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拓展资源（四）第七章 杜甫1、杜甫的律诗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写时事的诗，多是古体，因古体便于叙事。他在古体上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他的律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却更为辉煌。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写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以古体写时事，较少受限制，杜甫多数写时事的诗都是古体；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他这部分写时事的律诗，较少叙述而较多抒情与议论，如《秋笛》、《即事》(“闻道花门破”)、《王命》、《征夫》等。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五律和七律都有这样的组诗。五律中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是一例。浦起龙已指出这是组诗。20 首集中地表现了他在秦州时的心境。写于客居夔州时的《洞房》、《宿昔》、《能画》、《斗鸡》、《历历》、《洛阳》、《骊山》、《提封》，虽未标出总题目，但就内容言，实是组诗。《洞房》为八诗缘起：洞房环珮冷，玉殿起秋风。秦地应新月，龙池满旧宫。系舟今夜远，清漏往时同。万里黄山北，园陵白露中。　　由系舟峡江，因秋夜景色而引发对宫掖凄凉的联想。由今日宫掖之凄凉，而忆及往日宫中行乐之种种情形，于是有《宿昔》、《能画》、《斗鸡》诸篇，极写当年宫中之行乐。第五首《历历》是转折，由安史乱前转向乱后：“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第六首《洛阳》写洛阳陷落，叛军进逼长安，玄宗出走。第七首《骊山》写骊山已无复昔日繁华，寂寞凄凉，不胜今昔之感。第八首《提封》为总结，反思、议论：　　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乂入，莫虑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　　希望皇帝能行俭德，用贤人，戒兵火，加恩四海，则世事尚有可为。八首诗前后照应，情思脉络连贯，而表现的范围则是一首律诗所难以表达的。 绿”、“静绿”。他的《长平箭头歌》写一久埋地下又沾人血的古铜箭头是“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黑处如漆灰，白处如骨末，红处如丹砂，而凄凄古血经蚀变竞生出斑驳的“铜花”!设色奇绝，涉想亦奇绝。他的《将进酒》写宴饮的酒具和酒色是“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琉璃、琥珀，色泽已十分晶莹瑰丽了，更益之以“真珠红”酒的色感，一下将瑰丽的色泽推向极端。诗中写由美人歌舞而联想到的情景是“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桃花乱落”与“红雨”乱落两种不同的景象绾合在一起，营造出同一色彩叠加而成的“落红”意象，借以表现诗人对青春将暮的哀感，甚为贴切传神。作者宛如一位高明的画工，一眼觑定事物的本质特征，便倾全力摹状绘形，敷彩设色，构造五彩斑斓的画图，又在此画图的关键色彩上加以哀伤的字眼，注入强烈的主观感受，使得其笔下的诸多意象都呈现出一种哀感顽艳甚或病态美的特征。　　为了强化诗歌意象的感染力，李贺还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精选的动词、形容词，来创造视觉、听觉与味觉互通的艺术效果。在他笔下，风有“酸风”，雨有“香雨”，箫声可以“吹日色” (《难忘曲》)，月光可以“刮露寒”(《春坊正字剑子歌》)，形容夏日之景色，是“老景沉重无惊飞”(《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表现将军之豪勇，是“独携大胆出秦门”(《吕将军歌》)……通过这些不同感官相互沟通转换所构成的意象，诗人的艺术直觉和细微感受倍加鲜明地展现出来。与此同时，李贺也多用质地锐利、脆硬、狞恶的物象，辅之以“剪”、“斫”、“古”、“死”、“瘦”、“血”、“狞”等字词，营造一种瘦硬、坚脆、狠透、刺目的意象。如“斫取青光写楚辞”(《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一双瞳人剪秋水”(《唐儿歌》)，“荒沟古水光如刀”(《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其二)，“青狸哭血寒狐死”(《神弦曲》)，“金虎蹙裘喷血斑”(《梁台古意》)，“花楼玉凤声娇狞”(《秦王饮酒》)等等，或惊心刺目，或幽凄冷艳，大都是一种怪奇、畸形的审美形态。这种审美形态的产生，既源于李贺偏执、狭隘的精神世界和审美取向，也得力于李贺对字词的精心锤炼。似乎可以说，艺术思维的逸出常轨，遣词造句的刺激狠透，修辞设色的惨淡经营，意象结构的古怪生新，乃是李贺诗歌意象创造的基本特点。　　李贺诗中的怪奇特征，还主要得力于他迥异于常人的想象乃至幻想，而这想象、幻想又总是和夸张相并行的。他可以从一方端州紫砚，联想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杨生青花 紫石砚歌》)的惊险，也可以由传说中的瑶台仙草，幻化出“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的奇景，他想象天上的银河流云会发出响声：“银浦流云学水声”(同上)，他还能从箜篌的乐音想象到“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而这乐音的美妙动听竟使得“江娥啼竹素女愁”，“老鱼跳波瘦蛟舞”(《李凭箜篌引》)。李贺的想象不仅出人意表，而且跳跃性很大，有时完全听凭直觉的引导，一任自己的想象超时空地自由流动。《梦天》即是这方面的范例：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前四句借助奇特的幻想，从人间飞跃到天上，进入扑朔迷离的月宫，在广袤的空间里遨游；后四句又陡作转折，从仙界折返尘世，注目人世的千载沧桑。诗句忽开忽合，忽起忽落，时空交杂错落，意绪游移无端。求生的意志、对天国的向往与人生的短促、现实的困厄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困扰着诗人的心灵，使他的精神常常处于亢奋与消沉交替起伏的状态，导致其想象变化倏忽，活跃异常。李贺不少诗歌，特别是游仙诗都具有这种特点。表面上看，这一特点与现代意识流的创作方法确有相通之处，但从深层来看，却直接导源于李贺独特的心理状态，换言之，李贺诗歌总体上都可视作苦闷的象征。　　晚唐的杜牧在《李贺集叙》中认为李贺诗是“《骚》之苗裔”，而且“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眵殿，梗莽丘垅，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准确揭示了李诗的特点。若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视主观化的幻想，因而具有更突出的诗人气质，其诗也成为真正的诗人之诗，并对晚唐诗风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内容过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怪异，难免走向神秘晦涩和阴森恐怖。　　2、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诗歌风貌 　　刘禹锡、柳宗元是中唐诗坛两位重要诗人，他们交情甚笃，才华相当，而且“二十年来万事同”，政治遭遇非常接近，由此奠定了他们的诗歌思想内容的共同基础。　　刘禹锡(772 842)，字梦得，洛阳人；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 年(793)，二人同登进士第，十年后，又一起由地方调入京城，刘为监察御史，柳为监察御史里行。顺宗永贞元年(805)，刘、柳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刘任屯田员外郎，柳任礼部员外郎，在短短四五个月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政局为之一新。但就在是年八月，在以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的联合反击下，革新运动惨遭失败，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被贬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十年后又分别迁官更为遥远的连州(今广东连县)和柳州(今属广西)。长期的贬谪生涯，沉重的政治压抑和思想苦闷，使柳宗元享年不永，47 岁即卒于柳州贬所。有《柳河东集》，存诗一百六十馀首。刘禹锡后又转徙夔州、和州刺史，晚年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与白居易唱和，世称“刘白”。有《刘宾客集》，存诗八百馀首。　　与当时活跃在文坛中心的韩、孟、元、白诸人有很大不同，刘禹锡、柳宗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所以抒写内心的苦闷、哀怨，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著精神，便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如刘禹锡的《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直道由来黜，浮名岂敢要?三湘与百越，雨散又云摇。远守惭侯籍，征还荷诏条。悴容唯舌在，别恨几魂销！　　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里没有故作哀愁的无病呻吟，有的是巨大人生感恨形成的刻骨凄怆；憔悴的容颜、销魂的别恨、遥无际涯的愁思、肝肠寸断的哀怨，印证着贬谪诗人的人生苦难，充溢着他们掺和着血泪的悲伤意绪。清人贺裳评刘、柳诗谓：“刘诗……非徒言动如生，言外感伤时事，使千载后人犹为之欲哭欲泣”，“柳五言诗犹能强自排遣，七言则满纸涕泪。”(《载酒园诗话又编》)可谓恰切地道出了人们读刘、柳诗的共同感受。　　刘禹锡及其诗风又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始终跳动着一颗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 《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这种“感慨”不仅增加了其诗耐人涵咏的韵味，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其诗的深度和力度。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捷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慨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有名的《秋词二首》其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最为人称道的是咏史怀古的诗作。这些诗语言平易简洁，意象精当新颖，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时空中，缓缓注入诗人源于苦难而又沉潜凝聚了的悲情，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沉思历史和人生的沧桑感、隽永感，在中唐诗坛胜境独标。如《西塞山怀古》、《荆州道怀古》、《金陵怀古》、《姑苏台》、《金陵五题》等作品，无不沉着痛快，雄浑老苍。就中尤以《西塞山怀古》为著：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　　诗咏晋事，而饱含现实意味，“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 精到”(薛雪《一瓢诗话》)，充溢着一种悲凉而不衰飒、沉重而不失坚韧的精神气脉，以及纵横千古、涵盖一切的气象，读来令人感慨遥深。据说此诗原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等四人的同题竞赛之作，刘诗先成，白览刘诗而为之“罢唱”，并不无遗憾地说道：“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馀鳞爪何用耶!”(计有功《唐诗记事》)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长期的谪居生涯中，刘禹锡受民间俚歌俗调的浸染，还创作了不少富有民歌情调、介于雅俗之间的优秀诗作，清新质朴，真率自然。如《竹枝词二首》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用谐音双关语表现女子对情人的微妙感情，既具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很高的艺术品味。　　与刘禹锡诗相比，柳宗元诗又别具风貌。简言之，刘诗昂扬，柳诗沉重；刘诗外扩，柳诗内敛；刘诗气雄，柳诗骨峭；刘诗风情朗丽，柳诗淡泊简古。　　柳诗的这些特点，首先缘于他独特的心性气质。从本质上说，柳宗元是位性格激切，甚至有些褊狭的执着型诗人。他思想深刻，有着极敏锐的哲学洞察力，但却不具备解决自身困境的能力。面对沉重的人生忧患，他读佛书，游山水，并幻想归田，希望获得超越；但他激切孤直的心性似乎过于根深柢固了，他对那场导致自己终身沉沦的政治悲剧始终难以忘怀，因而很难超拔出来。在谪居永州的十年中，他“闷即出游”，而且也有“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的时候，但紧随这“一笑”之后而来的却是那百忧攻心的“已复不乐”(《与李翰林建书》)。这种忧乐交替、以忧为主的心态，使得柳宗元的大量纪游诗作染上一层浓郁的幽清悲凉色彩。苏轼评柳诗谓：“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妙绝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仪曹何忧之深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所谓“忧中有乐，乐中有忧”和“忧之深”，道破了柳诗的奥秘。试看其《南涧中题》：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竞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从“始至若有得”四句看，诗人“独游”的心境是愉悦的，但这种愉悦又是有条件的：愉悦之前，便先已存有沉重的失意之感；愉悦之中，失意之感虽暂时下沉到潜意识层次，却并未消失；而在愉悦之后，这种失意之感便愈发浓烈地涌上心头。何况他所游之南涧是秋气毕集，回风萧瑟，林影参差晃动，气氛幽寂清冷，而所闻之声响又是羁禽的幽谷哀鸣!所有这些，作为触发他内心悲感的媒介，不能不使他愉悦未终便忧从中来，生发出“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的深沉至极的凄怆感受；而诗人又将此凄怆感受投射诗中，为景物统统染色，营造出一个砭人肌骨的清冷诗境。　　柳诗的特色还缘于诗人自觉的美学追求。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明确提出了“奥”、“节”、“清”、“幽”、“洁”诸点写作标准，其内在指向都与清冷峭拔有关。在创作实践中，柳宗元对具有凄冷意味和峭厉之感的意象也特别偏爱，大量使用诸如“残月”、“枯桐”、“深竹”、“寒松”、“零露”、“寒光”、“幽谷”等词语。在色彩选用上，也偏重于青、翠、碧等冷色调，如仅就其《界围岩水帘》、《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两诗所用词语看，即有“青碧”、“凝碧”、“青枝”、“阴草”、“翠羽”、“寒光”等，使得诗境阴暗幽冷。至于柳诗中使用的形象尖利的词语，更是所在多有，如“砉然劲翮剪荆棘”(《笼鹰词》)，“左右六翮利如刀”(《跛乌词》)，“林邑东回山似戟”(《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奇疮钉骨状如箭…‘’支心搅腹戟与刀”(《寄韦珩》)等等，无不尖利峻刻。当暗淡的冷色调与词语尖利的峭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作品的基调，还是作者的感受，都势必呈现出冷峭的风格特征。这种特征，在那首被誉为唐人五言绝句最佳者的《江雪》中，得到了集中表现：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一个“绝”，一个“灭”，见出环境极度的清冷寂寥；一个“寒”，一个“雪”，更给这清冷寂寥之境增添了浓郁的严寒肃杀之气。这里有冷，也有蛸，是峭中含冷，冷以见峭，二者的高度结合，形成了迥异流俗、一尘不染的冷峭格调和诗境，而柳宗元那忧愤、寂寞、孤直、激切的心性情怀，正通过这冷峭格调和诗境表现出来，闪现着一种深沉凝重而又孤傲高洁的生命情调。　　当然，柳宗元的诗风还有淡泊纡徐的一面，前人多将柳诗与陶渊明、韦应物的诗风联系在一起， 认为：“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所贵乎枯淡者，谓之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从风格之淡泊古雅一点上看，部分柳诗与陶、韦诗确有近似之处，亦即都能以其接近自然、不事藻绘的风貌给人以清新淡雅之感，如柳宗元的《渔翁》一诗：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造语平实，设色淡雅，情致悠闲，境旷意远，确是一首淡泊人妙的好诗。然而，从总体看，柳与陶、韦的诗风又是颇有差异的：陶诗淡泊而近自然，最能反映心境的平和旷达；韦诗淡泊而近清丽，令人读后怡悦自得；而柳诗则于淡泊中寓忧怨、见峭厉，尽管诗人曾有意识地将此忧怨淡化，但痕迹却未能全然抹去，加上诗人在遣词造句上多所经营，致使不少诗作仍于隐显明暗之间传达出冷峭的信息。　　与柳宗元、刘禹锡交好而在诗歌创作上有一定成就的还有吕温。吕温(772—811)，字和叔，曾从陆质治《春秋》，向梁肃学古文，并与刘、柳一起参加了王叔文集团的革新运动，三年后被贬道州。今存诗约百首。整体水平虽远逊刘、柳，但也有少数篇章写得激切愤发，颇有豪气。如《读勾践传》：　　丈夫可杀不可羞，如何送我海西头?更生更聚终须报，：十年间死即休。　　在道州贬所，他说自己“壮心感此孤剑鸣，沉火在灰殊未灭”(《道州月叹》)，沉痛中不失坚劲；在调赴衡州所作《衡州送李十一兵曹赴浙东》一诗中，他这样写道：“慷慨视别剑，凄清泛离琴。前程楚塞断，此恨洞庭深。文字久已废，循良非所任。期君碧云上，千里一扬音。”全诗充满难以言说的悲恨，但仍有“慷慨”之气在。末联寄希望于友人，将诗意从消沉中振起，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此期贬谪诗人还需一提的是李德裕。李德裕(787 849)，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是中唐名相，在政治、军事上颇有建树。但一生陷于党争，且身为魁首，故多次受到打击，晚年被贬崖州(今海南琼山县南)，卒于贬所。有《李文饶文集》，又作《会昌一品集》，存诗一百四十馀首。　　李德裕的诗文见解较为通达，他认为文学作品“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文章 论》)。从他现存诗作看，基本不触及政治，多写个人生活情感，而其中较有价值的作品，大都写于被贬之后。“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到恶溪夜泊芦岛》)；“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登崖州城作》)。这些诗毫无雕琢，情感真切，于平实的描写和造境中寓有浓郁的思乡情怀，表现了老年政治家英雄末路时的无限苍凉之感。《谪岭南道中作》是李德裕的代表作品：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赴贬所途中，异于北国的物候习俗举目可见，既给诗人带来了新奇惊异之感，也愈发激起他的思乡之情。全诗写景抒情交替使用，而又融合无迹，末句景语直承“不堪肠断思乡处”，转折跌宕而情不能已，最是神来之笔。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组诗写于滞留夔州时期。此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外族入侵，藩镇叛乱，战争仍然不断。挚友已先后离开人世，诗人自己仍飘泊沧江，且疾病缠身。山城秋色，引发他的故园之思和对于京华岁月的怀念，回顾一生，感悟哲理。八首诗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上展开，一层深入一层。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江峡秋色牵动滞留夔府孤城的寂寞心绪，也牵动故园之思。由丛菊两开引发留夔两载的辛酸岁月的感慨，引发对于故园的思念。正沉浸于回忆与思念之中，忽又为白帝城的四处砧声所惊断，于是有第二首。第二首又从现实开始，进入感慨与回忆：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获花。　　从落日啼猿、孤城怅望中产生的身世飘零之感，引发对于往日曾叩近侍的回忆，又是感慨万千。正沉浸在回忆与感慨里，忽又被山城悲笳惊醒，回到现实中来。时光流逝，已经月上中天，叹时光而伤沦落，于是有第三首：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这一首从时光流逝叹抱负落空，引发对于朝廷用非其人的不满，于是有第四首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恩。　　这一首是对于国家命运的忧念。意谓政局变更，边境战火不断，国家前途可忧，而自己穷老　　荒江，无法报国，空有忧思而已。后四首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着忆往昔、感盛衰、伤沦落、叹身世。这八首诗要表现的是一种深沉复杂的感情，交错着感慨、回忆、思念与对于时局的看法。要用一首诗来把这些复杂的、低徊不尽的感情表达出来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不容易表现得淋漓尽致，而 用组诗则可以做到这一点。以律诗写组诗，极大地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力，这是杜甫在律诗发展史上的贡献。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全诗把一种骤然到来的狂喜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 这些动词，加强了突然性和随意性色彩；用“即从”、“便下”、“穿”、“向”等词，连接四个地名，造成风驰电掣的气势。表达的方式，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连贯性、整体感极强，毫不受律体的束缚。他在寓居夔州以后所作的诗，这方面的成就，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风急、猿啸、鸟飞、木落，伴以滚滚而来的江水，整个境界卷入到急速的流动之中。然后是一声深深的叹息。他用了那么多在动作上连贯性极强的动词，造成全诗的流动感和整体感，使人读来有一气浑成之感。但细究起来，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有极精密的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首联上句第一字仄声换成平声，下句第一字平声换成仄声，一开始便用轻重的变化增加了两个节奏。“猿啸”处本应是二仄声，他为了使“天高”与猿声连着表现一种高扬凌厉的情调，用了一个平声字“猿”，三个平声连续上扬，“啸”仄下沉，两头均有一个急速的起伏．最后一个“哀” 字，扬而不返。这首句在通过对平仄的精心安排来表现声象上，真是精彩极了。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于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 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以亲切随便的语气说出，不露对仗与声律安排的痕迹。《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旅夜书怀》也是这类千古传诵的名篇。　　杜甫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呈路十九曹长》)又说：“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正是他对律诗的主要追求。“诗律细”不仅在于声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从严谨中求变化，变化莫测而不离规矩。有时他为了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而写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这种拗体与七律初期出现的某些不合律现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　　杜甫律诗的又一成就，在于他炼字炼旬上的成功。精于用字，刻画细微，在他的古体中有同样表现，而以律诗的表现最为精彩。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刘熙载说“少陵炼神”，就是指这一点。他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他善于用动词使诗句活起来，用副词使诗疏畅而富于转折，特别是“自”字，他实在是用得好极了。他还善于用颜色字以强化某种情感色彩，用叠字以创造氛围，用双声叠韵以使诗的声调更加和谐悦耳，用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炼字，是他的自觉追求。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用很大的精力在炼字上的。2、杜诗的艺术风格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长篇如此，短章也如 此。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没有，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入门闻号眺，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但又没有喷薄而出，“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个人的悲痛变成了对于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梦李白二首》也是这种回环反复表达感情的很好例子，梦中见其来，又疑其真来；分明他已真来，又疑其何以能逃出牢笼，定非真来；说他并非真来，又分明见其月色下的憔悴颜色。真真幻幻，表现的是浓到如酒的情谊，深沉低回，波浪起伏。《北征》、《洗兵马》、《壮游》、《同谷七歌》、《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还有前面提到的《秋兴八首》都是这样的例子。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除了沉郁顿挫之外，杜诗还有其他的风格。胡震亨说杜甫的诗“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唐音癸签》卷六)，就是说的杜诗风格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正是伟大作家艺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志。在杜诗的多样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闲适情趣，安静明秀的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萧散自然的特色。这类诗不少，如《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鱼鸟自得其乐，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生一份闲适愉悦情思。“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漫成二首》其一)“野船明细火，宿鹭起圆沙。” (《遣意二首》其二)“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徐步》)“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 (《独酌》)这些都是萧散心境、闲适情趣的产物。这类风格最有代表性的，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三：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其五：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其七：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　　这组诗把萧散自然的情怀抒写得从容和优雅，让人神往。《绝句漫兴九首》也是如此。　　杜诗的不同风格的形成，与杜甫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或处于战乱之中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这时的诗，往往便表现为沉郁顿挫。长安困顿、陷落贼中、华州鄜州时期、陇蜀道上、夔州以后的诗，多数是这类风格。当他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3、杜诗的地位与影响　　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是说杜甫兼有各家之所长。宋人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论韩愈》)他是从杜甫兼备各种风格说的。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说，杜甫的集大成，首先是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品质，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与屈原相似的深沉忧思。屈原与杜甫当然有许多不同，但两人在诗中表现的忧国忧时却同样至诚。在杜甫的诗里，我们可感受到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可以感受到司马迁的实录精神，面对史实而不回护，正视历史。这些当然不是诗歌传统自身，但它却决定了杜诗的基本品质，说明这些品质的渊源所自。　　就诗歌传统自身言，杜诗的叙事与议论，显然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显然又与《离骚》相近。它的缘事而发，则来自乐府传统。它浓烈的抒怀，细腻的感情，与建安诗歌有关。在诗的表现方法、表现形式上，他吸收的就更为广泛而多样。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有乐府的影响，也有史笔的痕迹。他的五言古诗广泛接受魏晋南北朝诗人 的影响，如王粲、曹植、阮籍、谢灵运、陶渊明等。五七言律诗则可以说吸收了这两种体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五律则主要学杜审言。而最重要的，是充分吸收盛唐诗人创造兴象、创造意境的经验，把它融入到叙事的技巧里，叙事而又有着意境的美。　　即使只从语言或意象上说，也可找出杜甫与前辈诗人的各种联系。例如，他的《杜鹃》、《石龛》诗，显然受到汉乐府相和歌辞相和曲《江南》的影响。《晚登滚上堂》“江流静犹涌”，来自阴铿“大江静犹浪”(《和傅郎岁暮还湘州》)。《宿江边阁》“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来自何逊“薄云岩际出，初月浪中生”(《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艳曲》“江清歌扇底，影旷舞衣长”，来自庾信“绿珠歌扇底，飞燕舞衫长”(《和赵王看妓》)。《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昔如水上鸥，今如置中兔”，来自鲍照“昔如鞲上鹰，今如槛中猿”(《代东武吟》)。《前出塞九首》其六“驱马天雨雪”，来自鲍照“北风驱雁天雨霜”(《代白纻曲二首》其一)。《小寒食舟中作》“云白山青万馀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来自沈俭期“两地江山万馀里，几时重谒圣明君”(《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来自沈俭期“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钓竿篇》)。《漫成二首》其一“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来自沈俭期“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幸梨园亭观打毡应制》)。意象的启发引起联想，产生类似的诗句，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对于前人诗歌成就的熟悉与有意的吸取。他非常推崇曹植和建安诗人，推崇陶渊明和谢灵运、谢朓、鲍照、庾信，特别是阴铿、何逊，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对于陈子昂、初唐四杰、孟浩然、王维、李白，他更是推崇备至。他主张转益多师，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集大成者。　　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有许多的层面，这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他们都学杜甫的一枝一节，而开拓出新的诗派。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高，他在诗史上的影响，历千年而不衰。 　　杜甫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成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北宋爱国将领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兵败被俘，有《集杜诗》二百首，《序》说：“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这种影响衣被后人，直至现代而不衰。第八章 韩孟诗派　　1、李贺诗歌的艺术表现与怪奇特征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是没落的唐宗室后裔，父李晋肃，曾当过县令。仅因“晋肃”之“晋”与“进士”之“进”同音，“肃”与“士”音近，李贺便以有讳父名而被人议论攻击，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后荫举做了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不久即托疾辞归，卒于故里，年仅 27 岁。《李长吉歌诗》存诗二百五十馀首，除少量伪作外，可确定为他本人所作的约有 240 首左右。　　从年辈上看，李贺晚生于盂郊 39 年，比韩愈也小 22 岁，但他成名甚早，少年时代即“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王定保《唐摭言》)。18 岁那年，他带着自己的诗歌去拜谒韩愈，韩愈只读了第一篇《雁门太守行》，即大为惊赏，邀与相见(张固《幽闲鼓吹》)。然而，诗歌的成就并没能改变李贺不幸的命运。作为宗室后裔，他自视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致身通显，获得较高的地位和享受；但因其家族早已败落，家境颇为贫寒，他的这种希望只能成为一种幻想，并由此生出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他自幼体质赢弱，长得“细瘦”，而且是“通眉”、“巨鼻”、“长指爪”，可他却每每以“壮士”自称，写出一些意气昂扬的诗作：“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他有理想，有抱负，但这理想抱负很快便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使他的精神始终处于极度抑郁、苦闷之中。他早熟、敏感，但这早熟敏感却令他比常人加倍地品尝到了人生的苦涩。在现实的重压下，他呈现出种种早衰的症状和心态：“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长安有男儿，二 十心已朽”(《赠陈商》)、“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人生的短暂倏忽，引起李贺的无比惊惧，而怀才不遇的苦痛，又时时冲击着他多病的身心。《秋来》这样写道：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流年似水，功名不就，恨血千年，知音何在!带着沉重的悲哀和苦痛，带着对生命和死亡的病态的关切，李贺开始对人生、命运、生死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思考。他写鬼怪，写死亡，写游仙，写梦幻，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自己的苦闷。　　在短短 27 年的生涯中，李贺将其卓荦的才华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诗歌创作上，骑驴觅诗，苦吟成性，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把作诗视为生命之所系。这一方面导致他对社会不可能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而时时耽于幻想；另一方面则使得他的诗作融入了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表现重点也从韩愈的粗猛豪横、孟郊的冷峭枯寂转向对主体心灵的全力开掘和虚幻意象的巧妙营造，由此形成了与韩、孟颇有差异的凄艳诡激的诗风。　　翻开李贺诗集，那奇特的造语、怪异的想象和幽奇冷艳的诗境便会迎面扑来，宛如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渗渗虫喷啧。……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其三)“百年老鹗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呼星召鬼歆杯盘山魅食时人森寒。”(《神弦》)……在这些诗句中，作者写荒芜的山野，写惨淡的黄昏，写阴森可怖的墓地，而活动于这些场所的则是忽闪忽灭的鬼灯、萤光、百年老鹗、食人山魅。令人读后，深感其“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堕”(谢榛《四溟诗话》卷四)。李贺深受屈原、李白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多以乐府体裁驰骋想象，自铸奇语，表现其苦闷情怀。他对冷艳凄迷的意象有着特殊的偏爱，并大量使用“泣”“啼”等字词使其感情化，由此构成极具悲感色彩的意象群。诸如“冷红泣露娇啼色”(《南山田中行》)，“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之二)之类诗句，在其诗集中俯拾即是。对于物象的色彩和情态，李贺也极尽描绘渲染之能事，写红，有“冷红”、“老红”、“愁红”、“笑红”；写绿，有“凝绿”、“寒绿”、“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