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文运动以前的文风复古 第一节 唐以前的复古 最早在意识地出于功利目的而提倡散体文的，历来认为是西魏的宇文泰、苏绰等人。《周书·苏绰传》有云：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绰为六条诏书，其六云： 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浮薄者，则衰弊之风；质直者，则淳和之俗。衰弊则祸乱交兴；淳和则天下自治。治乱兴亡，无不皆由所化也。 所以批评晋以来，文章务为浮华，遂成风俗。于是命苏绰仿《尚书》为大诰，以质朴的古文诏示天下，但过于古奥，矫枉过正，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史称“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周书·庾信传论》）南朝梁裴子野《雕虫论》也对流行文字内容空虚和形式浮靡提出了批评，在禁省十余年“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梁书·裴子野传》）当然也有人比较客观，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论古人之文与今世文士之不同：“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由此主张“宜以古之体制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隋文帝开皇四年（584），诏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马幼之以表文华艳付所司治罪。李谔《上隋文帝革文华书》指斥魏晋以来的文风是： 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功，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学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 而另一类则上承贾、董，词义畅直，宏博疏快，唐文风格为之一变。虽仍是骈文，但已经散化，如《谏用刑书》： 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用权智也；强力协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足，然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所贵矣。况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专用刑杀以为威，断可谓策之失者也。 伏观陛下圣德聪明，游心太古，将制静宇宙，保乂黎民，发号施令，出于诚慊。天下苍生，莫不想望圣风，冀见神化，道德为政，将待于陛下矣。 后世对陈子昂革新文风的作用非常推崇，他的影响所及可以从以下的统计数字中看出。罗宗强先生《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统计开元二十九年间登进士第的七十六人，有四十四人作品保存在《全唐文》中，共 761 篇，除 95 篇赋外，骈体文 423 篇，散体文 211 篇，骈散间行 32 篇。骈体文中，制诏 215 篇，颂赞38 篇，共 253 篇，而这两种文体是习惯用骈体写的，即使古文大家韩愈也用骈体写制文。元稹以古文写制，但并未流行。则骈文除去诏制赞颂仅有 170 篇，比古文要少。尤可注意的是以前常用骈体写的文体，如表、祭文、以至敕和册文，此时也有人用散体写。贾至用散体写敕，颜真卿 11 篇表，只有一篇用骈体，余皆散体。六朝以来，碑志用骈体，而颜 33 篇碑志，除一篇间有骈句外，都是散体。这些统计说明古文的写作，已经在慢慢多起来了。也是说，文体的转变已成为朝野共识 约 683 至 754 年的七十年间，唐代文章进一步形成了宽厚宏博之风，其代表作家是“燕、许大手笔”。其间史学家刘知几比较突出，他在《史通》中批评绝对的骈偶化倾向，认为自班、马以来，史道陵夷，“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言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而堆砌典故则是“虚引古事，妄足 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浮辞艳藻是“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但我们切不认为他是反对骈文的，不然他也不会用骈文写作这部耗费他大半生精力的史学巨著。如果读书不多，史事不熟，必须借助注释才能读懂。此书与《文心雕龙》为学术史上两座以骈文写成的并峙的高峰，只不过《史通》较《文心》更易明了。 张说在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苏颋玄宗时与宋璟同为宰相。二人皆以文辞见长，自中宗以为，朝廷重要文件都出自二人之手，时号燕许大手笔。张说尤为突出。 《赠太尉裴公神道碑》： 星辰悬象，所以殷时布气，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武用才，所以勤官定国，然而致无为之理者，帝也。当高宗之休运，任名世之良臣；清九流而辟四海，代天工而张帝德。历选前哲，岂多乎哉？ 《洛州张司马集序》：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发挥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万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杂，出无声之境。非穷神体妙，其孰能与乎？……嗜古蓬山芸观之书，群玉悬金之记；鲁宫藏篆，汲冢遗编，无日不览万言，暗识三箧。博学吞九流之要，处盈若虚；雄辨敌四海之锋，退藏若密。汉王问策，知帝子之师；楚子闻名，实诸侯之选。……时复江莺迁树，陇雁出云，梦上京之台沼，想故山之风月，发言而宫商应，摇笔而绮绣飞。……故以开国籍、鳞次乎史传之首；入文场、羽仪乎天下之半。公增繁荣叶，桂林之一枝；弥广源流，荆江之九派。宗门多士，斯为盛欤！ 细读此文，可知作者很少用典，即使用典也都是习用之典，非僻典。同时不务为华词丽句，浑融自然，又不失为雍容大雅。气魂宏阔，出自胸臆。句式整齐仍是骈体，但不限于四六，可以说是运散文之气于骈体，是由骈复散的过渡期大家。 【例】 唐故中书令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铭（张说）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时成岁，亭育之功存。画为九州。禹也，尧享鸿名。播时百榖，弃也，舜称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则哲，非贤罔乂，致君尧舜，何代无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贞公者，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盖维岳降神，应时间出者也。 公讳崇，字符之，姚姓，有虞之后。远自吴兴，近徙于陕，今家洛阳焉。烈考长沙文献公，树勋王室，建旟嶲府。公纨绮而孤，克广前业，激昂成学，荣问日流，武库则矛戟森然，文房则礼乐尽在。弱冠补孝敬挽郎，又制举高弟，历佐濮、郑，并有声华。入为司刑丞，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进夏官员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军国。迁凤阁侍郎，监修国史，兼相王府长史。始则天人让王，承置醴之顾，终以飞龙进见，延参乘之恩。自时厥后，恒当大任，凡三处兵部尚书，三入中书令，一为礼部尚书，左庶子，又肃政大夫，总灵武军兵马，又司仆卿，知陇右监牧使，出典亳、宋、常、越、许、申、徐、潞、扬同十郡。景云初，以藩邸旧僚，封梁国公，食赋百室。 公性仁恕，行简易，虚怀泛爱，而泾渭不杂；真率径尽，而应变无 穷。常推是心，以御于物，故所莅必甿庶风偃，骜狼化从。言不励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睹颂，来暮闻歌。既登邦政，卒乘辑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谐，今之中书，是为理本，谋事兼于百揆，论道总于三台。公执国之钧，金玉王度，大浑顺序，休征来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逊。拜开府仪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授职西掖，颇限扃禁，求侍晨昏，优诏既许，寻令还职，公固请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尉母心；国有栋 臣，安可暂阙？”其后剖符江表，敦谕起复。衰麻外墨，栾棘内毁，变礼中权，通识所贵。神龙之首，预闻兴复。畴其井赋，累让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来小往，得丧而不形于色，进退而不失其正者，鲜矣。君子曰：“忠不忘亲，仁也；哀不违事，义也；让功辞邑，礼也；济代全名，智也。仁以长人，义以和下，礼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辅四帝，轩冕三纪，池台琴筑，优游暮齿，传爵土于祚胤，保禄位于终始矣。”享年七十有一，开元九年九月寝疾，薨于东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国人慕焉。抚床辍舂，曾未云比。制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礼也。十年二月，葬于万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赐膳，御医视药；于薨也，中使吊临，羽仪哀送，君臣之义，厚莫重焉。子异、子弈，思缀遗美，以置罔极。有诏掌文之官叙事，盛德之老铭功。将以宠宗臣，扬英烈。帝乃洒恩仙翰，镂泽丰珉。日月临照于佳城，烟云变态于神道。宝其文字，别为群玉之山；禁其樵苏，即表三司之墓。 铭曰：源深自虞，派别从吴。避地鲁陕，居家洛都。神明远契，岳渎冥符。翊圣斯偶，生贤不孤。仁将勇济，孝与忠俱。学刃攒植，文锋迅驱。才安卑位，即骋长途。惟实惟有，若虚若无。再三军国，一二吁谟。戎柄尤重，王纶最枢。兼司任切，久政荣殊。黼藻弥焕，丹青靡渝。以宽容物，以鉴分区。外或形放，中恒礼拘。箴虽诫口，诤亦忘躯。但睹浑璞，谁详瑾瑜？伊皋尺寸，管乐锱铢。名正身遂，言诚愿孚。方辞汉禄，更辱齐组。既积而散，穷欢尽娱。川归东极，日去西晡。上测旒扆，傍悲路衢。蓝田美王，荔浦明珠。戴广休庆，爰宏典谟。丰碑乃立，盛业其铺。帝念频轸，仙毫特纡。镌金刻石，凤篆龙图。七曜光动，三泉泽濡。铨能叙事，理郁词敷。求旧铭实，惭殚恧芜。缅思云雾，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呜呼。存没终始，遐哉邈乎！ 王维之文如同他的山水诗，恬适清新，俊逸天姿。文章虽亦多用排比对偶手法，但句法灵活，运用适度，与六朝以来严整的骈体明显不同。如《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儵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因驮黄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维白。 魏晋以来的骈俪化使南朝赋逐步形成了类似于律诗的“联”的表意单位，两句一联，在表意上具有以下特征： 多视点铺排。它以作者的心理时间顺序把不同视域的景象统统安排在一个画面上，具有横向铺排的特点，犹如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如萧纲《晚春赋》：“石凭波而倒植，林隐日而横垂。”山石、碧波、倒影、树林、太阳、树阴等构成一个散点透视的画面。这个画面是经作者组合而生成的，它仿佛一面滤镜，过滤掉了一些，留下经过选择的，构成一个画面。 三、实质进展期 在创作实践中文体文风有了实质进展， 是天宝 （742—755） 中后期到贞元（785 —804）中韩愈登上文坛前这段时间。文章由骈而散已成为不可阴挡之势。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独孤及、梁肃、陆贽、权德舆、柳冕等人，在创作及理论上已为韩柳的文体革新准备了相当充分的基础。特别是元结，他的文章已完全看不到骈文影响的痕迹了。以极明白的语言说理、叙事、抒情，是元结文章的特征。在散文写作相当普遍时，对骈体文的改造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陆贽的奏议，用的虽是骈体， 已全无骈体文用典的繁赘晦涩与词采雕饰之病， 论事恳切， 说理严密，叙事间以散行，加之内容切实，遂为历代论者所赞许。他的《论裴延龄奸蠹 书》，全文约六千五百多字，在唐文为一罕见之长文，而读来如行云流水，指事陈实，具体而微，又不觉其琐碎，反复辩难又不陷于繁杂。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唐有天下几二百载， 而文章三变， 初则广汉陈子昂， 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云：“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但尚未完全脱离骈俪之风，可见他虽志在希古，而时风势力之大，时人无法抗拒。但其文章已透露出变化之迹。如《为邵翼作上张兵部书》，句子字数不一，参差错落，节文如下： 某汝颖儒家子，先人以文至尚书郎。今仆不肖，持七尺之躯，蹶张角力，为褒衣者所不见礼。犹复决短策、希余光，愿以羸敝之形，忽微之气，三寸之舌，百金之义，一朝而委诸执事，将纳之耶？拒之耶？苟或拒之，士亦未易知也。试为执事言之：仆幼习《礼》《经》，长习篇翰，多举大略，不求微旨，且尤好史臣之言。自秦汉迄于周隋，驰乎千载间，天人秘理，军国奇画，皆耳剽其论；而为文未止不不喜润色。求官恶拙，莫能进趋，顾人事所先；则天资所阙，虽欲从士大夫之后，高谈抵掌，取当代名，其不可得也，审也。 （《太平广记》引《辨疑记》：萧游至胙县，县南二十里有胡店，居民多姓胡。萧薄暮方行，路遇一妇人，年二十四五，著红衫子，系绿裙，骑驴，向言：儿家直南向二十里，今归，遇夜独行，怕惧，愿随郎君鞍马同行。问女何姓，曰胡。因闻世说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于黄昏之际媚人。闻云是胡，疑野狐也，遂斥死野狐，敢媚萧颖士。鞭马急驰，至胡店求宿。良久有妇人从外入，主人问为何冲夜，答：冲夜犹可，适被一害风措大，呼儿作野狐，合被捶杀。萧俯首惭恧而已。陶谷《清异录》记尝至李韶家，见歙砚颇良，既退， 语同行者为三灾石。字札不奇，砚一灾；文辞不奇，砚二灾；窗几狼藉，砚三灾。王定保《唐摭言》：尝携酒效游，遇雨，一紫衣老人避雨，颖士颇肆陵侮，雨霁，车马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曰吏部王尚书也。。明日造门，尚书曰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子负文学之名，疏忽如此，止于一第。） 李华最著名的文章是《吊古战场文》，此文虽是长篇骈赋，讲求对仗音律，多用似四字句的古体诗，正如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中所云：“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虽波澜万变，而未始不根于共谟。” 历来对元结在唐宋古文运动中作用和地位的评价甚高，南宋高似孙说他文章奇古，不蹈袭，晁公武说其文如古钟磬，不谐俗耳。四库馆臣谓文章戛戛自异，力变排偶绮靡之习。皇甫湜曾题其《浯溪中兴颂》： “次山有文章，可惋中在碎。然长于指叙， 约洁有余态。 心语适相应， 出句多分外。 于诸作者间， 拔戟成一队。 ” 约洁有余态，心语相应，句多分外，正是元结文章的特点。唐人彻底湔洗骈丽绮靡，纯用古体者自元结始，至韩愈而集大成，可以说元结是散文发展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例】 右溪记（元结）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名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他致力于短小杂文的写作，其看似平平，而构思精巧，寓讽喻于平常语中。如《五规》、《七不如》。同时，其山水游记更是独成一体，在散文的文学性与散文形式的结合上，开文学散文的结构范型。其文具古朴瘦硬之风，虽无韩愈瑰 宏肆之大气象， 但其开拓之功不可没。 但他的文章为时人所称赞的还是颂体之文，如《大唐中兴颂》，到了明朝，杨慎在《元次山好奇》一文还说：“元次山集凡十一卷，《大唐中兴颂》一篇足名世矣。” 德宗贞元间，有一位政治家虽不以文学知名，却以其真挚而曲畅的骈体文奏议为当代所称扬，对后世影响深远，这就是陆贽。当他从德宗幸奉天时，劝皇帝以痛自引过，以感人心。诏书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 【例】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陆贽） 右，臣闻作法于凉，其弊尤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故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敛之臣。夫岂皆能忘其欲贿之心哉？诚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伤风教而乱邦家耳。 是以务鸠敛而厚其帑椟之积者，匹夫之富也 ；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与天同方。生之长之，而不恃其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为贪，散之不为费。以言乎体则博大，以言乎术则精微。亦何必挠废公方，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亏法失人，诱奸聚怨，以斯制事，岂不过哉！ 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税赋当委之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柢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礼》曰：“货悖而入，必悖而出。”岂非其明效欤？ 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约俭，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议者咸谓汉文却马、晋 武焚裘之事，复见于当今。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 臣昨奉使军营，出游行殿，忽睹右廊之下，牓列二库之名，矍然自 惊，不识所以。何则？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噢咻未息；辛勤守战之效，赏赉未行。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忘怀。窃揣军情，或生觖望。试询候馆之吏，兼采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积憾已甚。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识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 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扞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迨将五旬。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 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讟方兴，军情稍阻。岂不以勇夫恒性，嗜货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 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记》 曰：“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 岂非其殷鉴欤？众怒难任，蓄怨终泄，其患岂徒人散而已？亦将虑有构奸鼓乱、干纪而取强者焉。 夫国家作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筑金台，天下称其贤；殷纣作玉杯，百代传其恶。盖为人与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时患其尚小；齐宣之囿四十里，时病其太大。盖同利与专利异也。为人上者，当辨察兹理，洒濯其心，奉三无私，以壹有众。人或不率，于是用刑。然则选其利而禁其私，天下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舍此不务，而壅利行私，欲人无贪，不可得已。 今兹二库，珍币所归，不领度支，是行私也；不给经费，非宣利也。物情离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矫失而成得。以陛下天姿英圣， 傥加之见善必迁，是将化蓄怨为衔恩，反过差为至当。促殄遗孽，永垂鸿名，易如转规，指顾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与否耳。能则安，否则危；能则成德，否则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愿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器用取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坦然布怀，与众同欲。是后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先给军赏；瑰异纤丽，一无上供。推赤心于其腹中，降殊恩于其望外。将卒慕陛下必信之赏，人思建功；兆庶悦陛下改过之诚，孰不归德？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兴行坠典，整缉棼纲。乘舆有旧仪，郡国有恒赋，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也；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举一事而众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小失多，廉贾不处；溺近迷远，中人所非。况乎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不胜管窥愿效之至，谨陈冒以闻。谨奏。 【例】 奉天改元大赦制（陆贽） 门下：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已济人，不吝改过。朕嗣守丕构，君临万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望；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厥初，以示天下。 惟我烈祖，迈德庇人，致俗化于和平，拯生灵于涂炭，重熙积庆，垂二百年。伊尔卿尹庶官，洎亿兆之众，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垂于人，德垂于后。肆予小子，获缵鸿业，惧德不嗣，罔敢荒怠。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雍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已，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齎居送，众庶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命峻于诛求，疲甿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云乡闾；邑里丘墟，人断烟绝。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 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规模，构无用以为用也。其中讲《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明确指出要：圣道聿兴，志依仁、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即是说复兴古道与文风复古是相辅相成的。苏绰、李谔改革文风的目的，一在教化，一在政治，虽然收效甚微，但一开始便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一下子就反到了骈体文的要害上。但同时，由于过分忽略了骈体文在探求文学特质上巨大成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现实的矛盾是他虽然反对骈文，他的上书本身却一篇严格意义上的骈骈文，这说明官方文书仍流行骈体。 李谔是代表官方立场的， 民间则有王通志于复古。 他隐居白牛溪， 著书行世，没，谥文中子。他的《文中子》一书模拟《论语》形式，亦步亦趋，未免迂腐。 他提出了文以贯道的主张，《天地篇》云：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 济乎义。 这个主张在中唐以后相当流行。王通的思想非常正统，他对南朝文人十分不满，《事君篇》云：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纡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脁，浅人也，其文捷。 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 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痛心靦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深谷。赖天地降祐，神人叶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屏逐大盗，载振皇维。将弘永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念前非。 文臣代稿敢于写得如此坦率恳切，垂涕而道，用语深刻而精警，自然能够让 从心里感到亲切真挚， 人民乐于听命。 这种官样文章在他手中， 言事则周密详尽，说理则深刻精察，皆达之以情，委婉曲折，细入毫芒，词无所避，意无所隐在文章写作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基本上不用典，不征事，完全出之以浅近、平淡、朴实、醇厚的语言。这样，读者的范围就扩大了，效果自然很好。 他的许多奏议也为人所称，其特点是说理透彻，滴水不漏。文长不录。但仍是骈文，只是因为“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五》）《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陆贽文十余篇以为后法。苏轼亦乞陆贽文校正进读，他的奏议也是以陆贽为榜样。可以说，唐以后，骈文之长期通用于朝廷制诰和臣子奏章，陆贽的作用不可低估。 第三节 古文运动之前的理论认识 古文在韩柳之前一直未能成功，主要原因在于文章复古的倡导者对文体改革 的认识一直局限在以古文反对骈文， 没有意识到古文自身的革新才是成功的关键。而要实现古文革新，首先要对“道”的基本内容进行重大的变革。 “文以载道”说作为儒家的文学理论，可以追溯到刘勰和王通。刘勰提出了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王通说“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这种文学观念实际上是本于汉儒的诗教说，在西晋转变为颂美雅正说以后，到南北朝再度发展，使文学功能趋于狭小，等于否认了文学的特点和独立的价值。初唐四杰直接承续了刘勰的“明道”说、王通的“贯道”说，他们提倡宗经明道，但道的内涵却以讴歌、颂美王道为主。结果是 如白居易所说的：“往往有虚美者矣，有愧辞者矣。”（《策林》六十八）陈子昂所作大量贺表、赞颂均用四言典诰体，典雅古奥，其实是没有生命力的仿古董，这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盛唐颂美大赋也盛极一时，李华、萧颖士、贾至等人正是适应这种形势，为讴歌大唐教化之美而提倡古文复兴。《四库全书总目》谓李华之文文词绵丽，精彩焕发，实可追配古之作者。据下文所引《唐语林》的例子，他所复之古似是指西汉文章。 这一时期的复古思潮在理论上呈现为由多种倾向混合而成的过渡状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多数文人仍继承南北朝隋及唐初儒家从礼乐兴废看治乱盛衰的传统观念， 将大倡典谟之文和雅颂之间视为国家中兴的关键。这里可以举李华的一个例子，王橚《唐语林》：“尝作赋云：星鎚电交于万绪，霜锯冰解于千寻，拥梯成山，攒杵为林。颖士读之，谓华曰：可使孟坚瓦解，平子土崩矣。（贾）至曰：未若天光流于紫庭，测景入于朱户，腾祥灵于黯霭，映旭日之葱茏。华曰：某所自得，惟括万象以为尊，特巍巍于上京，分命征般石之匠，下荆扬之材，操斧执斤者万人，涉碛砾而登崔嵬。不让东西二都也。” 要求通经典之义，行经术之道，反对以诗赋骈文取士，反对一味记诵章句的习经方法。儒学由专习章句转而为精求义理，成为“文以载道”的先声。 在盛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出处原则变而为 “趁时而起， 功成身退”的理想。他们既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要求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天宝以后，妒贤害能的权贵把持朝政，一些不求闻达安贫乐道之士受到世人赞赏，如元结说：“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与吕相公书》）。在这里，他所倡导的安贫乐道与前世所言“独善其身”又有所不同：他虽不干进，却仍以“救世劝俗”为己任。 柳冕、梁肃才正面提出了“文本于道”的理论。梁肃认为：“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他把文章分为以道、气、辞三类取胜者，理与文是相互消长的对 立面：“理胜则文薄，文胜则理消”。最终，仍然是沿续了传统观念，取消文辞的独立性。萧颖士、李华都主张宗经，独孤及、权德舆也都曾论及，后者曾说： “六经为师”。柳冕则提出了文章教化说：“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他认为要改变文风，首要在于移风易俗，化成天下： “教化美则文章盛”。他认识到不是文章决定治乱，道德才是根本。这样，承认了治乱的关键是政教而不是文学，才有可能承认文对于道的相对独立性，道与文是相辅相承的：“学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学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 即是在这一时期，古文运动在早期，不只是一场以散文反对骈文的一场文体革新，而是儒道自身由礼乐转向道德，由雅颂转向讽喻，由章句转向义理的一场革新。不过，他们自身的思想也很混乱，如萧颖士不专于儒家一家，既宗经，又排斥史汉，却又尊崇老庄。 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呢？其因有三：一、这个时期的理论家提出的理论虽意在救弊，但他们的理论却没有加进与当时的现实生活、与时政有关的新鲜内容。他们只是重复抽象地前人成说，空言明道。他们的散文写作也带有明显的空言明道的特点，未触及现实生活中的任何重大问题。 二、 他们的主张违背了文学自身发展的特点。这个时期的理论家们对骈文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本人有的能写很好的骈文，但论文风改革，却完全囿于本道、宗经，把文学的抒情特征忽略了。从文学思想的过程看，从散到骈，是一种重文学自身的艺术特点、特别是抒情特点，重视文学艺术形式的文学思想取代重功利文学思想的过程；从骈到散，则是重功利文学思想的再度出现。但如果完全回到文学未独立的时期的文学思想，则是倒退。 三、 他们的文章缺乏独创性。他们只是模仿先秦两汉的文体文风，且模仿面窄，大抵只是儒家散文。庄子及纵横家都不在他们学习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创造性，只是回复到以前的状态中，没有生机勃勃的东西，连语言也是陈旧的。 第二节 唐初的文风与复古努力 一、发端期关于唐代文章的发展变化，宋祁《新唐书·文艺传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大致以唐初至中宗为沿袭六朝文风之期，约八九十年；玄宗即位前后至代宗为唐文初变期，约五六十年；自代宗大历至顺宗元和为韩、柳古文兴盛期。古文兴而骈文衰，历百余年而唐亡。而姜宸英《湛园札记》卷三则说： 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文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燕国张公说以宏茂文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作，其道益炽。韩退之，肃所取士。是时，韩柳之文未行，故以肃、李之徒当之，至韩柳文盛，而第三变之论也。 其所论与前者无大异。 唐代文学思想的转变表现为一个缓慢的过程，从沿江左遗风，至反对南朝的绮艳文风到盛唐文学的到来，用了将近九十年的时间。就沿江左遗风而言，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即唐初类书的编纂，《旧唐书·经籍志》收书断自开元，开元以后的未著录，《新唐书·艺文志》才新增唐人著作二万余卷。《旧唐书》中著录类书二十二部，《新唐书》著录五十五种，开元前所修类书占唐前所修类书的百分之八十多。修类书的目的尤其是与文学相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骈俪排偶文章之用，便于运典隶事，如刘勰所言：“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 者也。”可见，唐初沿六朝之风。欧阳修就曾感叹：“文章至陈、隋，不胜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谓积习成俗，难于骤变。” 可见积习之深，难于一下子改变。唐初君臣对南朝亡国的教训印象太深刻了， 从梁元帝兄弟、 陈后主到隋炀帝，都是写绮艳文章的高手，而国家须臾倾覆，贻笑后代。故唐太宗说：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魏征则概括的更为清楚： 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 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离之风，无救乱亡之祸。 既然有这样的认，绮艳文风的改革应该迅速收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面对南朝文风，他们没有完全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持否定一切的态度（如魏征武德元年《诫表疏不实诏》批评当时文风：“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流荡忘返，殊途同归致。”），也不像王通那样以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取代文学。他们采取的较为稳妥的办法，既反对淫丽文风，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因为，一方面文风与君臣世道的享乐之风联系在一起，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覆亡，另一方面，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了，表现技巧丰富了。他们反对淫丽文风，是反对文学用于纵欲；重视文学艺术特征， 是重视它的情感特征， 重视它发展起来的包括声律、 词采等表现手段。 魏征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文学标准： 掇披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 在这个合南北文学两长的主张里，他并没有摒弃清绮的文辞。这样，唐初的文风虽然变化缓慢，但确实发了变化，纵欲已经没有了，骑艳而不放荡，即使在绮艳之中，也有了一股清新之气。就文学思想而言，已不再主张娱乐的文学，而 向教化说变。这时的文风虽沿江左之旧，但在一些实用文体里已经出现了变化，尤其表现在一些重臣的奏疏中，如魏征。他的《论政事疏》、《论治道疏》、《十渐十不克终疏》，创造了一种以排比句为主的半骈半散的奏议体。他的奏议没有了浮辞、赘典，同时诸人如岑文本、颜师古也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是执行政务的臣子，不可能像梁陈的君臣那样为了一筐桔子，或献一对珍禽，而雕饰浮辞、征引事典。虽然他们用的还是骈体，未能摆脱梁陈文风的影响，但说明实际的需要正在影响着文风有改变。这时骈散分工趋向明朗：凡是需要歌颂的文字，多用骈体，凡是务实致用的文章，多用散体。当然，散体中夹杂着大量骈句，仍是一种过渡性文体。 【例】 谏太宗十思疏（魏徵）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 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初唐四杰在文学观上大致源于王通，如王勃、杨炯指责，“梁魏群才，周隋众制”，“未尽力于典坟”，“不寻源于礼乐”，要求“以经籍为心”，“述周公孔子之道”。在文体上，主要是要以“宏博”来廓清“纤微”、“绮碎”的文风。从他的创作看，大多是视野广阔、辞藻宏丽、气象博大的大赋、大颂，显示出唐初夸大大唐帝国的盛大气象，歌颂帝王丰功伟业的需要。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六《东白草堂集序》：“及读所谓唐卢骆沈宋者诗，其属事非不精，其辞非不彬彬中文质也。然往往工于用情，则薄于约性，其显而被之廊庙，则多侈大其所遭，以明其得意；其气多轻扬而陵物，不幸而挫阨放窜以死，则或追疻其所由得而其旨诽，中微挟其所自而其旨亢。其下者有所询乞而其旨谀，高者无所顾籍而其旨诞，虽其辞之工有曲尽挫阨放窜之状若能致其身于不朽，而天下后世更有慕于其穷者，然而博达超旷之士固已阴鄙其中之浅，而预识其不踬而不复收矣。” 王勃南赴交耻省父，途经南昌，时新修滕王阁成，宴宾客。阎公属子婿孟学士为诗序，已构思成腑。落纸前巡让，王勃不稍辞让，援笔欲写。阎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从人伺勃下笔情势。第一报云：豫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先生常谈。又报云：星分轸翼，地接衡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报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瞿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急请至宴所，极欢而罢。（事见《唐摭言》）此文即闻名天下的《秋日登洪都府滕王阁饯别序》。这是一篇典型的骈文，实可称为体备法严。虽脱胎于徐、庾，但内容充实，情志高昂，意气风发。语言华美，词藻富丽之中却又奔放流畅，平易自然。虽属对精切（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三“诗文当句对”条：“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惠烝、兰藉’，‘桂酒、椒浆’，‘斲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阁序》一篇皆然。谓若：‘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引殴越’，‘龙光、牛斗’，‘徐孺、陈蕃’，‘腾蛟起凤’，‘紫电青霜’，‘鹤汀凫渚’， ‘桂殿兰宫’，‘钟鸣鼎食之家’，‘青雀黄龙之舳’，‘落霞、孤鹜’、‘秋 水、长天’，‘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宇宙、盈虚’，‘邱墟、已矣’ 之辞是也。”）声律严格，而不雕琢。英思壮采如潮喷涌，加之以流离迁谪之感，造就了全文宏阔博大，慷慨深沉之气，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韩愈以古文大家独对此文倍加赞赏，其《新修滕王阁记》云：“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但时代关系，他在初唐只是对骈文文风加以变革，未能变四六本身。而有了新的发展，平仄协调，属对精切，实为“体备而法严”。 【例】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 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 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 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卢照邻的文章以病废家居时所作《五悲文》较为突出，悲才难、悲穷道、悲昔游、悲今日、悲人生。虽是骈体，但其内容为同时人所少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一达于笔下，充分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有所不同。 骆宾王最著名的是《讨武氏檄》，《新唐书·骆宾王传》记“后读，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瞿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总之，四杰的意义在于创造出了一种内容质实、语言畅达平易而高雅典重的 骈赋。后来李杜之宏衍巨丽、雄豪俊迈都受了四杰的影响。 二、过渡期 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对齐梁文风提出批判，说： “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他的这些主张对诗歌影响很大，对散 文也有较大影响，卢藏用在陈子昂文集序中说“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新唐书》本传中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实际上，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明确提出了文体和文风改革的方向，以风雅取代绮靡。 他的文章正处于骈、 散文体的过渡时期， 二者兼行。 他的骈文虽源于徐庾体，珍重词采，后变骈俪为畅达，不甚讲求四六对句，不求过于严整，虽也讲求练词，但不涉于雕琢艳冶。至最后，以贾、董为标格，大量使用散体，写出了明白如话的文章。 前者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 杜司户炳灵翰林，研几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靡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含绝唱之音，人皆寡和。群公爱祢衡之俊，留在京师；天子以桓谭之非，谪居外郡。苍龙阉茂，扁舟入吴，告别千秋之亭；回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驻京盖于城隅；之子孤游，森风帆于天际。白云自出，苍梧渐远，帝台半隐，生隔丹宵，巴山一望，魂断渌水。 虽是徐、庾之体，而抑扬爽俊，颇有英奇高朗之风。 又如《陈情表》： 臣门衰祚薄，少遭险衅。行年三岁，严父早亡；慈母鞠育，衰茕相养。臣又虺羸，少多疾病；零丁孤苦，仅得成人。老母悯臣孤蒙，恐不负荷教诲，师氏训以义方。家贫无资，纺绩以给；束修衣褐，并出母指。臣既无姊妹，寡有兄弟；衡门独立，惟形与影。母子相视，茕茕靡依；罹此艰虞，历二十岁。 文体洁净，洗练雅洁。不加雕琢而述写细腻，文气自然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