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公共投资作为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公共投资长期为人们所关注。关于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学术界作了大量的研究。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刺激效应。Ratner(1983)在总量生产函数框架下，利用美国 1949～1973 年的年度数据，估计了公共设施对总产出的影响，发现公共资本 (不包括军用设备和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06。Duy-Deon 和 Eberts(1989)禾 I]用 28 个标准都市统计区 1980--1984 年的数据，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发现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 0．08。Ford 和 Poret(1991)利用11 个 OECD 国家 1960～1989 年的数据，发现公共资本在比利时、加拿大、德国和瑞典有显著的效应。同时他利用美国 1957～1989 年数据，得出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 0．39～O．54。一、政府公共投资的内涵在有关的经济理论文献中，政府公共投资一般被界定为由政府投资形成资本的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不能在微观层次上直接介入企业活动的领域，因此，政府投资往往限定于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所以这种投资被称为公共投资，也被称为政府投资。Holtz—Eakin(1994)在分析美国公共投资的形成与增长时，将公共投资按照其最终用途分为四类：一是教育投资；二是道路以及高速公路投资；三是污水处理设施投资；四是公共事业投资。日本对公共投资的定义相对广泛一些，EtsuroShioji 也将公共投资分为四类：一是教育类投资；二是基础设施类投资，包括公共房屋、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水的供给、城市公园、道路、港口、机场、工业用水等投资；三是国有土地保护，包括山脉、河流与海岸的保护；四是农业和渔业类投资。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公共投资的效应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外的研究文献中，政府公共投资效应还没有确切的定义。笔者认为可将政府公共投资效应一般界定为政府公共投资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综合效益。相对于民间投资，政府公共投资不仅产生经济效应，而且更看重其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政府投资的经济效应可以通过货币度量，而其政治效应与社会效应一般难以用货币来衡量在提供公共产品、提高社会福利的同时，还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公平，保障国家安全、稳定，保证社会秩序安定，协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问的矛盾，确保生态平衡，推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政府公共投资的这三种效应之间关系密切，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经济效应的产生能够带来良好的政治与社会效应，后两者又会能动的反作用于前者。实现良好的政治与社会效应是政府公共投资的根本出发点，也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同时经济效益的实现又是其他效益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效应则是经济与社会效应产生的集中体现。因此，三者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与政治和社会效益在优标准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所以它们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又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对立。虽然政府公共投资的资本来源决定了政府公共投资所追求的经济效益应服从社会效益，并最终显现政治效应。但长期以来，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相互牵制和阻碍，政府公共投资往往在经济效应的产生和经济效益目标的实现方面表现的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