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韩、柳古文运动 韩柳对古文运动的贡献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谈，一是内容上的：前面讲过，骈体文是六朝贵族的文体，其文章缺乏现实内容，不仅他们，韩柳前的古文家有明道也没有加进任何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内容。韩柳二人都深深介入现实，当他们把现实中的情感注入文学创作中时，就赋与文章强大的生命力。二是艺术上的：他们汲取各家之长，丰富了古文的表现力，成就了古文的新面貌。对前代的吸收不只局限在先秦两汉，只局限在儒家而是广收博取，也汲取六朝骈文的有益之处。 各体兼长，风格独特。 第一节 韩柳的理论建树 贞元八年（792），韩愈作《争臣论》，提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这可以看作是他走向文坛的开始。从此时到长庆四年（824）是韩、柳及其追随者提倡文风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后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宋人姚铉说：“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根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途，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唐文粹序》）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刘熙载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唯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艺概·文概》）陈寅恪先生对韩推崇备至，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并从六方面肯定了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1、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2、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3、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4、呵诋释伽，申明夷夏之大防；5、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6、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论韩愈》）。 有女奴抱婴儿来，致其主夫人之语曰：“妾张圆之妻刘氏也。妾夫常语妾云：吾常获私于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辞者。凡所言必传世行后。今妾不幸，夫逢盗死途中，将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敢以其稚子汴见。先生将赐之铭，是其死不为辱，而名永长存，所以盖覆其遗胤若孙；且死万一能有知，将不悼其不幸于中土矣。又曰：妾夫在岭南时，尝疾病，泣语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岂不如今人？而至于是，而死于是邪？尔若吾哀，必求夫子铭，是尔与吾不朽也。愈既哭吊辞，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终而铭。 这样一来，就把这样一篇本来可能写得公式化的文章写出了感人的生命力。而文章所表现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常人故事，但是加入了作者亲历的事件，在文章中是 “妾” 通过女奴说的， 使其成为客观叙事与主观情志抒写二者兼得的佳作。 另一个例子是他的《柳子厚墓志铭》，有一大段对世态人情的描写： 鸣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 诩强笑语以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小临利害，仅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这一段描写其实与柳宗元事迹无关，而作者这种虚拟的描写，这种感情的发泄式表现，正是本文感人之处。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也体现了这一点。如《始得西山宴游记》的首段： 自余为僇人，居是洲，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及，梦亦同趣。 觉而起，起而归。 描写的重点已经是人，而不是单纯的自然本身。自然山水无不投射了人的情感。而这种重点的转移，在文章描写上也有相应的变化。如“永州八记”等文中使用的对游踪的详细描写。骈文写景常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如吴均《与顾章书》： 梅溪之西，有石门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幽居，遂葺宇其上。 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辨；仁智所乐，岂徒语哉！ 这是由骈俪之的铺排特征所决定的。孙德麟说骈文的特征是“气转于潜，骨植于秀，振采则清绮，陵节则纡徐，缉类新奇，会比兴之义；穷形抒写，极洵染之能。”点明了骈文“穷形抒写，极绚染之能”在描写上的特点，而柳之山水游记则已发生重大转变。 罗宗强先生谈到古文运动时， 认为中国散文理论常常停留在文章学的层面上， 其因应追溯到唐。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不同文体加以区别，分为文、笔两类，如萧统的《文选》就明确将子、史列于文外。这是文学观念正在发展的标志，而到了唐代古文运动，这个过程就停止了。古文家重新以笔为文，混淆文、笔。其次是明道说的局限。不管人们如何谈论明道，或所明之道的内涵如何，明道总是一个束缚，限制了散文的发展。诗歌领域缘情说起来，取代了教化说，直接造就了盛唐诗歌的繁荣，而古文中的明道说则没有被取代，成就不如诗歌。 第三节 韩愈古文选讲 韩愈，字退之，旧唐书说是昌黎人，新唐书说是南阳人，朱熹谓为河阳人。官至吏部侍郎，后人称为韩吏部，死谥文公，称韩文公。韩氏虽为名门，但其祖父、父亲均名声不显，自幼父母双亡，唯兄嫂是依。八岁随兄前往岭南，后随嫂 “就食江南”。十八岁时离家前往长安，此后十年一直在洛阳、长安应试，四试而中，又三试吏部，卒无成，不得己，改应幕职。先后依董晋、张建封于汴州、徐州。十八年开始为官，曾为博士、祭酒，还任过御史、县令、史官、刺史至侍郎。中间经历过贬山阳令和贬潮州刺史。韩愈一生为人讥议处甚多，如一宦官俱文珍来往，还写过序文，颇有谀词。永贞革新失败后，写诗攻击王叔文，他与刘禹锡、柳宗元俱有私交，大概是为了表白自己。修《顺宗实录》也说了几句公道话。贬至潮州，给皇帝上表，语多乞怜，甚至以封禅诱引皇上。一生排佛，到潮州后，又与僧大颠来往，十分矛盾。潮州被贬后，志气消沉，晚年官运亨通，远离现实， 只关注于个人升沉， 写了大量的谀墓文和以功名富贵相夸许劝诱的诗歌，如《示儿》。 人们对韩愈的评价，或就其学论，或就其艺文论，或就人品论，时有不满，但从未完全否定。张孟奇《疑耀》以为趣荣贪位，始谏佛骨，晚请封禅，乃两截人。李光地《榕村语录》续编卷五：“好游戏，贪仕宦，一能文狂生，浑身俗骨，然临大事不放过，如谏迎佛骨，使王庭凑是也。”祝允明《罪知录》诋韩文：“论易而爱儇，形粗而情霸，其气轻，其口夸，其发疏躁。”钱钟书评价韩愈：“豪侠之气未除，真率之相不掩，欲正仍奇，求厉自温，与拘谨苛细之儒曲，异品殊科。”韩愈的一大疑案是《与大颠三书》的问题，各诉讼不已，钱钟书推论朱子之语云：“余尝推朱子之意，若以为壮岁识见未定，迹亲僧道，乃人事之常，不足深责。至于暮年处困，乃心服大颠之能外形骸，方见韩公于吾儒之道，只是门面，实无所得。非谓退之即以释氏之学，归心立命也，故仅曰晚来没顿己身处，盖深叹其见贼即打，而见客即接，无取于佛，而亦未尝有得于儒，尺寸宅地，乏真主宰。” 韩愈认为唐代社会的衰落是由于异端思想兴起，儒家思想沦丧，于是他以文章为工具，试图通过排斥异端来达到建立新型儒学道统的目的。早在贞元八年登上文坛前，就说要：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他认为老、佛出世思想，是为了一己之私，杨朱利己而不欲利人，更难用世。墨家讲用世却不讲等级伦序，也不为韩接受。所以他要反对杨、墨、老、佛，捍卫儒家道统。《原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韩愈说他写散文的目的是为了明道，但最终目的还是落在事功和辅政上，要使唐朝中兴。他一生以文为武器，为时代兴利除弊，为一个理想的社会而奋斗。他希望能有一个无所不能，妙而无方，经天纬地，道济天下的圣明之君。他亲自参加了平写淮西之役，揭开了中兴之页。明道说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以礼乐刑政为中心的封建等级秩序，反对藩镇割据是明道说的现实指向所在。 他一生虽仅五十七岁，但却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从社会的底层到上层王朝，亲尝各阶层的生活与人情世态，历尽各种人生滋味。《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他有不少文章为别人、为自己鸣不平，实则是对社会不公平的抗议。他的这一思想直接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而更具现实意义。在层次上，他把文学表情达意从明道的抽象中解脱出来，从合乎政教伦理的合理性牢骚中解放出来，而更注重人在现实中的遭际。 他早年四试礼部，三试吏部，所以对人才受到的压抑深在体会。所以他敢于抗颜为师，奖掖后进，选拔人才。《杂说》中提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学者不为师，惑者耻于求师的时代，他独立流俗之中，招收后学，抗颜为师，不少后学向他求学，韩门弟子一时大盛，如张籍、皇甫湜、沈亚之、孙樵、贾岛、李贺、卢仝、刘叉，思想家如李翱，名臣李汉、张彻。 他的散文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闳中肆外。《进学解》：“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答尉迟生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善恶，其发也不 掩。”《答李翊书》：“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即是说文由情生，要有丰富的生活、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见识，特别是要有道德修养。黄宗羲说：“所谓文者，未有不写其心之所明者也……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这可以视为“肆其外”的注脚。 二、 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樊绍述墓志铭》：“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答李翊书》：“唯陈言之务去”。陈言其实不仅指语词因袭，彼此雷同，刘熙载：“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皆陈言也。” 三、 唯其是。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既然气盛，有独到之思，就应该理直气壮的表现出来，不管是什么形式。在这里，惟其是是指根据内容和体裁的要求采取不同的写法。 四、 师其意，不师其辞。这是对古人的态度，即对古代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不师其辞是说不能剽窃蹈袭，而要“沈浸浓郁，含英咀华”，而后才发为文章。 作家的不同个性，体现在作家思维模式、结构设置、语言符号的操作和援典用事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旦形成，就产生了作家风格。皇甫湜《谕业》说 “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河，千里一道，冲飙激浪，污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形成了奇崛瑰怪、闳中肆外的韩文风格。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层见叠出，怪奇出新。韩愈自觉地追求创新，创新有多种手段，奇怪是其一种，韩文便表现出怪怪奇奇，层见叠出的新特点。如《送穷文》、《毛颖传》。 但韩文之奇，用得适度，故能写出新鲜意思，创新而不失正，是奇正结合的典范。 滔滔雄辩，闳中肆外。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他具有博古通今、地包海涵的识见与胸怀，故能如此。如《进学解》“寻坠绪之茫茫”一段，正如孙樵所说：“韩吏部《进学解》，拔天倚地，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扑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敢暇，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茫然自失。” 拔天倚地， 气势逼人。 这与前面所谈有关联。 孟子首先提出知言养气的问题：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正气呢？孟子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即是说浩然之气是与义、道联系在一起，是义、道培养出来的。有了这种气，就能言辞无所蔽，无所陷，无所离，无所穷，产生无可辩驳的力量和气势。 古代诗文，诗备众体者杜子美，文备众体者则韩退之，其究在于能集前代之大成。今存韩文，有书启、序、哀辞、祭文、碑志、表状、杂著、杂文等。 书启一体，汉人多求详尽，不留余地，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六朝人则贵简，不多说话，如吴均《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韩愈与人书则因人变词，有陈乞者，如《三上宰相书》，有愤世者，如《应科目与时人书》，有自明气节者，如《与孟尚书书》，有讲论道德者，如《答尉迟生书》，有为人导师者，如《答李翊书》。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结构，未尝信手涂抹。 中唐产生了赠序之体，韩愈赠序文法高古，劈头而来，雄才独出，为宋人所不能到。宋人及后人赠序多有说明作序原因的冒头，时或过于拉杂琐碎，韩则每能简洁。清包世臣说：“读退之书说赠序数十首，爱其横空起议，层出不穷。” 林纾云：“愚尝谓验人文字之有意境与机轴，当先读其赠送序。序不是论，却句句是论。不惟造句宜敛，即制局亦宜变。赠送序是昌黎绝技，欧王二家，王得其骨，欧得其神。归震川亦可谓能变化矣，然安能如昌黎之飞行绝迹邪？” 碑志之用在歌功颂德，施于金石。盛行于汉魏，蔡邕之作最有名。但渐成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歌功颂德的谀墓体，少有变化。李涂《文章精义》：“退之墓志篇篇不同，盖相题而设施也。子厚墓志，千篇一律。”他的墓志无一定之写法，不落公式化写作俗套。 祭文、哀辞。后世此类文章惟韩文公与王安石最为人称道。《祭十二郎文》用文章的话来说是“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文章不厌其烦地琐琐叙事，充分表达 了他与十二郎的深厚情谊。文端行笔，处处插入自己的身世与感受，无意而工，遂成千古绝调。《古文观止》：“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古绝唱。”而纯用散文笔法，不仅打破了六朝以来“述哀之文，定以用韵为宜”的固定格套，是散文史上的一个创制。 【例】 送李愿归盘谷序（韩愈）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 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污秽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而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维子之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 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例】 送董邵南序（韩愈）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彊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 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例】 张中丞传后叙（韩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公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 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 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尝在围中。籍大历 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 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 嵩无子。张籍云。 【例】 进学解（韩愈）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 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于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 其书满家。上窥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俱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 首先，他提出了道统说。冯友兰先生说他的“道”可以在中国哲学史上占一 席之地，分三个方面：推尊孟子，引用《大学》，道统之说。先秦以来，儒家思想在长期有发展过程中，不断根据需要，掺进新的成份。两汉经学已与原始儒学相去甚远。以后，在魏晋玄学、南北朝佛教的干扰下，儒学势力衰微。初、盛唐儒道佛三教合流，各家学术思想活跃，但就连倡言儒道者对儒道也不甚了了。正如柳宗元所说： “近世言理道者众矣，……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甚少也。”（《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因此，要使天下学者归于儒道，首先要对儒道本身进行大规模的清理。 韩愈标举道统，排除了佛老杨朱之道，也排除了两汉经学以后发展起来的儒术。“道德”一词源出于老子，玄学、佛学都用这一概念，含义不清。韩愈指出了儒家的道德与佛老的道德有两点根本差异：一是老子的道德不要仁义，只顾私家之利，孔子的道德合仁义而言，是天下公言；二佛老之道是要否定圣人及其君臣父子等封建秩序，儒家之道则是要分清君臣民各自的职责，设礼乐刑政以维护封建秩序。柳宗元《四维论》也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这样，他们就确立了以仁义为定名的儒家道德观。韩愈在《原道》对“道”有过一个界定：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 何也？博爱之谓仁， 行而宜之之谓义， 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义的具体内容是圣人施博爱而臣民行其宜：“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他主张明道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用儒家的道统重新建立起封建等级制的思想基础。当时这样做，一是要反对佛老，二是要反对藩镇割据。 释老之害在韩愈看来，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上，《原道》中说得很明白，而且态度坚决。在《谢自然》诗中对道教也表现反感： “人生在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 在纺织耕耘。 下以保子孙， 上以奉君亲。 苟异于此道， 皆为弃其 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 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 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糜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一：首段发端，中段是驳，后段是解。胸中抑郁，反借他人说出。而己则心和气平以解之。宜当时宰相读之，旋生悔心，改公为史馆修撰也。……多用韵语，扬子云《解嘲》已然。盖用韵语， 则铿锵作金石声也。 【例】 祭十二郎文（韩愈）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 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 ， 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于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 【例】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韩愈）君讳适，姓王氏。好读书，怀奇怪负气，不肯随人后举选。见功业有道路可指取，有名节可以戾契致，困于无资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诸公贵人，借助声势。诸公贵人既得志，皆乐熟软媚耳目者，不喜闻生语，一见，辄戒门以绝。 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邪！”即提所作书，缘道歌吟，趋直言试。既至，对语惊人，不中第，益困。 久之，闻金吾李将军年少喜士可撼，乃蹐门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适，愿见将军白事。”一见语合意，往来门下。卢从史既节度昭义军，张甚，奴视法度士，欲闻无顾忌大语，有以君平生告者，即遣使钩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谢 客。李将军由是待益厚，奏为其卫胄曹参军，充引驾仗判官，尽用其言。将军迁帅凤翔，君随往，改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观察判官。栉垢爬痒，民获苏醒。 居岁余，如有所不乐。一旦载妻子入阌乡南山不顾。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吏部郎中张惟素，比部郎中韩愈日发书问讯，顾不可强起，不即荐。明年九月疾病，舆医京师，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长安县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宁令；祖微，右卫骑曹参军。父嵩，苏州昆山丞。妻上谷侯氏处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师，世莫能用吾言，再试吏，再怒去，发狂投江水。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邪？取文书来。” 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岁夭死，长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其季始十岁。 铭曰： 鼎也不可以柱车，马也不可使守闾。佩玉长裾，不利走趋。祗系其逢， 不系巧愚。不谐其须，有衔不祛。钻石埋辞，以列幽墟。【例】 送穷文（韩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舆粮，牛系轭下，引帆上樯。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问所涂，窃具船与车，备载糗粻，日吉时良，利行四方，子饭一盂，子啜一觞，携朋挚俦，去故就新，驾尘 风，与电争先，子无底滞之尤，我有资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 屏息潜听，如闻音声，若啸若啼，砉敥嘎嘤，毛发尽竖，竦肩缩颈，疑有而 无，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与子居，四十年余，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学子耕，求官与名，惟子是从，不变于初。门神户灵，我叱我呵，包羞诡随，志不在他。子迁南荒，热烁湿蒸，我非其乡，百鬼欺陵。太学四年，朝齏暮盐，唯 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终，未始背汝，心无异谋，口绝行语，于何听闻，云我当去？是必夫子信谗，有间于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车船，鼻齅臭香，糗粻可 捐。单独一身，谁为朋俦，子苟备知，可数已不？子能尽言，可谓圣智，情状既露，敢不回避。” 主人应之曰：“予以吾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俦，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满七除二，各有主张，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转喉触讳，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穷：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伤害；其次名曰学穷：傲数与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执神之机；又其次曰文穷：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穷：影与行殊，面丑心妍，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穷：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 我仇怨。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能使我迷，人莫能间，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 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 “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时，乃与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饫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于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书》。” 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第四节 柳宗元古文选讲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官至柳州刺史，人称柳柳州。其父号为刚直，不媚权贵，柳深受家庭环境影响。四岁时，其母教以古赋十四首，十二岁时，即代人作文，有奇名于时。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二十四岁应博学鸿词科，中试，授校书郎。三十一岁，升监察御史里行（试用，犹清代行走之意）。柳宗元勤于读书，善于思考，态度严谨。五经之外，先秦诸子也都下过工夫。在经学史上，敢于疑古，敢于创新。如敢于非国语，对孔子、孟子的一些话敢于非议。与王叔文 友善，有利安元元之志。参与永贞革新，同志者还有刘禹锡、韩泰等人，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但在宦官的反扑下，顺宗被迫内禅，不久即死。柳等八人被贬。 先贬永州司马，一度召还，又出为柳州刺史，死于任上，年仅四十七岁。 一、理论主张 批判六朝靡丽文风，倡导文学革新。他官至尚书郎，专司百官章奏，但后来他认为当时他还未能究知为文之道，因为这些都是为文章而以文辞为工。后来他认识到： “为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这既是对此前之我的自我批判，更是对六朝文风的批判。他还批判了某些为文之士“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什么叫渔猎前作呢？杨炯为其弟杨盈作墓志，其弟死时才二十六岁，学问可想而知，但杨炯却说他是“张华四海之内，若指诸掌；班固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甚至说“动天地而感鬼神，序人伦而在孝敬。”不问事实如何，任意把前代史书中的现成词语拿来堆砌。 他主张文以明道，但又进一步指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把“道”解释为及物之道，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效果，有利于人民和社会。这与宋儒所讲的离事言理、空谈心性的道相去甚远。他还认为道之传要凭借于文辞，既强调“旨趣之博大”，也突出“词采之蔚然”。 文以行为本，在先诚乎其中。这与韩愈所论完全一致，但又要求“志于道” 的人，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这就与韩的好奇不同。 韩愈强调“务去陈言”，“文从字顺各领职”，要求语言的畅达与语法的完整，柳比较突出的是强调“用助字”必须“当于令”即语法规律。虚词是散文区别于骈文的一个重要表现，骈文少用虚词，特别是少用语尾助词。这对散文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我们现在讲的古汉语语法，基本上是从八家所用的语言中概括出来的。 他强调“不薄今人爱古人”，对古人主张各取其长。他说“参之谷梁以厉其气，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不仅转益多师，而且旁推交通，择善而从。二、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 由于他是进步的思想家，敢想敢说，议论独到，析理精深。如《六逆论》引左传中六逆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与此相对的是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指出：“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为乱矣；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 这样的例子很多，刘师培说柳文“探言立论，核敷深刻”，比为名家之文。他的论理文还表现在既注意了理论上的精密，又注意了语言上的生动，朱熹指出：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 柳宗元的杂文最为著名， 他在这些文章注入了文学意识， 创造出文艺性杂文。而且与政论文不同的是他意图通过这些杂文，抓住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具有深刻性和尖锐性，实现以百姓为中心的治世目标。如《捕蛇者说》、《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蝜蝂传》。还有名为《三戒》的寓言，从寓言角度看，它是在先秦寓言故事及近世韩愈杂说的基础上的创新，即使之摆脱了作为说理论据的从属地位而成为独立的文体。然而又不同于寓理于事的寓言故事，而是在寓理于事中又杂入了议论。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的代表是他谪居永州期间所作的《永州八记》，在中国山水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孙梅云：“天地间山水林麓，厅、奇伟秀丽之致，敕文人之笔陶写之。若陆云《答车茂安书》、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等篇，都成绝构，盖皆会景造语，不假雕琢者也。至郦善长始以淹雅之才，发摅之笔，勒为《水经注》四十卷，订以志乘，纬以掌故，刻画标致，奇幽诡胜，搜剔无遗。后来作者罕能继，惟柳子厚‘永州八记’，笔力高绝，万古云霄一羽毛，非诸家所敢望尔。”张岱曾说山水游记太上柳宗元，其次郦道元，再次袁宏道。并且永州诸记不仅在于“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其佳处在于其中寄寓了作者的游赏之趣与身世感慨。子厚谪贬后，无一人可与语，故借题发挥，寄寓贤而有才却被弃之蛮荒的无限感慨。看似不动声色，实则对当权者愤激已极。《与李翰林建书》： “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窥天地，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王世贞《徐太朴南还日记 序》：“余向执穷而后工之说以求于古而得柳柳州，夫柳州之辞信工，在其大要不过写其山川风物之险怪硗瘠而已，其情不之于悲则之于怨悔，不能超其境而诣所谓达者。盖至于白少傅之于江州而其记于厅壁于匡庐者而后始有会也，夫江州之视柳州，无论工拙，其命意舒而气扬，则倍徙之。然至于寄杨汝士书浔阳听琵琶曲， 所以叙骚人逐客邻死未死之状， 抑何感慨委曲也。 盖古之怨者莫过于屈氏，至远游数瓖而微露其体，达莫过于陶氏，至荆卿一意而稍见其用此，此所谓知，知其妙于体用之不能尽掩彼所谓知，知其达而怨而达以为是足以究二家之精微，而不悟其自远也。” 对于柳宗元的文章，不仅同时代的人多所称道，后世评价更高，北宋王禹偁谓为韩柳文章李杜诗。他的写作态度严谨而能有所创新，内容博奥而精醇，风格闳肆、 幽峭、 峻洁， 统而言之： 雄深雅健 （语出刘禹锡 “雄深雅健， 似司马子长” ）。雄深偏指思想内容，雅键重在艺术形式。刘禹锡《答柳子厚书》： “余吟而绎之，顾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气为干，文为支，跨跞古今，鼓行乘空。”可谓抓住了柳文的关键。 柳文内容博大精深，他是进步的思想家，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因而他的文章能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出发，如《封建论》点明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他好为翻案文章，但并为为翻案而翻案，而是纠正史案之误，提出正确观点。如《舜禹之事》为曹丕把自己代魏称帝与舜禹之事相比附翻案。 文势挺拔雄健。《与杨京兆凭书》：“诚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职李斯，峻如史迁，富如相如，专如杨雄，犹为今之人，则世之高者至少矣。” 故论说多角度切入，八面围剿，气势恢宏。 写文章要表现博大精深的思想，造就挺拔的气势，没有新奇精警的构思是做不到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构思极精警，先说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为贺也。《李赤传》写江湖浪人李赤决心从厕鬼而死，构 思奇特，更借李赤之言说溷厕如椒兰，世之所居如溷厕，笔扫真伪颠倒的社会，可谓奇中出奇。 语言简洁峭厉。贺孙贻说：“诗文中洁字最难”，柳宗元的语言与韩愈的妥 帖瑰奇不同，他的语言简洁，但给人以峭厉之感。 【例】 封建论（柳宗元）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 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 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得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 身。 ” 但韩愈所反之佛，为檀施供养之佛，非明心见性之佛，乃着眼于其社会危害。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叛乱，愈演愈烈。有时甚至直接威胁中央政权。如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东都震骇。十一月令原节度史姚令言出兵，出城而叛。叛军围宫。德宗及诸王妃出逃至奉天，性命几乎不保。韩愈主张严格维护封建等级，有其积极意义。他后来还参加了平定淮西之役。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谈到了其明道思想：“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以为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为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他的“辅时及物”的思想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他本身就是一位有识之士，是一位改革家。直接参与了永贞革新。永贞革新是贞元末年有识之士力图打击宦官和方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弊政，挽救唐王朝的一次典型的政治改革。在唐代作家中，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不再像盛唐作家那样充满理想主义了。他以求实的态度投身改革。他对于自然、历史，对人生的思考，都表现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是由元气构成的，并非神造。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光衰成败，系于人而不系于天。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态度，他才处处表现出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柳宗元的明道思想比韩愈要积极的多，他的辅时及物的思想不仅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就是对后世而言，为散文开辟了新天地，对文学的发展也较少束缚。 其次，他们否定了乐关教化，文关兴衰的旧说，将治国平天下的关键归结于修身正心，得人进贤，并提出了不论贵贱、唯问贤愚的取士原则。视制礼作乐为移风俗、美教化的根本，以雅颂怨刺作为为验明天下理乱的标准，是汉晋盛唐以来儒家思想的核心。韩愈驳斥道：“不务修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而况帝王哉？”正统儒家向来视民间哀怨之声为亡国之曲，柳宗元以为： “耳之于声也，犹口之于味也。苟悦新味，亦将卑乎？”韩愈文章中有一个集中的主题： 就反复强调国家用人标准应建立在道德才学而不是出自门第。 唐代设科取士，否定了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制，但社会上门户观念依然很重，旧士族为 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 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辑评] 苏轼《东坡续集》卷八：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书，而 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例】 段太尉逸事状（柳宗元）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王子晞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纵士卒无赖。邠人偷嗜暴恶者，率以货窜名军伍中，则肆志，吏不得问。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嗛，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杀孕妇人。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候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出如尉请。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 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 ，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 “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 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农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 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刚直士也。入见谌，大骂曰：“汝诚人耶？泾州野如赭，人且饥死；而必得谷，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 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戒其族：“过岐，朱泚幸致货币，慎勿纳。”及过，泚固致大绫三百匹。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终，吏以告泚，泚取视，其故封识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邠斄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复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谨状。 【例】 《三戒》并序（柳宗元）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 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外，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憖憖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　，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 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例】 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 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绕白，外与天际，回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 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例】 钴鉧潭西小丘记（柳宗元）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 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 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 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 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例】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 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第五节 唐代古文运动的衰落 所谓古文运动的衰落， 一般是指中唐以后骈文又恢复了统治地位的现象而言， 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印象。实际上，古文的普及又超过了骈文，古文作者之广，数量之多，已非初盛唐所可比拟。只不过，古文虽多，却再没有出现过像韩柳这样的大家。而骈文则在李商隐、温庭筠手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在某些领域又恢复了一度被散文夺去的优势。本来，在元和之际散体文风行时，骈体文就没的绝 迹，官方的制、诏、状、牒仍用骈体。古文运动的核心观念是明道，但此后反功利的文学思想抬头，骈体文就逐渐回升。 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是李商隐，他曾自骈体文集《樊南四六》，但他最初也是学古文的，后来在令孤楚幕下，始为今体章奏，主要是章、表、奏记一类文章，《旧唐书》本传说他“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体。”李商隐的骈文的影响非常大，直到宋初的西昆体，也还是奉李为宗。以骈文体式而论，李的骈文大多为律化的骈文，他自名为四六，可见已非柳宗元“骈四俪六”的形容用法，而具有明显的文体意味。但四六并不等于骈文，因为骈文并非单一的四六句式。李商隐倡制四六，使骈文体制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其特点是句式有固定的字数，韵律有平仄的相间，使骈文严整之中又有柔和的美感。李的骈文创作因其内容不同，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特征。章表之类的文章用典较多，其名文《为濮阳公陈情表》，几乎句句用典，后来成为西昆体的典范。而书启一类的四六则敷陈事理，用典较少，情意淡雅，如《上河东公启》。哀祭文不用典，语言流丽，情真意切，凄婉动人。如《祭小侄女寄寄文》：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及！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时吾赴调京下， 移家关中， 事故纷纶， 光阴迁贸， 寄瘗尔骨， 五年于兹。 白草枯…… 祭文以住多用四言韵语的体式， 而此言语虽以四言为主， 但其间又杂有五言、六言，使文气舒缓。并且全文不用一典，纯以白描手法行文。 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多为名位低下或仕途不顺的文人，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均为操文柄而爵位不称者。韩的古文多作于名位不振时，柳的古文也多作于被贬之后。李翱、皇甫湜、樊宗师大多穷困潦倒，古文运动缺乏来自上层的支持，其主张不可能得到实施。 其次，古文运动的中坚对赋的抵制并不彻底，与颂美观念有关。李华作过大量歌功颂德式的赋颂，萧颖士、元结、独孤及也都有作。韩柳本人也作过，如韩 愈的《元和圣德颂》，柳的《平淮西雅》二首。而骈文也在古文的影响下，扩大了题材内容，原来侧重于赞美功德、缘情写景的赋，发展到记事、载道、说理，无所不可。骈文技巧也有所发展，改变了初唐以来宏博典雅的风格，一变而为华丽浓艳，讲求用典的生僻和词采的繁缛。尽管其内容无异于文字游戏，但在应用范围内的扩展和艺术技巧的变化却也证明了它仍有存在有价值。 韩柳以后， 古文之所以衰落，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古文走向奇怪艰涩。 樊宗师、皇甫湜到沈亚之、孙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怪”和“涩”的毛病。如皇甫说：“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答李生第一书》）为了追求新异，把生涩奇怪当作创新，片面发展了韩柳古文中奇字难句的倾向。如樊宗师造生造杜撰，其《绛守居园池记》中“自将失敦穷华”、“梨深挠挠收穷”、“增乖怜围”一类句子。皇甫则采用古语骈句混杂的句式，沈亚之的文章凡涉及形容描绘，就竭力在琢句构思上出新，以至于离奇古怪。 另一个原因是散文仍局限在应用文中，韩柳的将以明功德的载道之文变成了讽世刺时、言志述怀的艺术散文，提高了古文的文学价值。但这种主张在当时还不为人所接受，如裴度就批评韩愈“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张籍也致信韩，批评他的文章“多尚杂驳无实之说”。在艺术技巧上， 散文受骈文影响很大， 在初唐就形成了骈散相间的特殊形式，韩柳也都注意从骈文中学习语言艺术。如韩的《进学解》、《送穷文》等名篇都是运单行散句于四言体格式，并杂有不少整齐对偶的骈句，柳的对、答一类文体喜用铺陈排比，吸取骈文句法更多。他们虽然标明要上追秦汉，在实际中仍须借鉴骈文。对于一般古文作者来说，都能做到比较平实朴素地叙述事情首尾，或谈论某种道理，但只要涉及到生动形象的描绘，就不像韩柳那样创造语汇和文法，只好借用骈文的句法和辞藻。 新士族所代替，门荫制又为贵宦子弟创造了特权，凭门荫入仕，不仅得官容易，品级较高，而且人数上也远高于科举。韩愈的《原性》就从多方面论证人的区别在于贤愚善恶而不在于贵贱贫富。柳宗元也概括孔子之道是：“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韩柳在梁肃、柳冕提出“先道德而后礼乐”之后，进一步否定了礼乐对社会治乱的作用，阐明了道德的基本范畴。以修身正心为治国之本，并落实到否定贵贱之别，进而使“以知役愚”上升到划分社会等级、维护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儒道的核心思想才完成了则礼乐向道德的转化。再次，韩柳将历代文人所奉行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准则变为“达则行道”，“穷则传道”。韩愈认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辞以明其道”，柳宗元也认为：“夫以退让自穷于丰富之世，以贻有位者羞，是习《易》之说而废其道也。”总之，在位则行道，不在位则传道，无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最为突出的是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之说。文以明道是纯功利的，不平则鸣的思想则明显地倾向于抒情和写实，它反映了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文学的抒情的特点。这一点，正是韩柳不同于他们之前的文风改革者最重要的一点。这个观点是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来的，在此之前，《荆潭唱和诗序》中也提出来了：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与明道思想是不同的，前者以理性为主，主实用；后者则以感情为主，主发抒。为什么韩愈在这里会出现这样一个与他的正统观念不同的主张呢？因为儒家早说有怨刺说，但他的不平则鸣与怨刺说不同，怨刺有一个尺度，要怨而不怒，不平则鸣则没有这样有尺度。这主要是他的入世思想在起作用，如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把张旭书法的成功归因于抒发了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淡泊无为于书法不会有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这个文学集团中的人都是贫寒出身，较易于理解和同情失意者。尽管韩柳散文的内容不尽相同，韩愈的文章以慨叹道德才 学之士的不平之鸣为主，柳文则抒写志士遭贬被逐的失意幽愤为主。抒写怀才不遇，有志难展是魏晋以来文人诗赋的一个重要主题，韩柳的这一转变标志着散文以应用文为主时代的结束，使散文产生了抒情文学的特殊魅力。 【例】 送孟东野序（韩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 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 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于天者以解之。第二节 韩柳在文体革新上成就 韩柳主张创新，这是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答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刘正夫书》在回答为文宜何师时说： “宜师古圣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题欧阳生哀辞后》：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 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他主张兼收并蓄，集众家之长，《进学解》：“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们的着眼点还不只是集众家之长，更重要的是独创。他们在创作中追求创新，追求不同于以往、不同于流俗的写法。韩愈屡说自己认为很好的文章往往为世俗所轻，时俗所重却是他认为不好的文章。《答李翊书》中说学古、创新分为好几个阶段：开始学习时，要做到去陈言；第二阶段是对古书有所取舍，欲去陈言而徐有所得；第三阶段是化境，虽学古而能自如，达到完全去陈言的境地。《答刘正夫书》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正是他们扭转了唐代古文模拟前人的倾向，在兼取经史诸子百家及辞赋的基础上，摒除了骈散夹杂的结构，根据当代口语提炼新和散文语言， 创造出上继三代两汉古文， 以奇句单行为主的新文体，以及与文体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方法。 骈文之不适于用，首先表现在不能如实反映事物，难于清楚地说明事理，陆机曾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唐宋古文尤其是八大家，则与此不同。其议论文能把繁复的事理说得条理明晰，逻辑严谨，气盛言宜，语带情感，适于论学 与论政。如韩的《师说》、《谏迎佛骨表》，柳的《封建论》、欧的《朋党论》、王的《上皇帝书》、《答司马谏议书》，三苏的策论、史论。能把不易讲清楚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人人能懂。同时还要说得圆满，使人莫见其隙。 写散文，要求层次清晰，衔接紧密，首尾一贯。但好的文章，于起灭转接之间，反有不可测识之处，前人甚至认为是奇气之所在。这种说法，看似玄妙，实则不难理解，因为客观事物本来说是复杂变化的，而散文又是讲求叙事、议论、抒情的结合，自然就不能平铺直叙，而要求结构的穿插变化。他们还善于使用白描手法，生动地刻画人物。他们注重口语的提炼，如柳的《段太尉逸事状》中“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显然来自口语，而且经过提炼。八大家所用的语言，比之先秦、两汉、六朝，比之后来模拟先秦汉魏的人，都更加通俗、简洁、明朗、准确，甚至可以说是古代书面语言中最为平易通达而近于规范化的语言。 古文也用典，但却发生了个变化，即将典故转化为历史性的叙述，其中加入了个人的理解和认识。如《进学解》： 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在形式上，仍是排比式的，但比较灵活，不刻意求严整。而主要的加入了个人的现实经验， 不是如骈文那样被历史的经验所代替。 晋范宁 《春秋谷梁传集解》：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唐杨士勋谓：“其失也巫”者，谓多叙鬼神事，预言祸福之期。清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录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 古文创作讲求“气盛”，要求以“言之短长与高下皆宜”来实现。骈文的节奏韵律无法满足古文的要求，而要求一种自然流动的节奏，不单纯是以散文取代 骈文。所以古文虽是散文，如钱穆所说：“然太白所为诸序，寻其气体所归，仍不脱辞赋之类，其事必至韩公，乃始纯以散文笔法为之。”同时，又强调：“韩公《送李愿归盘谷序》，竟体用偶俪之辞，其实尚是取径于辞赋，东坡以之拟陶渊明《归去来辞》是也。惟文中遇筋节脉络处，则全用散文笔法落转接，此为韩公有意运用散文气体改换古人辞赋旧格之证。”一般论韩愈古文，只说此处是吸 收借用骈文长处，实际上这是“气盛”理论的必然结果，以气行文，则不拘骈散。 再者，是虚词的使用。 韩柳古文把叙述与描写相结合，议论与叙事、抒情相结合，使之成为散文常用的手法。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即是典范之作。我们在这里用这样一种陈旧的表述方式来说明韩柳对散文的贡献，主要是为了易于理解。换句话说，韩柳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们创立文学散文的结构范式。这涉及到钱穆说的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常把作者本人表现在作品里。 我们常说的文以载道， 其实也是如此。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载道必能载入此作者之本人始得。（《中国文学论丛》，当然由此推论下去， 钱穆得出以下的结论就是正常的： “宋明理学注重人格修养，这正如韩愈所说：我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尤其如朱子、阳明，是理学家中能文的。他们的文章，也都能把自己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及对外应接都装入共诗文中去。从这里，我们更看得清楚些，所谓文以载道，其实是要在文学里表现出作者的人生。”这是对的，理学家也能写出好的文章，但他们不是文学家。区别在于， 文学家更关注以具体的情感、 物象来表现自我， 或者他们往往只描写细碎、平庸的自然状态，而宁愿将自我隐藏起来。而理学家则总要归于抽象的道，或对道的某种体悟，或以具象之物象征道。）散文发展到韩柳，其突出贡献也就是说使得他们的古文成为文学散文范式的原因， 就在于他们把作者本人表现在作品中。情志之真伪一直是中国文学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实中总有失去文学本真的时候，所以这个问题是永久的。骈文被历史层积的尘埃遮掩，而后世的古文又会被僵化的、虚伪化的儒学束缚。所以对中国文学来说， “把作者本人表现在作品中” 并非一个伪问题。 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作者本人表现在作品中”？韩愈在儒学史上的贡献在他首提道统说，我们看他的《原道》即可知。《原道》的根本是建立了一个各守其分的封建等级秩序和维护这个秩序所需的道德伦理观。但细读《原道》，其所谓“道”毕竟是建立在“相生相养之道”之上的。所以其所谓“道”，既包括了仁义道德，也包括君臣父子的等级规定，更包括驱虫蛇、为之衣、为之食、为之宫室、为之工、为之贾、医药、葬祀、礼乐、政刑、符信、武备。所以他的“道” 与柳冕的“发乎性情，系乎国风”的教化伦常的君子之道并不相同。柳宗元比韩愈说得更明白，“辅时及物为道”。所以韩柳所谓“道”还没道学化，其要点正在此，即他们所关注的是百姓日用之道，是相生相养之道，是包括了时代社会在内的各个群体及发生的各类事件，而这给他们的散文创作注入了生命力，形成了崇高的美学风格。“道”是较高层次上的关怀，“日用”则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两者的结合，突显了作者，把一个具有崇高精神、伟大理想和人民关怀的作者呈现于读者面前。另一方面，当作者关注于百姓日用时，就不是抽象的儒学思想所能局限，而生发出各种情感。即如韩愈，他身上的道学气要比柳严重，但仍能不拘于儒家的 “道”，所以宋朝的道学家一面赞叹韩愈的功绩，一面又很看不起他，说他是“倒学”，是因文求道。其实，不仅韩愈有可议之处，这种明道的文学观发展到极点，几乎就没有几篇能合乎要求，曾国藩说：“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道与文竟不能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有所失，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为无可怡悦。（《与刘霞仙书》）”而这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所在，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写作。我们先看一个例子，是韩愈的《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