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第七章 杜甫一、杜甫被誉为“诗史”的涵义是什么？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 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杜甫写了《洗兵马》，其中提到胜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提到回纥军助战、在长安受到优待的事，提到平叛诸将的功业。反映了此一事件在当时造成的普遍心理。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宦官市舶使吕太一反于广州，杜甫后来写了《自平》。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从杜诗可见安史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 而《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学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社会风貌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从如此广阔的视野如此频繁地写时事。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 但是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二、请论述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长篇如此，短章也如此。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没有，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入门闻号眺，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但又没有喷薄而出，“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个人的悲痛变成了对于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梦李白二首》也是这种回环反复表达感情的很好例子，梦中见其来，又疑其真来；分明他已真来，又疑其何以能逃出牢笼，定非真来；说他并非真来，又分明见其月色下的憔悴颜色。真真幻幻，表现的是浓到如酒的情谊，深沉低回，波浪起伏。《北征》、《洗兵马》、《壮游》、《同谷七歌》、《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还有前面提到的《秋兴八首》都是这样的例子。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除了沉郁顿挫之外，杜诗还有其他的风格。胡震亨说杜甫的诗“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 ，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唐音癸签》卷六)，就是说的杜诗风格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正是伟大作家艺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志。在杜诗的多样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闲适情趣，安静明秀的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萧散自然的特色。这类诗不少，如《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鱼鸟自得其乐，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生一份闲适愉悦情思。“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漫成二首》其一)“野船明细火，宿鹭起圆沙。” (《遣意二首》其二)“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徐步》)“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 (《独酌》)这些都是萧散心境、闲适情趣的产物。这类风格最有代表性的，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三：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其五：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其七：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　　这组诗把萧散自然的情怀抒写得从容和优雅，让人神往。《绝句漫兴九首》也是如此。 杜诗的不同风格的形成，与杜甫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或处于战乱之中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这时的诗 ，往往便表现为沉郁顿挫。长安困顿、陷落贼中、华州鄜州时期、陇蜀道上、夔州以后的诗，多数是这类风格。当他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第八章 韩孟诗派一、韩孟诗派有哪些诗歌主张？作为一个诗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 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恩，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 这篇序文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盂郊作的，文中以“善鸣”推许孟郊，则其更重视穷愁哀怨者“鸣其不幸”的倾向不言自明。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这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声”虽都可视作“不平”之鸣，而且所谓“欢愉之辞难工”并不是说不能工，“穷苦之言易好”也不是说一定好，但从文学创作规律来讲，因前者出于王公贵人之手，其生命状态多平易流滑，便很难表现出“鸣”的深度；而后者饱经困苦磨难，其生命力与阻力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不平”之鸣便易于惊动俗听，传之久远。 “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本来，作为诗文大家的韩愈是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是“馀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并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只是抒写“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以“舒忧娱悲”(《上兵部李侍郎书》)而已。 然而也正由于韩愈没有把诗与文等量齐观，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性。“感激怨怼”就是“不平”，“舒忧娱悲”就是将 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发出去，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送孟东野序》)，指的便是这种情况。由此看来，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宣泄，尤其是“感激怨怼”情绪的宣泄，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特质。 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笔补造化”。用李贺的话来说，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 (《高轩过》)。“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孟郊非常欣赏“手中飞黑电 ，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的书法艺术创造，由此而及于诗，他认为虽“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绳律“万有”(《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 在《赠郑夫子鲂》中，他这样说道：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将天地纳入“胸臆”之中，“由我” 来尽情地裁夺，这是何等大的气魄!而只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 物象， “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与孟郊相比，韩愈更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他一再说：“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 《咏雪赠张籍》)；“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研讨诗文而至于“幽玄”，搜求“智网”复辅以“雕刻”，造端命意、遣词造句则要力避流俗，觑寻“天巧”，足见韩愈的创作取向。韩愈还屡屡强调写作要“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要大胆创新，“勇往无不敢”(《送无本师归范阳》)。 他说“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这已经不是要“笔补造化”了，而是在向造化宣战。司空图评韩诗云：“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序》)韩诗这种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其特富创新意识的诗歌理论以及中唐的文化趋向有着紧密的关联。韩孟诗派在倡导“笔补造化”的同时，还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在《调张籍》一诗中，韩愈这样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避出八荒。精神忽交 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此诗与当时一些崇杜抑李论者迥异其趣，给予李、杜诗以同样的高度赞誉。这赞誉的落脚点不在李杜诗的思想内容，而在其诗“巨刃磨天扬”那奇特的语言、雄阔的气势和艺术手法的创新。 所以韩愈与李杜精神之“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他欲追踪李杜，所取法也正在于此。所谓“拔鲸牙”、“酌天浆”，将其胆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发挥到极致，完全是一派天马行空 、超越世俗的气象。这是一种全新的审美取向，韩愈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实践它，而且用以审视、评价、赞许同派及相关友人的诗作。他说孟郊的诗是“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说贾岛的诗是“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说张籍的诗是“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说自己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是“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其着眼点都在力量的雄大、词语的险怪和造境的奇特。尽管上述某些评论并不符合诗人们的创作实际，但却突现了韩愈的美学思想；尽管在论诗时韩愈也注意到了“妥帖”、“平淡”的一面，但由于他主张的重心在雄奇险怪，便往往顾不上平淡妥帖了。二、韩孟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外，还大胆创新，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韩孟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外，还大胆创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人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不少“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的佳作。韩愈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作为古文大家，他熟谙古文章法，而他的尚奇精神和豪放性格也使他不惯于诗律的束缚，所以采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入诗，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乃是其诗散文化形成的一个要因。 且看他那首有名的《山石》：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轧?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全诗单行顺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按照时间顺序，直书所历所见，诗人的游踪在有条不紊的叙述 中一一展现出来。 在结构安排上，一方面以浓丽的色彩来点染景物，一方面以清淡的笔触来抒发情怀，浓淡相间，自然清朗，一种摆脱尘世牢笼完全放松的自由感、一种挣开格律束缚追求诗歌原始美的主体精神充溢于字里行间，似散文，却又极富诗意。韩愈不仅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而且还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五言诗如《符读书城南》之“乃一龙一猪”，《泷吏》之“固罪人所徙”，《谢自然诗》之“在纺织耕耘”，《南山诗》之“时天晦大雪”； 七言诗如《送区弘南归》之“嗟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时若发机”，《陆浑山火》之“溺厥邑因之昆仑”、“虽欲悔舌不可扪”，都有意拗峭句法，使语势、节奏滞涩不畅，与传统五言诗之上二下三型、七言诗之上四下三型节奏迥然不同。又如《嗟哉董生行》：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女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不受韵律、节奏、对称的约束，完全打破了诗歌圆转流利、和谐对称的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新颖、生僻、怪奇，散文倾向也更为明显。在以文入诗的同时，韩愈还无视古典诗歌重形象、重比兴、重趣味的传统，屡屡在诗中大发议论，直接表述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形成了以议论人诗的特点。《荐士》、《醉赠张秘书》、《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等诗都穿插有议论，其《谢自然诗》“余闻古夏后”以下 36 句，《赠侯喜》“是时侯生与韩子”以下 14 句几乎全是议论。这些议论，有的饱含忧怨，语义劲直，下笔不能自已；有的则纯属说教，用哲理取代了形象，读来枯燥无味。至如有的议论抒情色彩浓厚，且凝练简洁，洒脱率放，足以振起全诗，自然是不可欠缺的。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的路子上，韩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就。他以宏大的胆气驾驭诗篇，赋予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他雕镂词句，尚险求奇，营造出大量他所独有的险怪意象；他以文人诗、以议论人诗，开一代诗风，这些无不展示出他在中唐诗坛所具有的独特地位 。清人叶燮《原诗》说得好：“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事实上，韩愈的“崛起”及其对唐诗的“大变”，不仅在当时引人瞩目，而且对后世尤其是宋人的诗歌创作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破坏传统的同时也必须建立新的规范，这种规范，韩愈在诗中并非没有建立，但相比起他的散文来还有欠完备。如用词造句刻意求新致使语意晦涩，对诗材的不加简择导致意象过于丑陋怪诞，大量使用散文化句式和哲理性议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节奏美、形象美。如此种种，既对后世的诗歌创作造成不良影响，也曾引起后人的议论和指责。对于一位诗坛的改革者和新诗风的开创者来说，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