加强对政权工作的领导还通过政府机关中的党支部来实现。李维汉指出：“我们必须不是以党员数量和强制办法，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党员的模范工作，去团结和争取党外人士尤其中间分子，既要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保证党的领导权，又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诚如所指，政府机关中支部在党员发挥个人模范行动和积极工作中推动政权工作的积极运行。实践证明，“陕甘宁边区自从不但在参议会而且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以来，获 得各地中间派的广大好评，即国民党对此亦无法挑剔，同时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获得合理调整，一切政令顺利推行，足证认真地实行‘三三制’，实是团结全国人民解决内部矛盾困难的最正确最有效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