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共和国文学范式的确立

发布时间:2024-01-12 16:01:49浏览次数:26
福师《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共和国文学范式的确立一、俞平伯简介  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以字行,字平伯,德清东郊南埭村 (今城关镇金星村)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 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 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 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 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 年 3 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 9 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 1987 年,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选集》等。1990年10月15日逝世,终年91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二、1954 年受到批判  党在 1954 年下半年就要公布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详细内容,因此必须动员全部人口,不允许任何事情干扰经济计划。党再次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来推动其经济计划的实施,于是又从文学界着手。  这次运动是从对具有西方倾向的学者俞平伯进行比较温和的批判逐渐开始的。批判俞平伯,是要动员非党知识分子,为党的革命性的经济变革作准备。   俞平伯拒不服从党在 1953 年关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解释中国古典文学的命令,于 195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坚持他在 20 年代初得出的观点。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而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党与俞平伯发生冲突,不仅因为俞平伯在思想意识方面离经叛道,还由于他抵制党的指导。俞平伯把他 1954 年的那篇文章的草稿送交胡乔木审批,胡乔木提了些意见,并要求他重写。俞没有修改,径直把文章送到《新建设》杂志,并在该杂志发表。这表明,党的宣传部还没有完全控制各种杂志。两名青年学生李希凡、蓝翎在山东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观点模糊的文章,1954 年 10 月 10 日的《光明日报》和 1954 年 10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此后,大量的文章和社论对俞进行攻击。  对俞的批判是为了表明,以这两位青年批评家为代表的受过党教育的青年学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战斗性,比以俞为代表的学者和学科对党具有更大的价值。胡适的避免先入为主的方法,成为这次运动中这一方面的主要批判对象。党宣称,对于胡适来说,“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陆侃如:《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文艺报》,1954 年第 21 期)党通过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试图要颠覆这种说法。  同后来对冯雪峰及其他党内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相比,对俞平伯及其著作的批判还是有克制的。三、俞平伯先生的风骨作者:胡天培(来源:北京晚报)近日翻阅旧报纸,偶见《作家文摘》第 377 期转载《文汇读书周刊》谷林先生的文章《观望俞平伯》中,摘录了拙作《俞平伯先生二三事》里的一段文字。谷林先生认为,笔者“首次披露了俞平伯先生在‘文革’期间的一件奇事。表现了俞先生的奇行壮举”,并由此可以看出,“平伯先生沉默表面上静如止水,但其内核却潜藏着一种伟大的力量,一团奔突不息的活火,它总是要找一个突破口,势不可挡地喷涌出来。”谷林先生还写道:“这件事现在想起我们真要为他老人家捏一把汗,因为单凭这一句话,就足够把他打成反革命了。”谷林先生所指之事是 1975 年夏,在京南团河宫乾隆皇帝罪己碑前发生的。当天社科院(当时称学部)文研所的工作人员在农场劳动之余,到团河宫参观。我陪同前往。俞先生因年高体弱,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情绪不高。当来到罪己碑前,听介绍说该碑是 根据乾隆皇帝为修建团河宫耗资过大而下的罪己诏刻制而成,先生顿时精神一振,挤过人群,走到碑前,仔仔细细看完了整个碑文,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立时全场肃然。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公开讲出这句话,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高度和知慧的,只有俞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长者,才能机智、委婉而入木三分地说出这句话。当时“文革”败局已定,冤狱遍布全国,经济频频崩溃,但江青等人不肯认输,不做半句自我批评,而在搞什么“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全国有正义感的人民早已义愤填膺,可都是敢怒不敢言。我把俞老先生的这句话和其他两件事写成文章《俞平伯先生二三事》寄给北京晚报。发表时只有前两件事,但也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据当时晚报副总编李凤祥先生说:文章见报不久,他就接到俞先生的高足、北大名教授吴小如先生的信。吴教授说文中的俞先生写得很像本人,很生动。当时俞先生的家乡浙江省德清县正在编一本有关俞先生的书,吴教授立刻推荐了我那篇小文,并被收编在书中。几家文摘报做了转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槐下的俞平伯》一书也选用了是文。文章的第一件事是俞先生和文研所所长、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先生一起挨斗时,俞先生巧妙地为何先生解围的事。另一件事可能是因为篇幅关系被编辑删除。我觉得那件事也足以表现俞先生的风骨,现补写如下:俞先生在建国后不久就被最高领导点名批评,冠以“反动”帽子,江青闯进《文艺报》编辑部,质问总编冯雪峰为什么“压制”小人物批判俞平伯!为此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但俞先生毕竟是大作家、大学者,凭着他杰出的学术地位,还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在当时工资是相当高的。“文革”一开始,俞先生就被抄了家,把他赶到一个小房子里住,工资也遭扣发,只给少许生活费。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学者、华裔学者渐渐多了起来,不少人都打听俞先生的消息。有些人甚至要求会见俞先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学部当局不得不给俞先生调整住房,补发工资。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来到俞先生家。俞先生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 :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都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来人面面相觑,无以答对。俞先生说 :其实我并不在乎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说得几个 人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在那“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时期,俞先生敢于直言,吐露心声,表现了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是难能可贵的。 四、俞平伯故居北竹杆胡同 38 号  作者:王之鸿   北竹杆胡同属东城区朝阳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北往南数的第一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朝阳门南小街和朝阳门南大街,长 600 余米,北侧有支巷通朝阳门内大街。明代,称“老君堂”,因胡同内有一座老君堂而得名;清乾隆时称“老君堂胡同”,宣统时复称“老君堂”;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胡同北侧的“北井儿胡同”、“南钓鱼台”两条南北向的小胡同并入,因在“竹杆胡同”以北,故改称“北竹杆胡同”。  北竹杆胡同 38 号,旧时的门牌是老君堂 79 号,在胡同东段南侧,是一座坐南朝北有东跨院的二进四合院,由四个自然院落组成,占地面积为 844 平方米;有房屋 53 间半,建筑面积为 361 平方米。院门为“如意门”①,门楣与戗檐上的精美砖雕至今保存完好。  此宅原为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住宅,现已出售给房屋开发公司。  俞平伯(1900-1990),作家、学者,原名铭衡,浙江德清人。191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出版过诗集《冬夜》、《西还》、《忆》和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 、《燕郊集》等,所著《红楼梦研究》为“新红学派”②代表作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俞平伯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樾。家学渊源与聪颖勤奋,使俞平伯在 22岁的时候便出版了学术专著《红楼梦辨》,奠定了其在红学界的地位。俞平伯在学生眼里,他的相貌与他的学问是不成正比的,而且反差很大。当年在清华大学有一种风气,学生可以在校园刊物上公开评议师长。因此,就有学生这样描写俞平伯:“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却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吗?”  1952 年至 1954 年,俞平伯将其旧作《红楼梦辨》删改、增订,易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又 发表了多篇研究《红楼梦》的论著。1954 年秋,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了两篇有关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文章寄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没有被刊用;又寄到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得到发表。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并引起他的关注。10 月 16 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压制“两个小人物”很有生气的文章,表示了愤慨,并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之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质问〈文艺报〉编者》和李希凡、蓝翎的新作《走什么样的路?》等文章。一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开始了,俞平伯成了众矢之的;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批判的矛头也不只是俞平伯了。  客观地讲,毛泽东对《红楼梦》不仅喜欢,而且颇有研究,堪称是一位红学家,他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也有批注,认为俞平伯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对于《红楼梦》,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  《毛泽东读〈红楼梦〉的独特视角》一文的作者刘仓是这样评论的:“毛泽东与俞平伯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迥然不同。所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时,毛泽东自然会支持这场批判运动了。”  据当事人回忆,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导性批判文章的作者并不是红学专家,为文只是奉命行事,署名也是上命难违。因此,出现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的倾向是在所难免的。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中首当其冲,在更加猛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更是在劫难逃。家被抄了,住房被挤占了,工资也被扣发了,“最高指示”③中有去“五七干校”④参 加劳动,“老弱病残”者可以除外,俞平伯已是古稀之人,自然属于“老”,但去“五七干校”却没能除外,带着老伴去了河南息县,住在东岳集农家。日后俞平伯先生作诗回忆那段时光,很有情趣:  其一,  茅檐绝低小,一载住农家。  倒映西塘水,贪看日西斜。  其二,  樱子黄先赤,红桃间绿桃。  塘看嬉扁嘴,延颈白鹅高。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学者、华裔学者逐渐增多,不少人打听俞平伯的消息,有的人甚至要求拜访俞平伯先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给俞平伯调整了住房,补发了工资。  一天,俞平伯所在单位的人去给他送补发的工资。俞平伯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平伯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来人更是无言答对。俞平伯接着说:“其实我并不在乎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其时,“文化大革命”还远没有结束,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没有停止。  在逆境中能够怡然,智也;在逆境中敢于直言,勇也。这的的确确是俞平伯先生。
文档格式: docx,价格: 5下载文档
返回顶部