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第二，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以武装的农村包围被反革命占据的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第三， 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植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为了支援淮海战役前线解放军，山东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千里远征，随军转战，真正做到了“要人有人，要物有物”，“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有力地保障了大规模作战需要，对战役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确保交通、通讯线路畅通，山东人民积极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架设电话线。淮海战役发起前，解放军收复了胶济、津浦（山东段）两条铁路。由于战争的破坏，这两条铁路不能畅通，严重影响了部队和战勤物资的运输。为了恢复和保持铁路通畅，山东铁路工人和沿线人民遵照华东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指示，响亮地提出“军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口号，不分昼夜阴晴地抢修。首先修复了津浦铁路济南至兖州段 胶济路济南至坊子段。徐州解放后，又修复了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陇海铁路的徐州至新安镇段。在修复济兖段铁路时，山东共动员 185 万民工和 3.6 万名工人，突击 3 个月，修桥 31 座、铁路 128 公里，保证了线路迅速通车。山东广大群众还日夜不停地抢修公路、桥梁，从 1948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0 日，鲁中南人民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在陇海路北的大片新区内修通了临沂至滋阳、台儿庄、潍县等总长 2650 里的 31 条公路、195里的大路，开辟附路转道 99 处，修建桥梁 380 座，使主要交通干线全部畅通，保证了前方物资军需供应。除保障交通畅通，电话线路的架设也主要是由鲁中南区组成的线路抢修队和民工完成的。鲁中南区动员了 2642 名民工，协同电话队员分别架设了临沂至沂水、十字路、郯城、邳县，临沂通运河车站、峄县、滕县，兰陵通台儿庄、贾汪、徐州等地的5 条线路，全长 438 公里，用电线杆 4652 根、电线 38690 斤。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重要一役，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直接导致了蒋介石的下野。这个在兵力上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凝聚了 60 万人民解放军的浴血奋战，更凝聚了 543 万支前民工的倾力付出。正如陈毅元帅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2017 年 12 月 13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江苏徐州凤凰山东麓，瞻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向淮海战役烈士敬献花篮，并深有感触地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靠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一大批将帅和战斗英雄，更靠人民的支持和奉献。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我们要好好回报人民，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新时代，理解淮海战役的“人民史观”，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第二条战线的开辟为了适应扩大内战规模的需求，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猛增，造成整个财政入不敷出，陷入危机。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数额占到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 1947 年4 月,南京的物价比 1946 年 12 月上涨了 4.3 倍。政府规定的国立大学学生每月的副食费仅够买两根半油条，靠工资收入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维持生活的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于是，一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5 月 20 日，在上海局和南京市委的领导下，宁( 南京)、沪( 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 个专科以上学校的 5000 多名学生在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 19 人、轻伤 90 多人，被捕 20 多人，这就是“五·二零血案”。在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政府的骑巡队对峙 6 个小时。当天，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到会讲话，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掩盖他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事实。学生游行队伍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 7000 多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北大宣传卡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进行持续 5 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等口号。与此同时，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学生运动的高涨，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随后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60 多个大中城市，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3 天后，新华社发表时评，指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可以与之相比，而“这次群众运动的规模气概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5 月 30 日，毛泽东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盛赞这次爱国学生运动。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二零”运动。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丧失人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的“劫收”使得民怨沸腾。第二条战线体现了当时人心之向背，是第一条战线的有力补充。中国知识界对“两个中国之命运”的选择1949 年，国民党政权的道义威信几乎已彻底丧尽，完全变成了腐败无能、腐朽没落的代名词，不仅战场上失败，在知识分子中已人心尽失。在大陆知识界，1948 年 3 月 27 日选出的 81 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 24 位在 1949年选择了离开，占全部院士的 29.6%，其中 10 位是人文组院士，占 28 位人文组院士的35.7%。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之所留下来，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并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新闻界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除成舍我之外，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等几乎都在香港登上了北行的轮船，出版界、文艺界、学术界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难怪长期以文化人身份出现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的最后无比感慨地回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吗？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社会各阶级包括知识界对国民党非常失望，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下来拥护“光明的新中国”、建设“光明的新中国”，这很好说明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性、落后性以及败亡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