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毛诗序和诗品序的区别摘要：本文就《毛诗序》与钟嵘《诗品序》的审美价值和功用价值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从写作背景、诗学指导思想、诗歌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肯定了《诗品序》的美学价值。关键词：《毛诗序》；《诗品序》；审美价值；功用价值一、 背景简介《毛诗序》又名诗大序，但不是毛苌所作，也不是毛苌传孔子学生子夏的作品。据《后汉书·儒林传》：“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卫宏为东汉时人，因此，他得以将先秦，特别是西汉以来儒家零散的论诗之言，综合为一篇比较系统完整的诗论。《毛诗》每篇之前都有“序”，阐释该诗或“美”或“讽谏”（“刺”）之志，大都篇幅短小，如《草虫》序仅一句，后人称之为小序，唯有首篇《关睢》之序较长，除了对于《关睢》的具体评价外，又总论《诗经》全书，重点论述了《诗经》之六义和言志与表情的关系，因此又被称为“大序”。《毛诗序》是我国古代第一篇专论诗的理论文章。《诗品》的作者为梁代钟嵘。《诗品》亦名《诗评》，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理论的批评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祖。钟嵘《诗品》分上、中、下三卷，共评诗人 122 人，原来三卷前各自有序，三卷序文与各卷内容并无相应的联系，故历来将三篇序文贯而为一，置之上品卷首，如《历代诗话》本就 据，建立了“滋味说”，钟嵘以“滋味”为诗歌批评的最高标尺。那么，从审美鉴赏的角度出发，怎样的诗才算是有“滋味”的呢？综观 《诗品序》，钟嵘主要是从以下四方面提出对诗歌的评判标准的。1.“形似说”沈约明确提出 “相如巧为形似之”，刘勰说：“近代以来，文贵形似，”但刘勰对“形似”有所保留。将“形似说”直接引入诗歌理论，并以此作为评诗的一项重要标准的是钟嵘。钟嵘将四言体与五言体进行比较，精辟地指出五言诗最显豁的特点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2．“情兼雅怨”钟嵘特别赞赏抒情的诗作，特别是抒发哀怨之情的诗作。钟嵘评定为上品的十二位诗人中，赞美其诗作是表现怨悱之情的，就占有七家之多。汉未魏晋六朝的政治混乱，充满苦难和忧患，是诗作凄沧忧愤的原动力。不平之鸣，具有感荡心灵的力量，这是钟嵘认为在情感色彩方面的标准。3.仗气爱奇钟嵘在《诗品序》中，末尾所举一连串的范作中，有 “公干 ‘思友’”，是为钟嵘所激赏的五言诗范作。现存刘桢《赠从弟》三首，也当属于“思友”之列，这三首正体现了“仗气爱奇”的审美特色。诗人在这三首诗中，以萍藻、松树、凤凰为吟咏对象，借物喻人，颂扬坚贞高洁的品格，赞美不与俗士为伍的高迈情操，可以称得上在命意和写法方面奇警不凡，语势方面超尘拔俗，具有奇警遒劲的美感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另外，钟嵘提出“仗气爱奇”是从“滋味”作为诗歌的批评标尺来提出的，具有 “奇警之趣和 “气壮之美”都是从审美角度来感动人的。 综上所述，钟嵘在《诗品序》中，以“滋味”为诗歌批评的最高标尺。钟嵘创造的审美中心论和《毛诗序》的政教中心论的论诗观点是泾谓分明的。从此以后，钟嵘的审美中心论的评诗观念影响着后人，使“诗之为学”成为真正的审美文学。 是这样，称为《诗品序》。现一仍旧制，无所改易。《诗品序》是钟嵘诗歌理论和批评主张的集中表现，对后代诗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二、《毛诗序》与《诗品序》的诗学指导思想（一）《毛诗序》首先，在卫宏之前对《诗》提出较完整的观念的要数孔子，孔子把 《诗》看作一种历史文献，对它的思想意义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对它的情感审美体验是：“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它社会认识的审美功用判断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等等。这些观念浸染着浓重的哲学色彩，贯穿着政教功利的追求。孔子在这里提出的颇为著名的“兴观群怨”说，确实高度概括而又全面地表述了诗歌具有的三种作用：精神感动奋发作用（兴），观察道德风俗盛衰的认识作用（观），伦理性的道德情感的教育感化作用（群和怨）。《诗三百》的内容并不全部符合“仁”的道德要求，孔子就重新加以解释和评论，作出“无邪”而“中正”的道德规范。“这就表明，孔子对《诗三百》的研究，并不是以认识诗歌自身的审美特性和艺术价值为致思起点，更不是以全面探讨和把握诗歌自身创作规律为目的，而是以宗法伦埋道德的功用去曲解和取代《诗三百》的固有内容及艺术价值，使之成为宣扬以‘事父事君’为纲的伦理道德教科书。”孔子的思想，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发展，到荀子之后学者撰写的《乐记》中，则否定了艺术应满足人们感官的审美需要，只强调诗乐的价值和作用在于道德教化，走上了 “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人道”。这“人道”也就是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为核心的宗法伦理之道。 《毛诗序》记录了汉代儒家经师的学说，把《诗三百》的作用阐释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以说是总结了先秦以来诗歌接受和创作经验的一篇通论，主要阐述 “作诗言志”，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的性质和特征，将儒家种种诗歌观念进行第一次组合，儒家诗教在批评领域被完整地、正式地确定下来。《毛诗序》继承了以政教为中心的诗学传统，成为儒家诗学思想的传人。如《毛诗序》对《关睢》一诗的阐释就很说明问题，《毛诗序》篇首说：“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睢之义也。”卫宏把一首普通的民间情歌，抬到“用之邦国”的崇高地位。再如 《毛诗序》说的：“美盛德”，“下以风刺上”。所谓美，就是歌颂贵族统治者的品德功业；所谓“刺”，则是讽谕过失。《毛诗序》的含义“是说《诗经》中的每首诗都含有或‘美’或‘刺’的意义，要求汉代经师以宣扬君臣，父子，夫妇等宗法伦理道德观念为纲，去解说《诗经》每首诗所含有的‘正德失’的‘美’或‘刺’的微言大义。”《毛诗序》对“六义”中的风雅颂的阐述，着眼于政教得失：“风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面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颂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说明“六义”说的实质，也是为了把三百零五篇的内容，全部纳入“美刺”说中，以服从于 “美刺讽谕以 教人”的儒家诗教传统。（二）《诗品序》魏晋六朝是诗学流派由政教中心论转变为审美中心论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变主要是诗歌观念的转变，一是诗歌创作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从“指向思维”转向“我向思维”；二是从功利的追求转向审美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 “文以气为主”，陆机《文赋》首标“诗缘情而绮靡”，此时的诗歌创作，实际上己转向 “缘情而发”的发展趋势，由于政教中心论诗学的传统影响太深，很多作家、理论家还表现出一种折衷的倾向，先是“情志”并提，后来发展为“情志”合一而称“意”：“常谓情志所托，以意为主”。但是这个“意”已为一己之意，并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表现为一定的审美趣味的诗学新观念。“我向思维”的确定，使魏晋南北朝文学家的主体意识猛然觉醒并不断被强化。刘勰将作家的创作因素集中起来表述为：“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这是文学创作走向自觉的胜利。曹丕以“丽”（诗赋欲丽），陆机以“绮靡”，沈约以“繁文绮合”，肖子显以“气韵天成”，肖绎以“宫徽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来突出诗的审美特征。诗人的审美意识随之增强，不同程度地淹没乃至否定了作诗的功利目标。六朝以后的作家、评论家以“椅丽”来概括建安以来的诗、文学、散文的风姿，表明了六朝美感文学的特征，尤其是诗，进入了美学王国的疆域。六朝齐梁时期最杰出的诗学家钟嵘，所著的《诗品》，否定和扬弃了政教中心论的诗学传统，创立了审美中心论的诗学体系，把诞生于魏晋的审美中心论的诗学见解，推向了成熟的阶段。在《诗品》中，中国诗学观念转型得到了 集中的表现。在《诗品序》中，论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史，概括了诗歌审美创造理论。钟嵘在 《诗品序》中指出，“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指出了五言诗的开端。“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指出了五言诗的发展。“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指出了五言诗的中兴时期。在诗歌理论方面，钟嵘在 《诗品序》中，涉及了诗歌的产生和功用，提出了 “滋味”说，反对用典的过分，提出“声病”说。三、诗歌理论（一）诗歌的产生和功用《毛诗序》从文体诗而不再是文献 《诗》的角度正式确认了 “作诗言志”，以诗人作为创作主体，阐述了诗的精神特质与诗歌创作心理的发生过程，它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作者指出，诗人做诗，是有志在心，受到情感的激发，不得不言，必言之而后快，这是诗歌产生的审美心理基础。“言之不足”指用一般的话语不足以表达“情动于中”的状态，为了淋漓痛快地表达自己的深远之志，于是“嗟叹之”。“情动于中”是诗人感情的积蓄和勃发，形之于 “嗟叹”之言便成了优美的诗句。《毛诗序》的这段话，言志抒情的论点并不自此始。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先秦的《礼记 ·乐记》也有了类似的论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 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书·尧典》也有类似的说法，《荀子·儒效》也说过：“诗言是其志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毛诗序》不仅继承了 “言志”之说，而且发展了“兴情”的理论，《毛诗序》的理论比 “诗者志得之理而明其指”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钟嵘的 《诗品序》则依据先秦以来的古代情感心理学，对促使诗人创造出具有巨大美感力量的诗歌的创作动力，作出了理论概括。《诗品序》开篇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认为，大自然中的“气”，导致四时节候的更迭，使万物萌动衍生，自然环境的变化，又触发人思绪情感的激动和摇曳，于是就产生了歌舞，《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毛诗序》如前所说，也有“诗者，志之所之也。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论说，看来钟嵘的观点是继承了前人之说。但是，钟嵘在诗歌的产生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钟嵘指出 “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说的是自然季节之更替，引起诗人情感的起伏，诗歌由此而产生。钟嵘在 《诗品序》中所引用的几个典型诗句如：“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都被钟嵘称为 “皆由直寻，即直抒胸臆，触景生情的佳作名句”。钟嵘把 “物之感人”加以具体化，即可以托物抒情寄寓诗人的思想感情，又可以直接歌咏风花雪月以体现诗人的趣味。“直寻说”就是少一点人为的雕画，多一点自然的真美，造成审美效果的 “直致之奇”。钟嵘在 《诗品》中首先提出 “直寻”这一审美创造的观念，表明那一时期的诗歌 理论家，己察觉到了“艺术是对于真实的直观写照，或者是形象中的思维。”钟嵘的“直寻说”，对唐以后诗歌发展影响很大，为司空图诗论 “直致所得”之本，进而溶进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妙悟说”。《序》的结尾又举了一连串的范作，除掉失传的篇章和泛指的题材，过半数都是怨诗。”这些“怨”诗的作者，属于社会上层的文人，他们的 “怨”，是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有了对自己个体价值实现的追求，才能通过“怨”来表达自己的审美情感。《毛诗序》从诗歌的功用来说，主要强调了两点。1.治世作用：《毛诗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强调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毛诗序》还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使诗成了“治世”之托了。《毛诗序》继承了《乐记·乐本》篇和《荀子·乐论》篇的思想，强调了诗的感化作用 “动天地”，强调了诗歌关乎着社会的兴衰成败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序》用儒家规范来制约，以至扼杀诗人的创作自由，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了。2.教化作用《毛诗序》开篇说：“《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强调“风”起的是教化作用。又说“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进一步说明风的教育作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五个内容，则进一步规范了教育感化普通人民的具体内容。《毛诗序》把《诗》的作用具体归结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完全遵奉了儒家诗教，以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功用主义观念，来看待 《诗经》，抹杀了《诗经》的审美功用。钟嵘的 《诗品序》在强调诗歌的作用方面主要也有两点。1.指出了诗歌的社会作用《诗品序》指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重复了《毛诗序》的说教，一承旧说，至于“穷贱易安幽居靡闷”之说，反而抹去了诗歌揭露黑暗现实的锋利芒刺，使它成为自我安慰的心灵调和剂。“群怨说”，虽提到感化和讽谕的社会作用，但也是承孔子之说，且主要是表现个人的感情，强调自我意识，在社会群体方面的教化作用已不是那么突出了。2.指出了诗歌的审美作用钟嵘强调诗歌的审美作用，提出“滋昧说”，即把诗歌使人产生审美情感的作用视为诗歌功能的首要目的。《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明确指出，诗歌的审美作用是打动读者心灵的关键。作者的意思是指 “诗歌作品必须经得起欣赏者的反复品味，能使欣赏者获得咀嚼不尽的美感的 “滋味”，并激起其强烈的审美情感，方为诗歌的最高造诣。”（二）诗歌鉴赏及批评方法《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风雅颂作为诗的种类，都被《毛诗序》阐释为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毛诗序》对赋比兴作了最初的概括。《毛诗序》出于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在谈到诗 歌的言情特点时，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承认情感对诗歌创作的作用，但又把它约柬在儒家的诗教伦理道德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毛诗序》所提倡的抒情是带有条件的。它提出“吟咏情性”，却又附带“国史 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条件，功利目的随时摆在诗歌创作的前面，所以我们说 《毛诗序》既有超越前人的一面，又有遵循前人的一面。《诗品序》中，钟嵘将“《诗》有六义”变为“诗有三义”，彻底跳出文献《诗》的规范。钟峡还将赋比兴三者关系和位置重新作了调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日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钟嵘将“兴”置于“三义”之首，这才真正使诗的“吟咏情性”的审美特质得以突出，“文己尽而意有余”是他对“兴”的总括。赋虽意在铺陈，而非直言“政教善恶”；比，已由比喻之谓而转化为因物喻志，突出了诗歌的内在意蕴；兴，从以善事喻劝之说一变而为言短意长，回味无穷，着重在诗歌的艺术魅力。而且，钟嵘认为，赋比兴三种手法应该依据艺术表现的需要灵活机动地交替使用，或同时兼用，这样既可避免诗歌的艰深晦涩，也不改浮泛直露，方可达到有“滋味”的艺术境界。《诗品序》说诗是：“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烛照三才，辉丽万有”，突出了情感的重要作用，把诗推上了美感文学最崇高的地位。钟嵘在评论曹植时提出“情兼雅怨说”，并不是指“怨而不怒，能发于情止乎礼义，而是指清厉愤激的怨情表达得深沉婉转，反复低回，具有含蓄蕴籍的审美特征。”从这点来看，钟嵘《诗品序》和《毛诗序》有着本质的区别。钟嵘在《诗品序》中，以五言诗在审美创造上最有 “滋味”的新成果为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