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历史已经翻到了新世纪的一页,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伦理正处在深刻的变革时期。如何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适应今天发展的形势,就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理论界所注意的一个问题,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整个中国改革的格局中,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联系上,从中西伦理道德思想的比较中,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或道德传统进行一次较深入的反思和较全面的估价,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重视人伦和谐在古希腊,也曾有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义务的人伦要求。这种要求没有能够更深入地详细地讨论也没有能够全面地提出在不同等级或同一等级中处在不同关系的人们,彼此之间应以何种关系相处,这是中西伦理传统的一个重要区别。在我国的《尚书尧典》中,最早提出了人和人之间应当如何相处的记载,舜对他的大臣契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这就是说：“契啊!现在老百姓不够和睦团结,人和人之间的五种关系也不很和顺,现在让你担任司徒这种官职,对他们进行这五个方面的教育。在教育时,你一定要发扬宽厚的精神。”这种关系是什么?就是以家族为本位的父、母、兄、弟、子五种关系。从此,在我国就有所谓“修其五教”,并“布五教于四方”。这就是说,应当在全国各地普遍进行五种教育,即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平外成的目的,即把家庭关系处理好了,也就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了。以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把“孝”亲的观念更明确地加以扩大,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人伦关系,更带上等级制的尊卑贵贱色彩,从家庭伦理扩大到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在《论语》中有一段专讲人伦关系的话：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样,就涉及到了夫妇、父子、君臣、朋友四种人伦关系。当然,在孔子那里,最重要的还是父子一伦,即所谓孝。在一切人伦关系中,尽管强调要“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而且,还明确地说,如果人们不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就是有粮食,国君也是不能享受的,但孔子主要还是讲的“孝”。孔子讲“孝”,有较深的层次,有多角度的论述。对于“孝”来说,最低的层次,是要能奉养父母。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敬”。不但要“敬”,而且要和颜悦色,这是更高的第三个层次。但是,在孔子看来,即使对父母能够“养、”“敬”、“色”，也还不能称是到了最高层次。为什么?因为还要能“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并且不要使父母为自己的“成才”立身而忧愁。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重视精神领域的自我修为,以达个体心理和谐从道德起源上来看,从人和动物的根本不同来看,西方的有些思想家们,强调人是一种有理智的动物,人能够用理性来控制感情。人是万物的尺度,固然也可以说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在内, 但就其核心来说,是说的人有理智,从而可以作为评价万物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把“人为万物之灵”,作 为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它强调的不是人的理智,而是人具有动物所不可能有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在古代思想家看来,人在早期之所以能脱离动物界,就是因为人有道德。正由于此,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家们,认为在人的一切需要中,道德需要,是一种最高层次的需要,是一切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孟轲说：“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一段有深刻意义的关于人的需要的观点,值得我们很好分析。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从周公姬旦开始,直到孔丘、孟轲,他们并不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的满足,他认为,老百姓不但要吃饱穿暖,“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而且每家还要养鸡养猪,使老年人可以保证能够有肉吃。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爱人”思想,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和谐精神由于这种具有民族特点的“爱人”思想，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得到发展和传播，因此，又带着很大的剥削阶级的烙印，并在很长时期内被严格的等级关系所制约，从而只能成为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们和欺骗人们的一种虚幻的理论。尽管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不被当作人看待，但是 ，却并没有出现诸如“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一类的理论。正当古代希腊的许多思想家们公开宣称“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的时候，中国的儒家和墨家，却都以“爱人”作为白己理论的重要原则来互争长短。孔丘提出“仁”作为他的学说的“一以贯之”的唯一原则。他的弟了曾了认为“忠恕”是他的老师的理论的唯一原则，其原因可能是“忠恕”是“仁”的内涵，其实质这以原则仍然还是一个“仁”字。孔丘曾明白地解释说，“仁”就是“爱人”。他没有讲，他所爱的“人”中也包括奴隶；但是，我们从字面上来看，也得不出他所说的人就不包括奴隶。应该说，尽管在实质上，他决不会象爱奴隶主贵族一样去爱奴隶，但从一般意义上来看，他所说的“人”是可以包括奴隶在内的。孔了和儒家把仁当作最高的道德原则，这一原则就是要舍己利人、舍己爱人，并且强调这种爱应该是从无私的动机出发的。墨了尽管不同意孔了的某些主张，反对孔丘所提出的“厚葬”、“久丧”以及爱有差别的思想，但他提出的“兼爱”原则，同样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墨了在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同时，甚至还提出更为全面、更为彻底的“爱人”思想。他认为，爱应该不分厚薄亲疏，都施以同样的爱。这就是说，不但要爱一切人，而且要给一切人以同等的爱，这种同等的爱的程度，就是要如同爱白己一样的程度去爱一人。墨了并不象孔丘那样，把“爱人”的思想建筑在纯粹的利他的动机上，而且从功利主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兼相爱”和“交相利”，提出了“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使白己的理论更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在今天看来，尽管他只能是一种空想，因为在阶级社会内，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确实是一种最高层次的人道思想，有着合理的因素，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尽管墨家的思想在很长时期内儿乎处于泯灭状态，但它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的影响还是应当肯定的。白西汉以后，中经宋明至民国初年，儒家的人道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这种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严重扭曲了的。五、从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的关系来看,强调道德层面的和谐中国伦理思想中的道德修养，主要是指的个体的道德修养。中国并不是不重视个体。同西方不同，它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强调个体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所说的道德修养，就是以个体道德为起点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强调“白天了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个体修养。在个人和整体、个体和社会的道德关系上，突出个体的为善的主动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强调在个人道德主动性的发扬中来完善人格，来享受至高无上的精神幸福，从而达到至人、圣人、真人、完人的目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它极力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强调人的“本心”、“良知”、“良能”的重要作用，高扬“良知”、发扬“本心”，宣扬性善，强调修身，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民族心理的又一个特点。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封建道德规范之所以能发生过那么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能够同白身的修养、陶冶紧密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道德的最重要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用实践精神来改造世界和掌握世界的特殊科学。一种道德之能否有改造世界的生命力，除了他的原则、规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外，就在于它能否使这种道德成为人们实际奉行的原则。中国的伦理思想家在道德的修养和践履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料，提供了很多的修养方法，并进行了较深的理论概括。因此，它也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批判继承的。参考文献：〔1〕张小枝，论循环经济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J]；文教资料；2006 年 02 期.〔2〕张世平，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国外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1994 年 03 期 .〔3〕陈立旭，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审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 年 0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