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过程优秀的文学作品好似一面魔镜，它映照出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勾勒出未来的图景，捕捉住人们心灵深处最细微的感受，描绘出人们所能想象到的种种画面。它吸引着人们沉浸在其中，体验品味，留连忘返。那么 ，这样的精神产品，作家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它经历了什么样的“生产流程”？ 文学创作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文学作品不像物质产品那样可以批量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无论是宏篇巨制，还是短章小品，每件文学作品的诞生过程都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不同作家的创作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同一作家不同作品的创作实践。因此，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具体过程是相当复杂、微妙的，具有个别性、特殊性，是不可重复，也是难以复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毫无规律可循。毕竟每一次创作实践，都服从着审美创造的共同目标，都催生着文学作品这种人类特殊的精神产品，都遵循着文学创作的普遍性规律。就一般而言，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或者说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过程，大致上都可以划分为艺术积累、艺术构思、艺术表现这样三个阶段。正如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所说：“我觉得 ，任何艺术创作的过程都可以假想地分为三个时期。一、积累素材时期，二、构思或‘酝酿’作品时期以及三 、写作时期。”[1]一、艺术积累 艺术积累是文学创作的第一步，是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所谓艺术积累，是指作家在进入艺术构思之前，从审美的角度去认识、体验社会人生，并收集、积累创作材料的活动。 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首先需要具备相应的材料。作家从事文学创作 , 也同样必须有材料的准备。无论是创作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是创作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作品，作家都要以一定的材料作为创作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工、提炼、生发、创新。文学创作的材料储藏在社会生活当中，需要作家自己去寻找、挖掘，去发现、积累。 艺术积累实际上包括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观察了解生活和感受体验生活。 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了解，从而掌握丰富的创作材料，这是艺术积累的重要内容。就文学创作来说，社会生活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无穷无尽地呈现着种种纷繁复杂的人生景观。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对社会生活这一客体的观察了解，有着自身的特殊要求。首先，要从审美的特定视角出发 。美是文学的精髓，因此，作家观察了解社会人生，应该随时敏锐地关注一切美的闪光，同时也不放过任何丑的现象，从美与丑的对立冲突中去发掘创作材料。其次，要力求全面、广博、多样。社会生活的领域无限广阔，各种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多重联系。一个作家如果人生视野过于狭窄，在创作中必然受到局限；只有见多识广，才会游刃有余。第三，要尽可能细致入微。在文学作品中，生动的生活细节，往往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这就要求作家在观察和了解生活时，必须重视细节，绝不能满足于粗线条的大致印象 。观察了解生活的必然结果，就是生活材料的大量积累；而一个作家储藏起丰厚的生活材料，进入创作时才能有选择、提炼的充分余地。茅盾在《创作的准备》一文中谈到：“必须记住而且遵循的，是‘取精用宏’这四个字。”所谓“取精用宏”，是说作家在创作中对材料应该尽可能地精炼、提纯，而这种精炼、提纯必须以对丰富材料的大量占有为后盾。材料丰厚，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反之，材料匮乏，则不可避免地会捉襟见肘，底气不足。正是基于对大量占有材料的重要性的认识，茅盾将因材料不足而暴露出的“‘捉襟见肘’的窘相”，视为“作家的致命伤”。 材料积累固然重要，但是，即使客观材料积累再多，如果不能由作家对生活的深层感悟所统摄，那也难以点燃起创作的欲望，难以激发起创作的冲动。因此，在艺术积累阶段，作家不仅要观察、了解生活，同时还要深入地体验生活，感受生活。就是说，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了解，不应是置身度外的冷眼旁观，而应调动发挥出鲜明的主观性和强烈的能动性，积极地面对生活，把握生活，用心灵去感受、体验，力求把握生活的脉搏，领悟人生的真谛。 作家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越敏锐，越深入，越有可能从中获得独到的发现；而这种独到的艺术发现，才是文学创作的真正突破口。法国作家【福楼拜】在指导他的学生【莫泊桑】写作时强调指出：“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去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见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见的东西，因为人们用眼观看事物的时候，只习惯于回忆起前人对这事物的想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点点未被认识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为了要描写一堆篝火和平原上的一株树木 ，我们要面对着这堆火和这株树，一直到我们发现了它们和其他的树其他的火不相同的特点的时候。”[2] 艺术积累阶段中，作家观察、了解生活与体验、感受生活应是一体的。在这一过程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通过广泛地接触生活、观察生活，以及深入地感受生活、体验生活，进而透彻地认识生活，并从独特的角度去发现生活，把握生活，在一般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其不寻常的意义，发现美的所在。正如【罗丹】所说 ：“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3]显然，这样收集积累起来的材料，才不会浮光掠影，留于表面现象，不会是一般化的、零碎的、 孤立的，而往往是独特的、有新意、有深度的，能够显现出巨大的艺术潜力和重要的艺术价值。这种对生活的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认识，正是优秀作家的过人之处，也正是优秀文学作品得以诞生的基础。 艺术积累的材料获得，一般来说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作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见闻得到第一手材料 。如鲁迅创作散文集《朝花夕拾》，所根据的就是自己童年至青年时期的亲身经历。雪莱也说过：“我从童年就熟悉山岭、湖泊、海洋和寂静的森林。……我曾在遥远的原野里漂泊。我曾泛舟于波澜壮阔的江上，日以继夜地驶过山间的急湍，看日出、日落，看满天繁星闪现。我见过不少人烟稠密的城市，处处看到群众的情操如何昂扬、磅礴、低沉、递变。我见过暴政和战争的明目张胆、暴戾恣睢的场景；多少城市和乡村变成了零零落落的断壁废墟，赤身裸体的居民们在荒凉的门前坐以待毙。……我就是从这些泉源中吸取了我的诗歌形象的养料。”[4]这种材料又称直接素材。另一个渠道是借助他人帮助或依据文字记载等得到二手材料。例如，果戈理创作的《外套》，主要的依据就是朋友讲述的一个小官吏丢猎枪的逸事。在很多情况下，作家往往是从两个渠道共同获益。像托尔斯泰创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一方面他仔细深入地研究有关法俄战争的历史资料，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另一方面他有着在塞瓦斯托波尔做炮兵军官的切身经历，特别是有着亲历战场而获得的关于“什么是恐怖和勇敢，什么是经常接近死亡，什么是搏斗”的直接人生体验。正是基于这种亲身经历，他才能从艺术的意义上真正占有那些历史材料，才能如此真实有力地展现法俄战争的宏伟场景，才能“把历史小说写得生动活现”，也才能写出他对那段历史、那场战争的独特人生感受。 对作家的艺术积累来说，有些材料是无意中获取的，即作家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并没有有意去寻觅、记录 、记忆、思索，但一些生活现象往往潜移默化地作为鲜活的信息资料储存进了大脑，沉淀在记忆的信息库里。一旦需要，遇到适当的契机，它们就会被调动出来，转换成创作的素材。而有些材料则是作家有意收集的。作家常常在比较明确的创作意图或某种内心的创作欲望、创作情绪的推动引导下，积极地关注生活现象，拓展生活视野，获取相关的信息资料。托尔斯泰做炮兵军官的亲身经历当属前者；而曹禺为创作《日出》主动深入社会下层观察、体验所获得的材料则属后者。在创作中，无论是有意的积累还是无意的积累，都是作家进行创作的重要基础。 由此可见，艺术积累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作家在占有丰厚生活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取精用宏”，“薄发厚积”；而在观察、了解生活的同时，深入地认识生活、体验生活，获得独到的审美发现，则是文学创作走向成功的良好开端。二、艺术构思 艺术构思是整个文学创作活动的中心环节。它是指作家在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在某种创作动机的指导下，通过复杂的心理活动，在头脑中把生活素材转化为整体内心形象结构的思维的过程。 艺术构思虽是文学创作的第二步，但却是相当关键的一步，是精神活动最紧张、最活跃的阶段。它有可能促使文学创作走向成功，进入最后的物化阶段，创作出文学作品；也有可能导致失败，使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断。艺术积累阶段所进行的毕竟只是准备和储存活动，这种准备和储存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使文学作品的产生具有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否能真正实现，丰厚的素材是否能得到有效的利用 ，关键还在于作家的艺术构思。因此，对于整个创作过程来说，艺术构思阶段更具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作家的艺术构思起始于一定的创作冲动。当作家偶然为生活中的某个人物或某些事件、现象等强烈吸引，受到某种启发时，往往会生发出一种不能自已的愿望，要把自己感受、领悟到的一切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创作冲动。这种由生活中某种因素的激发而引起的创作冲动，是从艺术积累阶段进入到艺术构思阶段的转折点，是推动艺术构思全面展开的心理动力。当代作家【杨沫】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冀中游击区生活过。一次，她偶然接触到一本书《牺牲》，“书的封面印着殷红的滴滴的鲜血，书的里面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的照片、生平和遗书”。这是一本为纪念在大革命中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者的纪念册。【杨沫】回忆说：“看了这本书我激动得很厉害……许多许多年轻有为的革命同志，他们生前的照片那么英俊、豪迈、栩栩如生，可是在这些可爱的照片下面，却是他们被国民党枪杀后，躺在棺材里鲜血淋淋的照片……看了这些照片我忍不住哭了。……当时我就想，要能把这些崇高的英雄人物描写出来够多好啊！”[5]后来写成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就是在这本《牺牲》的触发下开始构思的。 进入到艺术构思阶段后，作家主要是在创作冲动的推动下，按照其审美追求，展开艺术想象，把已经积累的生活素材加工转化为特定的内心形象系统。这时，由各种渠道收集起来的材料、信息在这里融汇，并不断碰撞、分解、联缀、整合，作家的心中涌现出各种设想，头脑中激起无数个念头，内心形象则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完整。具体来说，作家的艺术构思包括着素材的整理使用，题材的确定，主题意蕴的开掘，形象的成型，结构的安排，体裁及表达方式的选择等多项任务，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形象的确立和形成，其他诸方面都是围绕着形象这一中心来展开的。显然，艺术构思是作家创造性精神劳动的高度紧张时期，也是复杂心理活动特别是艺术想象的高度活跃时期。 艺术构思中的形象，也称为内心形象，它与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有别。它是在原始材料、原始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艺术的提炼、概括，在作家的头脑中逐渐成形的。它存在于作家的“内宇宙”中，完成于作家的 心理层面，还有待于作家在艺术表现阶段赋予其相应的语言形式。也就是说，作家首先要通过艺术构思创造出内心的完整形象，然后才有可能将其外化为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文学创作的这一规律与其他艺术门类有相似之处。宋代【苏轼】强调绘画创作要“胸有成竹”：“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6]这说明，成功的艺术创造，首先在于内心形象的成熟、完整，即“得成竹于胸中”，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在艺术表现时才不会导致“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的拼凑。与此相印证，作家在进入艺术表现之前，必须经过艺术构思，将原先零散的无序的印象整合成完整清晰的内心形象，真正做到了然于心。比如说塑造人物 ，一定要使人物在头脑中基本成型，不仅外表清晰生动，性格特征鲜明突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且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情节的设置、结构的组织等诸多方面，都要筹划妥当， 达到“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的境地，否则艺术表现就无从谈起。俄国作家果戈理在《作者自由》中曾经谈到过自己的切身体会 ：“我的人物的完全形成，他们的性格的完全丰满，在我非等到脑子里已经有了性格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搜集到了每天在人物周围旋转的所有零碎，直到最小的胸针，一句话，非等到我从小到大，毫无遗漏地把一切都想象好了之后不可。” 作家内心形象的成熟一般要经过哪几个步骤？ 作家内心形象的成熟，往往要经历一个相当复杂而艰辛的心理过程，别林斯基讲过： “正像母亲在自己腹内负载着和孕育着婴孩一样，创作过程和生育过程颇不乏相似之处”。[7]它大致包括形象的萌发、形象的孕育、形象的成形三个步骤。 形象萌发，常与作家创作冲动的发生相伴随。这时，作家已经有了厚实的艺术积累，由于受到生活中某种偶然因素的触动，而被吸引，被激发，在创作冲动的催促下，主动投身于内心形象的创造。为了创造内心形象，作家以自身的审美情感和人生感受去统摄、提炼生活材料；于是，从主客观的冲撞、交融之中，萌生出了新的内心形象的雏形。这雏形虽不够清晰，不够完备，然而已经深印在了作家的脑海中，并开始获得了艺术生命。它仿佛一颗种子植入了肥沃的土地里，一点火星溅落到了干燥的柴堆上，其前景将无可限量。据说英国诗人【济慈】某次在好友勃朗家的一棵树下，偶然听到一只正在做巢的夜莺的鸣叫。受到那迷人的夜莺叫声的打动和感染，【济慈】胸中鼓荡起了创作的激情。他坐在树下的草地上，把对人生的冥思与感悟化入夜莺的叫声，于是，后来出现在著名诗篇《夜莺颂》中的快乐而又永生的夜莺意象，就从这里开始萌发了。 形象孕育，即作家将已经萌发的内心形象，进一步加工、充实、改进、完善。作家孕育内心形象，不仅有对感性材料的提炼化合，更有主观情感的浸润灌注。这时，作家的创作意图逐渐清晰，情感活动逐渐深化，艺术想象力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内心形象的雏形在作家头脑中高度活跃，得到不断酝酿和发展，渐趋具体、完整、鲜明、生动。特别是作家对内心形象各种细节的构想越来越充实、完备。如老舍在创作小说《骆驼祥子》时，对祥子这一形象做了基本定位后，又逐步加以发展。先是以祥子为中心，确定与其他人的关系；有了活动的生活环境，再构想他在生活中的种种情况：“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饭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8]由于这样的一番孕育，内心形象自然一步步丰满起来，鲜活起来，深邃起来，向着更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方向发展。 形象成形，即内心形象在作家头脑中基本完成、定型。经过深思熟虑，作家充分展开的艺术想象力所结出的硕果终于成熟了。这时，诗人那涌动的情感，了无痕迹地化为了富于巨大艺术张力的特定情境；小说家构思的人物，其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复杂的人生命运在特定情节曲折发展中得到了突出显现；剧作家也在不断激化的矛盾冲突中为人物和事件设定了结局……与此同时，文学作品的具体结构方式，也有了比较清晰的设想 。内心形象的成形，意味着作家艺术构思使命的完成。 经历了萌发、孕育、成形，内心形象如此生动、鲜活地显现在作家的脑海里，甚至成为了作家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如别林斯基所说：“这些形象、这些典型，挨次地胚胎、成熟、显现；最后，诗人已经看见了他们，和他们谈话，熟知他们的言语、行动、姿态、步调、容貌的轮廓，从多方面整个儿看见他们，亲眼目睹，清楚得如同白昼相逢；在笔尖赋于他们形式之前，就看见了他们，正像拉斐尔在用画笔把玛董娜的形象移置于画布之前，先已看见了这个天上的神造的形象一样，也正像【莫扎特】、【贝多芬】、海登在用笔把音符移写到纸上之前，先已听到了这些从灵魂里被他们激发出来的神妙的音响一样。”[9] 在将生活材料心灵化以构成内心形象体系的艺术构思过程中，作家的构思方式是复杂多样的。一般说来，最常用的构思方式就是综合法。文学创作总是要在占有丰富生活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作家进行艺术构思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最有效地处理和使用生活材料。而为创造内心形象对生活材料所做的提炼 、概括和熔化重构，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综合成分。因此，许多作家都以综合法作为自己展开艺术构思的基本方式。鲁迅谈到过自己小说创作的切身体会：“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 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10]列夫·托尔斯泰称自己构思【《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这一形象时，是“拿过达尼雅来，把她用苏妮亚一同捣碎，于是就出现了娜塔莎”。[11]高尔基也说过，他是观察了几十个商人的儿子，看到了他们对作为商人的父亲不满意，对富裕的生活也不知足，反称之为“令人苦恼的贫矿生活”后，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才创造出《福玛·高尔捷也夫》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拼凑”、“捣碎”、集中，都体现出综合的特征。当然，综合法的具体运用往往不尽相同。可能是多种材料的综合，如鲁迅说的“拼凑”、“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12]；可能是以几种材料为主，杂糅其他材料综合而成，如托尔斯泰说的“捣碎”；或是主要依据某一材料，在此基础上选取别的材料加以补充，如屠格涅夫构思小说《木木》的主人公盖拉新时的情况。 事实上，作家在从事艺术构思时，想象力和创造力异常丰富，异常活跃，因而构思方式也不会是单一的。在综合的基础上，作家有时也采用强化突出、夸张变形、陌生化等方法，以求得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强化突出，是在构思中调动多种材料和手段去集中表现形象的某一主要特征。例如，契诃夫在塑造小说《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的形象时，曾从外表、语言、心理、行动等多种角度，去突出表现他那极端保守，对一切新事物都怀着强烈恐惧与仇视的畸形心态。夸张变形，是在构思中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改变常态、违反常规的方式去塑造形象。如【拉伯雷】笔下的卡冈都亚、【安徒生】笔下的拇指姑娘、【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蒲松龄】笔下的花妖狐仙等，都是以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陌生化，是在构思中着力赋予形象以特殊的形式，使之变得奇异、陌生，从而造成与普通日常事物的疏离，以增加读者感受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强化审美效果。如【闻一多】在创作《死水》时，用“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等如此美好的词语，去描绘“一沟绝望的死水”的形象，就是采用了陌生化的方法。 在艺术构思中，内心形象经过作家心血的灌溉抚育，逐渐形成，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主体与对象辩证统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作家要依赖于客观事物，依赖于生活材料，即主体的对象化；另一方面，作家又要释放主观情感，表现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即对象的主体化。内心形象就是在这种主体与对象交融合一的矛盾运动中萌生、孕育、成形的。而且，内心形象一旦成形后，便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力，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去发展。托尔斯泰在谈到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的悲剧结局时说：“一般来说，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的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喜欢！他们做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做的，和现实生活中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13]当内心形象获得了独立的艺术生命之后，艺术构思的使命就大体上完成了。随之开始的是文学创作的下一个阶段艺术表现。三、艺术表现 艺术表现作为文学创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指作家在艺术构思的基础上，运用文学语言以及各种表现手段 ，把内心形象系统传达出来，转化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 艺术构思固然非常重要，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关键，但艺术表现也是不可或缺的。经过艺术构思，作家在头脑中形成了蕴含着独特人生感受的内心形象。然而，这种内心形象即使再成熟，它也只是一种存在于作家的“内宇宙”中的心像，只具有内视性，除作家本人之外，其他人无法对其感受认知，因而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形象。只有进一步经过艺术表现阶段，作家运用文学语言，在相应的结构、体裁等样式中，将构思孕育的内心形象系统外化并定型下来，使其成为他人能够感受认知的审美对象，这样，艺术形象才真正被创造出来，文学作品也才真正诞生。 在艺术表现阶段，作家直接执笔写作，其使命是推动审美经验的外向化，赋予内心中内心形象系统以特定的语言形式，从而构成文学作品的文本形式。不同作家艺术表现的具体情况可能千差万别，然而总括说来，都不是一个简单易行、省心省力的过程。成功的艺术表现，往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要经历漫长的跋涉，要克服重重的困难。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谁不能叼着一支雪茄，就在公园散步的同时，弄出七、八个悲剧来呢？谁不会构思出几部最精彩的喜剧呢？在自己那个供想象的后院里，谁没有一些最精彩的题材呢？不过 ，在这种初步的工作和作品的完成之间，却存在着无止境的劳动和重重的障碍，只有少数有真才实学的人，方能克服这些障碍。……构思一部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是把它写出来却很难。”[14]晚唐诗人【贾岛】甚至慨叹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艺术表现之所以并不轻松省力，甚至需要耗费大量心血，推究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作家内心的形象系统与语言形式之间并非直接对应。在艺术构思阶段形成的内心形象，是以前语言的形态存在于作家头脑之中的；到了艺术表现阶段，作家则要以作为概念符号的语言将其固定下来，表现出来。于是，作家就不可回避地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考验，即基于心理结构中概念与表象之间的微妙联系，寻找与内心形象间接契合的最佳语言表现形式。可以说，将内心形象准确而恰当地表现于相应的语言形式，乃是作家在艺术表现阶段的最高追求。古往今来，多少作家都曾为探寻和创造能最恰当最完美地传达表现内心形象的语言形式而竭尽全力。然而，这一点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实上，由于形象与语言并非直接对应关系，作家所构思的内心形象系统与语言形式很难达到完美契合的境地，它们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位和距离。这种因“辞不达意”，因语言难以完美表现内心形象而产生的苦恼与困惑，是许多作家都深尝 过的。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陆机】在《文赋》中讲：“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并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刘勰则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讲到过文学创作实践中“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成篇，半折心始”的状况给作家所带来的困扰。俄罗斯作家高尔基曾感慨道：“很少有诗人不埋怨语言的‘贫乏’ 。……而这些埋怨的产生，是因为有些感觉和思想是语言所不能捉摸和表现的。”[15]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说过，他创作小说，“想的比写的好”。不过，艺术表现的困难既意味着考验也意味着机遇，文学创作的艰辛是与乐趣并生的。优秀的作家在困难面前不是选择退避而是选择进取。他们往往能正视困境，充分发挥驾驭运用语言的特殊能力，认真选择，反复斟酌，仔细推敲，精心锤炼，以求构想出与心中的形象最为契合的语言形式，达到对语言自身局限的突破，从而实现形式对内容的征服，完成令人叹为观止的语言创造。在中国诗歌史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红杏枝头春意闹”，“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些诗句中诗人对语言的精雕细刻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其次，作家的艺术构思活动在艺术表现阶段并没有完全终止，有时会与艺术表现交错重叠。作家通过艺术想象力的充分展开，化合生活材料，融入主体因素，在内心中形成了特定的形象系统。然而，这些内心形象在未转化为语言形式之前，即使构思得再成熟，仍具有一定的朦胧性和模糊性，不可能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 。到了艺术表现阶段，作家面临着把内心形象用语言符号固定下来的任务，这就需要使内心形象进一步清晰化和精确化。也就是说，在艺术表现的同时，总会伴随着艺术构思的微调。至于作家开始执笔写作之后，对内心形象系统加以必要的完善、补充、加强、深化，甚至做出重要修正的情况，也是十分常见的。在普希金、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鲁迅、巴金等许多著名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中，都有这方面的实例。正如黑格尔所讲的：“按照艺术的概念，这两方面心里的构思与作品的完成（或传达）是携手并进的”。 [16]显然，艺术表现阶段并不是单纯的写作阶段。艺术构思的延伸、交叉，无形中更增加了艺术表现的难度。 在艺术表现阶段，形式的意义非常重大，不可忽视。作为艺术构思成果的内心形象系统，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传达出来，才能转化为他人能够把握和欣赏的文学作品。对内心形象系统的定型、物化，实际上就是语言、结构、体裁、表现手法等形式因素对内容的一步步征服。选择运用什么样的形式，如何运用这些形式去体现艺术构思的成果，这直接关涉到作家心中的内心形象系统能否得到准确鲜明、生动深刻、完整全面的外化，是每个作家都必须着力去解决的问题。对形式的把握，也就是艺术技巧的问题。对于文学创作来说 ，艺术技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项深奥的、基本的操作”[17]。具体说来，体裁选择为内心形象系统的外化确定基本的文体样式，结构安排为具体内容找到相应位置以及最佳组合关系，表现手法将这些具体内容体现得更加生动、突出，而最为关键的则是语言的运用，不仅内心形象系统必须借助语言固定下来，而且体裁、结构、表现手法等也都必须以语言为依托。艺术技巧的选择运用、搭配组合，变幻莫测，无穷无尽，要真正达到既使内心形象系统获得完美体现又自身了无痕迹的境地，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如刘勰所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18]对艺术技巧的掌握，乃是检验作家艺术功力深厚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例如，鲁迅所创作的小说，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却又各不相同：《药》以一隐一显的双线结构，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纳进了重大的社会内容；《祝福》的呼应手法和倒置叙述，营造出了由喜庆氛围反衬的强烈的悲剧色彩；《狂人日记》以日记文体和象征方式，直抵人物心理的深层，并为审视封建社会提供了一个陌生化的视角；《离婚》中有如漫画般的夸张语言，在幽默中显出了辛辣的嘲讽；更不要说《阿 Q 正传》那独特的“人物传记”笔法……篇篇形式完美、独到，又绝不乏深刻内蕴和深沉感受。当然，鲁迅之所以伟大，主要不在于他艺术技巧的娴熟，而在于他对中华民族的无比炽热的感情和对中国社会的无比深刻的洞察；不过，深湛的艺术功力和高超的艺术技巧，确实为鲁迅的小说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如何认识文学创作中的灵感现象？ 文学创作就总体而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精神劳动。然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有时也会有短暂瞬间即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特殊情况。这种特殊情况就是所谓的“灵感”。“灵感”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在艺术构思阶段，“灵感”可以使作家对内心形象的想象孕育形成飞跃；在艺术表现阶段，“灵感”可以使作家对语言及其他形式因素的运用创造迅速推进。“灵感”的心理现象，活跃在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之中。郭沫若早期在创作《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等著名诗篇时，“灵感”就曾经发挥过重要的效应。郭沫若若干年后回忆说：“《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好放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 ，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 。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那种发作也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on）吧？”[19] 所谓“灵感”，是在人类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就文学创作而言，“灵感”是 指作家在偶然机遇的触发下，艺术想象高度活跃，艺术技巧超常发挥，创作进程短时间内突飞猛进的心理状态。对于灵感的降临，很多作家都作过生动的描述。【陆机】在《文赋》中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 ，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 。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德国作家歌德晚年回忆过他创作某些诗歌时的情景：“事先毫无印象或预感，诗意突如其来，我感到一种压力，仿佛非马上把它写出来不可。这种压力就像一种本能的梦境的冲动。在这种梦行症的状态中，我往往面前斜放着一张稿纸而没有注意到，等我注意到时，上面已写满了字，没有空白可以再写什么了。”[20]俄国作家果戈理也讲过自己创作中的切身体会：“我感到，我脑子里的思想像一窝受惊的蜜蜂似的蠕动起来；我的想象力越来越敏锐。噢，这是多么快乐呀 ，要是你能知道就好了！最近一个时期我懒洋洋地保存在脑子里的，连想都不敢想写的题材，忽然如此宏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全身都感到一种甜蜜的战栗。”[21] 文学创作中的“灵感”现象，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一是突发性。“灵感”的出现，事先没有丝毫迹象，没有任何暗示，突然降临，不期而遇，是不可预知的。二是短暂性。“灵感”一旦出现，存留的时间不会很长，稍纵即逝。据说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梦中因“灵感”构思长诗《忽必烈汗》，醒后立即提笔写作，但只写下了五十几行诗句，便有客来访，打断了思路。待客人走后再想写时，梦中思绪已经模糊，无法追忆了。三是突破性。“灵感”出现时，作家的精神专注，情绪亢奋，想象力处在极端活跃的状态中，因此往往能打破常规，获得刹那间的洞察了悟，形成超常的创造力，明显推进文学创作的进程，为文学创作带来突破性的成果。 “灵感”作为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一种超常的心理状态，在其偶然性的表面现象中，存在着必然的因素。就是说，“灵感”的出现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方面，“灵感”基于作家长期的艺术积累和勤奋的创作劳动。古人曾有“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22]的说法。美学家【朱光潜】也讲过：“杜工部常自道经验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所谓‘灵感’，就是杜工部所说的‘神’，‘读书破万卷’是工夫，‘下笔如有神’是灵感。据杜工部的经验看，灵感是从工夫中来的。”[23]显然，一个作家如果缺乏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缺乏对文学创作的全身心的投入，“灵感”是不可能出现的。另一方面，灵感的产生还要有适当的契机触发。这种触发的契机，其作用犹如点燃干柴的火种。干柴已经具备了燃烧的充分条件，但只有与火种相遇后，才有可能腾起冲天的烈焰。如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的“灵感”，就是由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触动诱发的。原本托尔斯泰对哈吉穆拉特的事迹已有了比较充分的掌握和了解，但是一直未能实现艺术的升华。直到有一天，托尔斯泰在田野道路近旁见到一株遭到车轮无情碾压后依然顽强挺立的“鞑靼花”，受到深深触动，“灵感”被激活了，于是哈吉穆拉特那充溢着不屈生命力的形象才迅速树立了起来。 “灵感”确实值得作家格外珍视。不过，“灵感”毕竟是一种短暂的心理现象，并不能帮助作家解决创作过程中的所有问题。正如【罗丹】所说：“任何瞬息的灵感，事实上不能替代长期的工作。” [24]因此，即使“灵感”能不时带来重要进展，作家从事文学创作依然要耗费大量心血，无论是艺术构思还是艺术表现都不例外。据说海明威创作小说《永别了，武器》，仅开始部分，就修改达 39 次之多。如此辛勤劳作，其目的正是为了确保文学创作的真正成功。 总起来看，从艺术积累到艺术构思再到艺术表现，体现了文学创作活动的一般过程。然而，文学创作毕竟是极其复杂并带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精神劳动，因此这种一般过程体现于不同作家的创作实践之中，具体情况必然千差万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家实际的创作进程中，艺术积累、艺术构思、艺术表现三个阶段既彼此衔接，又常常是相互交错，相互渗透。在艺术积累时期，可能已经闪现出了某些艺术构思的大体设想；在艺术构思阶段，有些作家可能为完善内心形象系统而重新深化生活体验，有些作家则可能提前着手进行一些片断的写作；到了艺术表现阶段，材料若不合适还可以再去收集，构思的成果若有缺陷也还可以再做调整和改进。有时三个阶段贯通紧密，一气呵成；有时则相隔较长，乃至“朝花”而“夕拾”。这些正体现着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